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一位受尽折磨的童养媳；一位历经艰险的革命者；一位英勇战斗在敌人魔窟里的女战俘；一位出入龙潭虎穴救助难友的巾帼女英雄；一位坚持革命到底的女革命家。她是谁，她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女革命家王定国。

    王定国，小名乙香，1913年出生于四川省营山县一个食苦农民的家庭，家贫如洗，难以维持生计，为了活命，小弟自幼被卖给了有钱人家。她15岁，就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一天干活，挨骂，受折磨，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后来父亲去世，两个妹妹又相继饿死。母亲失去了生活的支柱，痛不欲生。苦难的童年，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仇恨，反抗压迫剥削的怒火在她心中燃起，她渴望革命，渴望新生。

    1931年川东地下党负责人杨克明、张静波到营山与她的舅父经常联系，名上是做布料生意，实际是秘密开展地下活动。当时她们家的生活常靠舅舅接济，舅舅也常带杨克明（又称杨布客）到他们家经常往来，亦就熟悉了起来。后来在舅舅和杨克明等的共同努力下，将她从火坑里救了出来　，回到家的她，除帮母亲做事外，还帮杨克明及其舅父开展地下工作，当杨克明和舅舅在他们家开会时，16岁的她和结亲轮流替他们放风站哨，帮地下党送信，藏油印机等为党做秘密工作。1933年9月，红这解放了她的家乡营山，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王定国参加了红军。先后在营山县内务委员会和巴中保卫局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常。不久，担任营山县妇女独立营营长。1934年1月，受组织委派到巴中工苏维埃学校学习，毕业后先后到营山县保卫局、营部妇女连、被服厂剧团工作。1935年，她随红军主力爬雪山、过草地，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英勇长征，来到了甘肃。1936年10月，她所在“前进剧团”随红5军、9军、30军奉中央军委命令从靖远虎豹口强渡黄河，组建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经历了悲壮的西征历程。西征中，西路军与盘踞甘青两省的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队浴血奋战，她所在的前进剧团跟总部行动。剧团下属五个排，王定国任四排排长、化妆股股长。主要任务是配合战斗，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一条山战役后，剧团随5军、30军到土门。战斗中，她的右腿被流弹击伤。从土门到凉州时，右腿又挨了一枪。那时缺医少药主要用盐水洗伤口，摸点凡士林就算治疗。腿还没好，小脚趾又冻烂了半截，痛疼难忍，但她抱定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停下来，继续行军打仗。

    古浪战斗，9军受挫，为鼓舞士气，西路军在永昌开庆祝大会，欢迎从古浪突围出来的9军指战员，总部命令剧团去慰问流出，9军指战员，总部命令剧团支慰问演出，9军宣传部派一个班的战士来接剧团，途中遭遇了敌人，剧团只有十几条枪，弹药又少，面对强敌不能硬拼，于是他们迅速抢占一个有三层楼高的围子据守待援，总部闻讯后，派骑兵来援助，但没有成功。剧团战士的子弹、手榴弹打光了，就跟冲上来的敌人拼刺刀。由于敌众我寡，团长易维精、编导任弼璜等壮烈牺牲，剩下的30多人被敌人俘虏。押送到凉州（今武威），几天后被押到西宁。西宁是国民党马家军的老巢，首领马步芳见抓了个红军剧团，就妄图把剧团为他们所用，便派参谋主任赵永鉴当团长。强近剧团女红军为他们唱歌跳舞。在这种情况下剧团的女红军知道硬抗是不行的，就利用节目这个舞台巧妙地和敌人斗争。有一次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一个大员，听说是白崇禧派来视察的，马步芳在大厅内举行欢迎会，并让剧团给演节目。党文秀在跳舞中故意把鞋踢到主席台上云，把杯子都给砸了，闹的不欢而散，回来后王定国他们为此都挨了打，党文秀被敌人杀害了。

