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阿廖沙在广州工作室中。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1960年，刘少奇和索尼娅、阿廖沙姐弟。阿廖沙 供图

1960年，刘少奇和阿廖沙。阿廖沙 供图

1960年，刘少奇和索尼娅、阿廖沙姐弟以及阿廖沙的妈妈和外公。阿廖沙 供图

2014年，阿廖沙与妻子、儿子、女儿在广州。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对话动机】

    11月24日，刘少奇诞辰116周年，回湖南宁乡花明楼参加纪念活动的阿廖沙闯入公众视野。新京报对话刘少奇的异国长孙，他讲述刘氏家族和自己的故事，以及在历史大风云之外，他如何面对这一身份，如何看待中国以及如何搭建中俄交流的桥梁。

    【对话人物】

    阿廖沙 1955年出生，俄罗斯人，中文名字刘维宁，刘少奇长孙，现居广州。

    阿廖沙脸部轮廓清晰，鼻梁挺直，上唇蓄着一丛俄式小胡子，说话时直视对方的眼睛，神情里透着些谦逊诚恳。

    典型俄罗斯面庞的背后，有一个中文名字：刘维宁。他是刘少奇的长孙。

    阿廖沙出生于莫斯科。父亲刘允斌是刘少奇的长子，14岁时来到俄罗斯求学。

    相比起成年后逐渐显露的俄罗斯人基因，阿廖沙5岁时的模样更有中国男孩的特质：他展示了与祖父刘少奇第一次相见时的合影，那是1960年，他穿一双有些破旧的鞋子，裤子的腰带有些松垮，直往下掉。

    被高大的银发老人紧紧搂住亲吻面颊时，阿廖沙的圆脸庞带着点羞涩，看起来像中国的年画娃娃。

    这张照片和刘氏家族其他成员的合照一起，被阿廖沙从俄罗斯带到中国，放大后仔细保存。每一张照片见证着不同的历史。

    尽管与俄罗斯姑娘玛拉结婚，并育有阿廖沙和索尼娅，为“建设新中国”，刘允斌还是在父亲的召唤下于1957年回国。

    原本这一家人保持着信件往来，但随着中苏局势的变化，身处莫斯科的阿廖沙一家，逐渐与祖父刘少奇和父亲刘允斌失去联系。

    多年后，阿廖沙听闻了中国亲人在“文革”时的遭遇：1969年，刘少奇悲惨离世；至于刘允斌，1967年的一个冬夜，人们在包头郊外发现了已卧轨自杀的他。

    阿廖沙的际遇与祖父和父亲全然不同，在异国，他顺利读书、工作，始终与妻子、儿女生活在一起，退役后来到中国，创办了一家为中俄贸易服务的机构。

    作为刘少奇的长孙，他希望能和中国多些联系。在广州的办公室里，四处摆放着和刘少奇有关的书籍和照片，他想让更多人了解他的家族史。“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他使用了一个中国化的表达：“正视历史，才能立足当下。”

    唯一一面

    他热烈拥抱并亲吻了我

    新京报：最近是刘少奇诞辰116周年，你去了宁乡花明楼，你祖父少时成长的地方，给你留下的印象是怎样的？

    阿廖沙：2003年，我第一次回中国就去了宁乡，那时对祖父了解并不多，花明楼的一切都让我感兴趣。关于祖父的史料保存得很好，我还见到了众多的旅行团和参观者。

    新京报：你儿时成长环境是怎样的？与祖辈相比差异大吧？

    阿廖沙：花明楼有祖父用过的房间和桌椅，条件艰苦，书房里没有灯，窗外透过一点小的阳光，他也能看书，这些成长经历让人尊敬。而我在另一个国度最大的城市学习生活，没有可比性。

    新京报：第一次对刘少奇这个名字有了印象，那时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阿廖沙：很早就知道。苏联媒体会报道中国的新闻，报纸上有祖父的照片，母亲也会提到。那时年纪小，他对我而言，是一个祖父的角色，很模糊，弄不清样子。

    新京报：什么时候这个角色真实出现在生活里了？

    阿廖沙：1960年第一次见他，我5岁，记得母亲说晚上要去一个地方，一辆黑色轿车接走了我们，来到漂亮的大厅，一位高大的老人，很亲切，热烈拥抱并亲吻了我，他就是我的祖父刘少奇。他带给我很多玩具，也给母亲的家族带来了礼物，一套描画着中国山水画的烟具，和一幅绣着老虎的大丝绸画。

    新京报：那时见到祖父的感受是怎样的？

    阿廖沙：因为不熟悉，靠在他怀里时还有些羞涩。但随后就感受到祖辈的疼爱，不安很快就消除了，那种感受我到现在还记得。

    新京报：何时得知祖父去世的消息？

    阿廖沙：记不清年代，但母亲肯定很早就知道了。我最近收拾俄罗斯的房子，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报纸，上边有一行小小的消息，写的是1969年祖父去世。

    新京报：这些年，你对祖父刘少奇的认知是在发生变化的吗？

    阿廖沙：我对祖父的认识逐年都在发生变化，越发觉得，他能在当时取得那样的成就是多么困难。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他在这段历史里的位置？

    阿廖沙：他为解放中国和建立新中国贡献了力量，是新中国初期的国家领导人，为中俄关系的友好奠定了基础。他是历史的先驱。

    分离

    母亲的决定救了我

    新京报：对父亲的印象如何？

    阿廖沙：他聪明而有教养，是一个不会让别人受委屈的人。他在莫斯科时非常忙碌，总是工作。他有空时会把中国故事书翻译成俄文，读给我和姐姐听。回国后，他时常写信到莫斯科，表达他对我们的爱。父亲谦逊、有礼的性格传递到我身上，影响了我的成长。

    新京报：有没有怪罪过父亲离开你们回到中国？

    阿廖沙：从没有怪罪。我明白他为什么回国。家庭分隔两地并不是父亲的错，祖父跟他说，他必须回国偿还中国和中国人的恩情。

    新京报：为什么不选择一家人去中国呢？

    阿廖沙：有过这样全家团聚的机会。那时母亲去北京见到父亲，父亲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但母亲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她觉得中苏关系已经有了变化，希望我和姐姐在莫斯科生活。母亲的这个决定挽救了我和姐姐。后边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

    新京报：你是指1967年父亲卧轨自杀的事情？

    阿廖沙：也是很多年后，从遥远的中国朋友那里传过来这个消息，全家都很震动，不知该不该相信，直到后来姑姑确认了这个消息。

    新京报：你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不相信父亲是自杀，现在依然这样觉得吗？

    阿廖沙：以前不相信父亲是自杀，觉得他是聪明、平稳有志向的人。现在越来越了解历史，知道父亲也是先行者，他坚信自己的信仰和方向是正确的，当他被批判为间谍和大众敌人时，就承受不住这种压力，做出自杀的选择，这些是那个时代造成的。

    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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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那时中苏关系的变化，对你和你的家庭有怎样的影响？你怎么看待这种影响？

    阿廖沙：我在莫斯科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中苏关系的变化，对我们物质上的影响并不大，但无法通信，母亲和我们没法去中国，父亲也不能来莫斯科，让我们饱受了家庭分离之苦。

    新京报：这种时刻，刘少奇孙子的身份对你来说敏感又微妙？

    阿廖沙：为了避免麻烦，我在俄罗斯生活数十年里，从上中学直到进入工作单位，我从不向人提起祖父和父亲，从没有在亲属栏中填写过刘少奇、刘允斌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