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长石》一文发表之后，一些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应该多写写这样的文化老人。这使我想起我的老战友、曾长期在部队做编辑工作的侯井天同志。《记长石》一文中也提到了他。他因为倾力搜集、注解聂绀弩旧体诗而在文坛内外广为人知，广受尊敬。他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绝非偶然。

　　朋友们都知道他在政治上屡经坎坷。在一般人身上，那是难以承受之重。他为争取恢复本来面目，不知道写了多少封信，跑了多少次组织部门和当事人之家，熬过了多少申诉的岁月和不眠之夜。若非出于对党的坚定信念，是不可能如此执著、如此百折不挠的。落实政策后，给了他一个副局级待遇，他来信：天上掉下来馅饼！顺心事，不顺心事，都这么幽默——井天式幽默、辛酸、欣慰，都在里面了。

　　有一次，也是在我家里，他用一种黑色幽默，说起文革期间他在哈尔滨师范学院挨斗的一个场面。造反派把他揪上台，喝令他跪对台下的群众。他却转过头去跪下，屁股对着台下。全场哗然。造反派骂他不老实，他回答说：主席台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哩，我这是向毛主席请罪。造反派明知这是对他们的蔑视和调侃，但也无可奈何。如同人们说聂绀弩在逆境中多少有几分阿Q精神，看来井天也是有的。

　　他自己屡经坎坷，但总是为他人着想。文革初期，他从哈尔滨师院来到北京解放军报社。先到我家，说要见见过去的老领导、军报文化处处长章文龙。其时章已被当作走资派抛了出来，正挨批斗。罪名之一便是“招降纳叛”，任用屡被开除党籍的井天。他一听，留他吃饭都不肯吃便急忙走了，要到阜成门内他叔叔家去住，可见他当时的恶劣心情。我想他除了自己避嫌之外，是怕当时的当权派找茬，加重章文龙的罪名，也是为了不让我为难，政治上不给我找麻烦，添什么瓜葛。

　　他的天真性格，到老不改，以至于在朋友之间，在我的子女中间被视为老天真。我的子女都喜欢这位天真长者，喜欢跟他逗乐。有一次，他为搜集注解聂绀弩诗来京，住在我家。那天，我女儿下班回家，进门背起双手，冲他扮了个鬼脸：“侯伯伯，送你一样东西，猜猜是啥？”他猜来猜去都没猜着。女儿转过手来双手一摊：糖果！他眯缝起独眼，嘿嘿笑着，一如小孩子接过去就吃。还有一次，我女儿得知他第一次结婚是由父母包办的，问他：“侯伯伯，你那时结婚多大岁数？”他很坦白：“14岁。”“哎哟喂，那么早就结婚呀！”“俺们农村，还有比俺早结婚的哩！”“那你还是晚婚模范呀！”女儿说话无忌，他也毫不生气。不仅别人开他的玩笑他不生气，他也自我调侃。他只有一只好眼，另一只是假眼。他便依“一目了然”之意，自号“了然”。我还保存着他赠我的一幅墨迹，就用此号落款。他天性率真，矜持这类毛病，他是绝对没有的。

　　他不惜耗费财力精力，搜集聂绀弩轶诗，了解聂诗本事，求助行家注解，自掏路费，为出版一个详尽的聂诗注本而四面八方，穷尽隐晦，行人之所难行，成人之所不能。这种精神已有不少朋友著文盛赞。为了让读者了解聂诗的背景,诗中涉及的134个当代人物，他都作了小传。除少数几个名人外，绝大多数都是他或寻访，或函询，辗转追踪，经年累月辛辛苦苦调查所得。他在聂诗注本附录中举了７个寻人的例子，其中仅包于轨其人，他就两次来京寻访，十余次辗转函询，历时近两年半，才得悉其生平及其与聂翁的关系。有些评论文章说他是用墨子精神破解聂诗之谜，并非过誉。

　　在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本正式出版之前，他自费印刷的7个印本，都一一赠送我和周围的一些老友。所费自不必说。我知道他收入并不多，肯定捉襟见肘。有一次便回信坦言：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你告诉我书价，我替你收。有托我向他索书者，也提醒别忘了寄他书款。他虽然承认是在充胖子，接受了我的建议，可慷慨赠送者仍不在少数。聂诗全编侯注本正式出版之后，他告诉我：要将所得稿费的相当大一部份分送给聂的后人及为注解、评介聂诗付出过大量精力的朋友。我虽觉不必，且人家未必肯接受，但我了解他为人一向如此，说也没用，便未劝阻。不出我所料，一天，在鲁迅博物馆工作的朋友姚锡佩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井天寄给她几千元他注解的聂诗全编稿费，她觉得井天为搜注聂诗倾囊倾力呕心沥血付出太多，稿费应自己全部留用，便把赠款寄了回去，井天又一次寄给了她。此时井天已经去世，她打算再寄回给他的家人，向我打听他家人的名字。我劝她别寄回了，说他肯定已交代家人，家人还会再寄给她，徒劳往返。但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出他为人之心诚、心细。

　　他本来是个不拘小节、疏放之人。来我家住，往往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在总政《解放军战士》杂志工作时上公交车，把月票夹子亮给售票员看。售票员一瞧，扑哧笑了，原来他亮给人看的是和月票夹在一起的爱人照片。这样的笑话，他闹过多次。

　　如此大大咧咧，你很难想象他会那么细心。从上世纪５０年代起，我和他的几个好友写给他的信，他都保存着,晚年寄回我们。可能因为罹不治之症，自觉不久于人世，寄回来作纪念吧！这样的有心有情人，天下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