    在西宁敌人大批杀害红军被俘战士，用活埋、枪杀等极其残酷的手段，一片白色恐怖。而敌人觉得剧团对他们有用，提出扩大剧团，凡原来是剧团的被俘人员都送到了剧团，她和剧团的其他同志商量趁机将一些未暴露身份的女红军干部陶万荣、张琴秀等掩护进剧团。过一了段时间，敌人发现剧团内部团结的很好，他们为了进一步控制剧团，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将剧团一分为二，把王定国、孙桂英20等多人押到了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交给韩起功监管，押在敌旅司令部的大衙门内。

    在张掖敌人司令部，她发现在敌人机关内有不少被俘的西路军战士。在电台有邱均品、蔡文良，参谋处有武杰等，她试探着有意去接触，经多次接触后，她发现被俘红军战士虽在此当兵，心里都想着党，想着革命，他们相互取得了信任，邱均品告诉她，被俘的同志秘密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刘德胜，组织委员邱均品，宣传委员蔡文，并吸收她参加，后来她担任了支部的组织委员。从此她机智的开展工作，团结同志、传递消息，等待时机、组织大家重返革命队伍。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旧。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党中央在西安，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奉中央命令通过多疟疾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中央派西路军警卫营长蔡光波到兰州，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谢觉哉让他同民主受国人士高金城于1937年夏天以甘凉肃抗（日）后援会主任的身份，到张掖重开福音堂医院，开展营救工作。经细心查访，高金城与西路军被俘和流散人员刘德胜取得联系，王定国亦和高金城谈了话，当时她在西宁见过张文彬，知道党中央正在营救流散被俘红军，而兰州“人办”是谢老在领导，派来的都是几位“宗教人士”，这大出她们的意料之外。经多次谈话证实，她们确认了高金城的身份，才正式接上关系。高金城给谢老写信汇报张掖的情况，谢老知道张掖有地下党，也知道支部有个女委员王定国。

    为了方便营救工作，高金城出面向韩起功要出王定国和徐世淑到医院当护士，以医院为掩护，掩护营救西路军伤病失散人员，并派她和陈大卫拿着高金城写给他的朋友民乐新添区区人孙振锋的信，以行医为名到民乐寻找藏匿在那里的西咱军流散人员。并散发印有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和张掖福音堂医院地址的字条，为流散红军指出寻找党组织的办法和去向。她的双脚趾头冻掉了，但她管不了那么多，每天带着脚伤忍痛四处奔跑，寻找失散的同志，经多方查询、联络先后有200多名西路军流散人员得到了营救。同时，还打听以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的下落。

    在营救工作中，高金城的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怀疑，怀疑大批同志的消失和离开是有计划的行动。王定国也因常外出，敌人怀疑上了她，韩起功用逼婚来试探她，当敌正欲采取步骤加害她时，高金城为稳住敌人，首先将她公开交给韩起功，以麻痹敌人，然后悄悄私下与敌人的运粮队联系好，晚上让她偷偷溜出敌旅司令部，藏在运粮的马车中出逃，到武威换乘汽车到兰州，于9月底到了党的怀抱。而高金城确遭到了敌人迫害。

    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她见到谢觉哉后，向谢老汇报了张掖的工作情况，并要求组织送她去。可是兰八办的同志都希望她能留在“八办”工作，因她是从河西回来的，西路军的流散人员正陆续返回，需要熟悉情况的人搞接待工作。另外，“八办”没有一个女干部，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接触社会各方面的人，需要有女同志参与，经过领导多次做工作，她服从了组织安排，留在了“八办”，成了八路军的一位女战士，在国民党的区域里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在兰州“八办”工作了一段时间，她和谢老朝夕相处，增进了相互的了解，结成了革命的伴侣。

