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致力快速发展经济的时候，王定国就已将目标投向青少年和老年人，她认为中国必然要迈进老年社会，到那时社会压力会非常大。于是，王定国一直为创建与发展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这两个组织奔走呼号。“等到后来，国家经济发展得差不多，回过头想解决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的问题时，就发现已经有两个现成的组织机构了。”王老的高瞻远瞩着实让儿子佩服，“她总是能想到国家将会面临而当时又顾不上的问题，既然国家顾不上，那她就先尝试做”，谢亚旭对记者说，“她虽是一弱女子，但却有很强的‘江山’情怀，总觉得国家的一些事是自己应该做的，”而做事，她从不图名图利。

    在上世纪80年代筹备长城保护协会时，她认为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但当时长城破坏严重，周边老百姓盗掘青砖修补房屋，这让她忧心忡忡。学会筹建之初，没有一分钱经费，王定国就找到砖窑，拉着烧好的砖，挨家挨户去换老百姓盗掘的长城砖。长城学会成立以后，王定国坚持“三不要”原则：不向国家要经费、要编制、要办公场所，王定国当时在北京东城区翠明庄的家成了办公室，工作人员日常吃饭在翠明庄附近的食堂，费用都是从王定国离休工资里扣除。

    当这些组织发展起来，王定国却选择了淡出，把名利都让给别人，也许她看来，与吃水比起来，打井更重要。

    年龄在增长，王定国并没有停下脚步。在儿子看来，“活在精神世界的人最怕没事干。”

    记者采访时，王老家中来了三拨十多人。谢亚旭告诉记者这还算人少的时候，“家里人多的时候有近百人，每个屋子里都站满了人，因我母亲在法院工作过，这些人基本都是来告状申冤的，她来者不拒”。为更好地倾听解决大家的问题，王老还自创了一套“群众工作法”——“只要家里来人多了，她就让大家不要动，她来动，她挨个屋子问情况，这样效率高而且都能顾及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就是王老的情怀，她向来不问自己该得到什么，而是总想自己该对国家做些什么。“她活着就要有用！”

    时刻不忘百姓苦

    在王老的家中，挂着一幅全家福，照片里父母慈爱、儿女茁壮。王老和谢老一生共养育了7名子女，其中谢飞是国内知名导演。采访当天，记者见到谢飞，他正陪着王老打麻将。谢飞现在从创作一线退下来，专心从事影视教学工作，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回来陪母亲。采访期间，他牵着王老的手散步，并一直拿手机给王老照相，虽然王老的相片很多，“但用自己手机照，留在自己记忆中”，谢飞说。

     在儿子眼里，自己的母亲与天下的母亲是一样的，一样的勤劳能干、一样的温柔慈爱。在延安时，王定国率领的生产小组种的蔬菜、养的猪总在边区生产展览会上获奖。“所以，那时毛主席总来我们家打牙祭。”谢亚旭哈哈一笑。

    “后来定居北京，别人家的院子都是花园，我们家的院子是菜地。我们家光玉米每年就能收四五百斤。后来还养了一头猪。上个世纪60年代初，自然灾害严重时吃不上肉，我们家把猪杀了，产下100多斤肉，我们本来想把猪肉分给徐特立、董必武这些父亲的好友，但父亲却说这些老同志受中央照顾，比起他们，老百姓的日子苦，于是父亲就让我们把肉分成一块一块，送给胡同里的邻居。”谢亚旭难忘当时情景，“以至于现在偶遇老邻居，他们都还记得谢家的好。”

    谢老和王老夫妇身体力行教育自己的儿女。如今谢家子女在各自岗位都出类拔萃。谢家最大的女儿谢宏是共和国最早一批常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建国初，因外事工作繁忙，不幸罹患癌症，英年早逝。“母亲言传身教告诉我们怎么做人，在学习上她从来不约束我们，学习是为自己，工作要自己找，在这方面，她不会为我们说一句话。我们谢家现在这么多人，从没红过脸，一家人很和睦。”

    从领悟“只有共产党才可以救妇女”，到“只有跟共产党才能取得胜利”，再到“相信共产党，才能冲破一切困难”，进而牢记“共产主义事业是终身的奋斗目标”，王定国以自己的行动践行共产主义信仰，在采访中，记者深刻体悟到，这样一位有8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不正是“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这一真理的真实映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