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把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取消。“禁令一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老郭那时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许多朋友都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老郭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我自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李佩先生回忆道。
钱学森也在1955年回到祖国。1956年2月、6月,钱学森两次给郭永怀飞鸿传书,盼他回国的急切之情跃然笔端:“快来,快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的乐园!”“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办公室,你的住房也准备好了,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在钱学森等人的召唤下,响应祖国建设需要,1956年10月,郭永怀拒绝了康奈尔大学的百般挽留,放弃优厚条件,乘船回到祖国。
郭永怀一回国,就和钱学森、钱伟长投身于刚组建的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1956年年底,郭永怀受命出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随后,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
为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1963年中央开始在青海进行试验,郭永怀经常在北京和青海奔波,频繁的高原反应,使50多岁的他显得格外苍老。
“1964年10月的一天,老郭和同事一起吃饭,平时他们很少聚会,但那天他们都非常高兴,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李佩先生回忆道。
“老郭从没跟我说过他干什么,我也不问。他经常出差,每次要出差的时候,就自个儿拿一个小的手提箱,装一点衣服搁在里头,单位给他们几个配了个车,那时我一看到车停楼下,就知道老郭又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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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华一家
见证毕加索给毛主席作画
从住进这栋小楼开始,李佩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低调而细心的科学家夫人,郭永怀的学生至今还记得,那时郭老师包里总会有个苹果,那是师母给郭老师预备的点心。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每天给郭老师包里放苹果的人,曾经在国际民主妇联上,代表中国女性发出了第一声。
李佩19岁时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38年至1941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担任过西南联大学生会副主席,创办工人夜校,与纺织女工打成一片,给她们讲习知识和进步思想。1945年11月,第一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巴黎召开,86个国家的团体会员应邀出席。李佩因出色地组织了许多重大社会活动,加之一口流利的英语,被选中代表中国妇女在国际大会发言。
李佩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她说自己并不能代表中国妇女,应该给共产党的代表保留一席之地。后来李佩回国,大会秘书处的来信或者来电就发到李佩这里,再由她去分投各地机关,包括当时的八路军办事处。这项工作,李佩一直干到1947年2月,她决定出国时为止。
这次大会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插曲,李佩见到了当时来巴黎参加国际工会的邓发,邓发说绘画大师毕加索要见他,以对传说中的延安表达敬仰之情。“我只是记得,毕加索让邓发带一张画送给毛主席,邓发还拿着画让我看了一下。”但不幸的是,邓发回国后,在赴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和叶挺、王若飞等人一道罹难,那幅珍贵的油画也从此消失。
俱往矣,李佩在嫁给了郭永怀之后,很少对人说起这些经历,她只是在家庭中辅佐老郭、照料孩子,在自己的工作岗位默默耕耘。
老郭走了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按计划要从青海核弹研究基地返京,但却迟迟没回来。那时,李佩已随工作单位——中国科技大学到安徽合肥工作,她接到所里的紧急电报,连夜乘火车到北京,一进家门就感觉出异样,老郭的领导同事站满了屋子,茶几上放着一片熏黑的镜片和怀表,当领导把飞机失事的消息告诉李佩时,她没掉一滴眼泪。采访时,李佩的外甥女陪同在她身边,回忆当时情形,她说,“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
那个她一直叫做老郭的人,再也看不见了。在外人看来,这个50岁就两鬓斑白的“老头”,总是低着头走路,步幅很大,甚至秋风吹落的树叶飘到他肩上,寒风撒下的雪花飞到他脸上,都不为之动容;而在李佩眼里,少言的老郭是有很多爱好的人,他有好几本集邮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音乐发烧友”,家里有很多唱片,都是名家演奏的名作。老郭对植物颇有研究,那时,力学所有一个大花坛,其中就有迎春花,上下班经过这里,他会驻足观赏一会儿,那一串串迎春花在风中摇曳,像是从他思想中迸发出来的点点火花。
“她把对老郭的怀念之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她尽可能把家里的布置保持原样。那架从美国带回来的钢琴还在原来的地方,我们曾在一起听表姐郭芹在这架钢琴上弹奏美妙的乐曲……”李佩先生的外甥女对记者说。
后来,为纪念郭永怀,他的学生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小院里立了个塑像,李佩就在塑像的下面挖了个穴,把老郭的骨灰从八宝山挪过来,把同老郭一起牺牲的警卫员小牟的骨灰也放了进去。李佩先生对记者说,“小牟(牟方东)也是为跟着老郭才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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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华李佩郭芹一家三口的居家生活
“她是神仙吗?”
改革开放后,科学的春天来临了。但面对百业待兴的现实,当务之急是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创业维艰,年逾花甲的李佩再次焕发了青春,为开展科技英语教学,她踏上了崎岖征程,一走就是20多年。
1978年10月,新筹建的中科院研究生院正式开学,十年青黄不接,尤其是英语教学。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首任院长严济慈找到李佩,几乎是不容考虑地要她出任外语教研室主任,解决研究生院的英语教学问题。随后,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应邀来这里开设物理学前沿课程,他向严济慈提议举办“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学生”的项目,让中国的优秀物理人才,能够到海外去免费深造。当时托福之类的外语考试还没引进中国,为了让准备赴美国深造的学子打好语言基础,李佩就承担起了编写教材、组织考试的工作。后来,美国众多著名高校,只要看到李佩在学生的英语水平鉴定书上的签字,就视为通过。1989年美国一家语言教学研究杂志,特意刊登出一篇论文,称李佩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在采访时,记者翻阅资料,看到李佩先生前同事、中国科学院大学英语教授李晓棣的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李佩老师要求学生每人做20分钟的学术报告,作为结课考试,以检验学生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每学期都有70多名学生参加考试,这项工作至少要3个整天。到第一天中午我就受不了了,腰也塌下来了,真想第二天请个假歇一歇。可是我朝李佩老师那边一瞥,看见80多岁的老人挺着笔直的腰杆,专注地听学生的演讲,并对每个演讲完的学生进行提问,我惊呆了。难道李佩老师是神仙吗?她就不累?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李佩老师,她说,她当然累,但这是一场严肃的教学活动,教师精神饱满全情投入,才能激励学生更出色完成任务。”
李佩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一生历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波折,却风骨傲立:中年失去爱人,晚年失去女儿,她当然心疼;年逾60扛起工作,年逾90依然退而不休,为传承科学知识的薪火四处奔波,她当然劳累,但这一切她都默默承受。她就是这样的人,她心中有更大的追求,这个追求,在她上个世纪追随郭老回到祖国时,就已经深深烙在心中。那时他们从大洋彼岸远望祖国,“我自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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