    她在办事处除照顾好谢老的生活外，主要搞行政工作兼料理同志们的衣、食、住、行。当时同于经费紧张，同志们的生活都很艰苦，要改善大家的生活，保证身体健康，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特别是兰州，是当时我党与苏联往来的主要通道，过往人员很多在此换乘心机或汽车，都需要办事处接待、安排。她先后接待过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王稼祥、李先念、陈云、毛泽民、滕代远、贺子珍、刘英、冼星海、林彪及越南的胡志明、日本的野极参三等国际人士和许多文化团体、文化人肖军、塞克白危等。在高时期办事处有近60人食宿。同时还要安排大批抗日物资的交接。因此要把这一切安排好。因此要把这一切安排好，工作量是很大的，也从没　出现过任何差错。工作中王定国整天忙的团团转，炊事员不够。当她听说兰州收容站有西路军人员，她马上跑去寻找，果然领回了柳秀英和罗秀英到办事处伙房工作。其中柳秀英和她与谢老一起工作，生活了一辈子。

    在搞好工作的同时，她在谢老和办事处同志的帮助下学习文化，并结合工作实际，从记帐、打算盘学起，还学习俄文，每天坚持不断，常常学到夜晚十二点后才睡觉。除了把份内的工作做好外，还要开展妇女工作。她过去长期生活在农村和红军中，接触的大多是工农分子，现在接触的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还有国民党上层的官太太，因此她自己感到要学习许多就知识，既要学书本上有的，还要学书本上没有的，这对于她来说担子太重了。但多难的事都难不住这位紧强的女红军战士，经过她不断的努力，很快学会了一套同妇女界名流以至国民党官僚太太、小组打交道的本事，并以自己的热情和纯朴感染了她们，使她们了解和赞同我们党的政策主张，支持抗日活动。在她和积极工作下，不少妇女名流和太太、小组被她说动了心，有的还把她当作自己的可靠的朋友和引路人，如甘肃省主席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在她的影响下，提出参加共产党，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要求，她又给的做工作，说服她，留在大后方可发挥更大的作用道理。在她的帮助下，倪斐君担任了《妇女旬刊》社社长，在宣传推动甘肃省妇女解放，热情支援抗日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高金城牺牲后，他的夫人年玉光在兰州开设了助产事务所，王定国经常与她联络，特别是在过往人员和西路军往返人员多时，常把女同志和孩子安排到年玉光的事务所的病房中去住，她经常通过到年玉光那些生孩子的国民党太太口中了解有关重要情况，如被秘密关押在监狱中的女红军华会双和第三国际的林坚等，主是她听到消息后，经我党多方营救先后获释出狱的。

    她在办事处工作了两年，学到了知识，得到了锻炼，这使她终身难忘。为使她提高的更快，1939年组织派她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了三个月，学习结束后又返回到兰州办事处继续工作。1943年3月，她随从苏联回来，路经兰州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一道回到延安。

    到延安后，她先后到中央党校、延安女子大学、延安大学去学习文化及有关赞誉制度和改权建设方面的知识，毕业后到边区政府负责档案工作，并兼任身老的秘书。当时谢老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1942年9月，她被调到参议会搞行政管理工作。1946年任延安市委妇联主任。1947年1月2日回到参议会做支部工作，为鲩接革命胜利的到来做法制建设方面的前期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老任共和国第一任内务部长。王定国任内务部党组秘书、谢老的秘书和机要科长。1959年谢老改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定国也调法院工作，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司法行政处副处长，协助谢老督察，1964年又兼任谢老的秘书。1965年政协换届选举，谢老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任，王定国又调到全国政协办公厅。1967年“文革”当中，她被打成叛徒停职，反省，隔离审查，一个月后在周总理关心下才回到谢老身边，但不准她上班，不准与任何人接触，不准把审查内容告诉他人，也不准告诉谢老。为了能回到谢老身边，她忍辱负重，答应了审查组提出的所有要求。回到家，她看到半身不遂、面容消瘦的谢老，心里难过极了，但她仍以乐观的态度扶持谢老。1971年6月15日，与她生活了34年的革命伴侣谢老与世长辞了，王定国悲痛欲绝。但她化悲痛为力量，毅然坚强地工作学习，坚持写字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