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一位名叫邓淑清的老人反馈说，这名烈士很可能就是她未曾谋面的小叔子，证书中的烈属“吕邦俊”正是她早已过世的公公，可烈士本人名字不对，比照家里收藏的两张军属证，出现了3张证书3个名字的“怪事”。

　　第一张军属证系烈士所在军部于1950年8月12日签发，名字为“吕金财”;第二张军属证为上级单位于1950年8月29日签发，名字为“吕敬财”。此时吕还在服役，这两个名字虽不一致，但无疑更接近其生前所用名字。

　　李红旗推测，烈属证上的“吕奎才”，“奎”字疑为“金”之笔误，“才”则与“财”读音相同。所幸烈属证上其他信息与两张军属证上的记载都能吻合，他才确认了这名烈士及其家属的身份。

　　据吕奎才的发小、78岁的李国志老人回忆，吕小名“百岁”(音)，在家似乎并无大名，估计是参军后才取了一个名字，“那时大户人家的孩子才有名有姓，穷人家的孩子经常长到很大都没有名字。”

　　面对手上3张名字不同的证书，如今年近八旬的邓淑清也不是很确定，小叔子到底叫什么。

　　两名烈属相继找到的消息见诸报端后，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栏目介入，开始协助李红旗寻找天津籍烈士李金树，天津民政、公安等部门一路绿灯，但没有查到相关线索。

　　李红旗后来知道，李金树的大号也是在部队起的，他在家时小名大柱，3个弟弟分别叫二柱、三柱、四柱。巧合的是，50年代二柱上夜校，老师给起了一个名字也叫“李金树”。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和兄长重名，更不知道兄弟二人已是阴阳两隔。

　　烈属证上登记李金树家在“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当年河北辖下的天津早已升格为直辖市，且查遍资料也没有一个“满楼区”。

　　后来李红旗求助天津媒体，一读者看了报道后想到，隔壁潘楼村有个叫“李金树”的老人仍然健在，他的父亲也叫“李同玉”，与报道中提及的烈属同名，一问方知健在的“李金树”乃是烈士李金树的亲弟弟。

　　他之后得知，李家所在的潘楼村原属张窝乡管辖，“张窝乡管辖的潘楼村”被错写成“满楼区张窝管村”，乡、村两级地名颠倒，“潘”也笔误成了“满”。

　　李红旗推测，这些烈属证当年之所以没能及时送到它们的主人手中，人名、地名对不上应是主因。如果考虑到当年的技术条件和战争环境，加之很多战士不识字，这样的错误也在所难免。

　　繁琐的考证并非只为厘清真相，这群从中国乡村走出去的“最可爱的人”，他们一个个鲜活地生过、笑过、忍苦、战斗，最后为国捐躯，他们的名字不该湮没在历史的烟尘里，永生沉默成为无名烈士。

　　烈士的苦难身世

　　寻访过程中，李红旗逐渐了解到了这些烈士的苦难身世。他说，他一次次泪眼模糊。

　　烈士陈玉山家中兄弟姐妹8个，他排行老二。因为家庭贫困，加上人太老实，30多岁也没能娶上媳妇。弟弟陈玉清说，他们那一带在解放前属于共产党的地盘，经常遭到国民党“还乡团”的侵扰，“他们一来，整个村子都跑得没人了。”就是在那样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陈玉山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

　　吕家大嫂邓淑清说，吕奎才是北平解放(1949年1月31日)前3天的晚上被国民党部队从被窝里“掏”走的，之后接受改编成了一名四野战士。

　　吕奎才的发小李国志说，他至今记得两人儿时一起弹玻璃球、下河摸鱼儿的情形。在老人的记忆里，这名儿时伙伴老实巴交，不识字，也没机会学门手艺，只好卖苦力，“那时人们不像现在这么多想法，就是干活吃饭，吃饭干活。跟个小鸡儿似的，多扒拉两下，嗉子(鸡的食囊)就能饱一点儿。”

　　和默默无闻的陈玉山、吕奎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