“4821”（即1948年中央选派21名中央领导人和烈士子女留学苏联的别称）每年欢聚一次，他们一起回忆当年中央的那个英明决定：在解放前，派他们去苏联，并指明不学军事、不学政治，只学经济、工业，为建国做准备。

　　学成回国后，“4821”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担当重任，大都成了各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领军人物。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高岗之子高毅就是。

　　高毅一直婉拒采访，理由很特别：中文不好。今年是“4821”同学留苏60周年，借这个机会，记者再次将电话打到他家，他说，你来吧。

　　在北京海淀一处住宅区，记者见到了高毅。满头银发的他与其说中文不好，倒不如说他不善于与人打交道，问两句，答一句，或者一个字解决问题，要么就用俄语征求老伴儿意见。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夫人宋丽达对记者说：我妈妈是苏联人，我们俩从小在苏联长大，虽然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但回到家，门一关，还是苏联的生活方式，加上来往的都是留苏的同学，所以中文倒成了第二语言。

　　留学苏联

　　高毅在1938年成为“高干子女”之前，与母亲杨芝芳一起给地主家打工好长时间。

　　当年高岗和刘志丹在外轰轰烈烈闹革命时，却不知道，妻子和儿子在老家陕西横山差点被地主卖掉，幸亏高毅的舅舅得知，赶紧想法让他们母子逃走。陕甘宁根据地建立以后，高岗才找到他们母子，并把他们接到瓦窑堡。在这里，杨芝芳入了党，担任瓦窑堡被服厂厂长。被服厂经常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杨芝芳还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高毅也是从那时起，作为一名“高干子弟”进入延安保小读书。

　　高毅回忆说，1939年周恩来因马受惊摔伤了胳膊，要去苏联疗伤，他和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刘少奇子女刘允斌、刘爱琴以及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等一起跟着去苏联，在第二国际儿童院读书。

　　“1947年哈尔滨解放，我回到哈尔滨，在哈工大预科学习。”高毅说。

　　但因为中文不好，高毅在哈尔滨生活并不习惯。第二年就和20个中央选派的学生一块儿回到苏联，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土木系学习建筑。因为自己对土木系不感兴趣，高毅想学其他科目，却被拒绝。1951年底，还没有完成学业的高毅提前回国，按父亲意愿，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机械。

　　在哈工大，高毅结识了化学系学生宋丽达。宋丽达的父亲祖籍山东，早年闯关东到了东北，后来去苏联参加红军，从事情报工作。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他被派到哈尔滨公安局工作，宋丽达也随父亲在哈尔滨工作。

　　“因为我爸爸的事，我们没毕业，就被分配到哈尔滨120工厂工作。”因为在苏联养成的习惯，高毅常和朋友开玩笑，有话就说，直来直去，从无顾虑，落了个自由主义的帽子，被定个内部右派。“还来批斗我，说我为什么不揭发。”宋丽达接着说，“当时我是共青团员，因此给我一个团内处分。”

　　“高干子女”

　　高毅的母亲是1938年与父亲高岗解除婚约的。

　　在那一年，杨芝芳担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会长，总会的理事长是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陕甘宁边区分会所辖延安儿童保育院，杨芝芳兼任院长。建国后，杨芝芳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西安市第一保育院院长，全国妇联第一届执委，她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01年以96岁高龄在西安去世。

　　宋丽达介绍说，“电影《马背上的摇篮》就是拍杨芝芳妈妈她们保育院的。建国后她也去了哈尔滨，但寒冷的气候，让她待不下去，就回到陕西。为了照顾妈妈，我们全家跟着迁到西安，我和高毅调到430厂做技术员，他搞工艺，我搞设计。”

　　“文革”中，高毅被定了个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送到咸阳纺织器械厂隔离审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