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泉睁开双眼的时候，正躺在一辆卡车里——被俘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朝鲜战争结束后，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在管理处的一年时间里，他与另外15名战士分在同一个班。在他的印象中，每天的生活就是“认罪和检讨”，“不讲功，只讲过”。

　　16名战士仍然穿着军装，用着印有“抗美援朝”的陶瓷缸喝水，却不再被认为是军人。负责教育审查归俘的干部有这样的论断：“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

　　最终蒋庆泉被组织上给予了保留党籍、党内处分的结论。

　　在“文革”中，档案被造反派翻出后，他又一次受到了冲击。运动的时候要斗争他，说他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批他的大字报，墙上是，绳子上挂着也是。

　　1981年12月的一天，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宣布取消他的党内处分。

　　那一天，在朝鲜战场上一滴眼泪都没流过的蒋庆泉，大哭了一场。

　　从那一年开始，民政部门每个月都会给蒋庆泉发放一定额度的补贴，一开始是4块钱，如今涨到七八百元。

　　恨不死在战场上

　　“你父亲这些年什么都憋在心里，委屈啊！”从陆家离开的时候，陆洪坤偷偷对蒋利说。

　　为了让父亲能够“宽心一点”，2009年夏天蒋利专程陪他到丹东给当年的老战友曹宅水扫墓。57年前，部队过鸭绿江大桥时，蒋庆泉看到路边有一块木制的墓碑，写有“曹宅水之墓”几个字，那是曾和他在同一个连队战斗过的吹号员。当时蒋庆泉二话没说就从队伍中跑了出去，对着木牌敬了个军礼。

　　57年过去了，蒋庆泉倚着栏杆，向鸭绿江对岸举起右手敬礼，久久没有放下。

　　随后，他们去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一进馆，蒋庆泉便开始急迫地寻找与23军有关的图片。结果在石岘洞北山战役的展台，他看到的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

　　蒋利回忆，当时老父亲就犯了倔脾气，愣是要把那张照片撕下来。再三劝阻后，他才将父亲拉了出去。

　　“我恨啊，为什么没有死在战场上。”坐在屋里的炕头边，当年的年轻战士已经变成了83岁的老人。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白了一大半，脸上满布皱纹，脑门上还留着一道弹片的疤痕。

　　“战争，把我爸的一辈子都打没了，他却记了战争一辈子。”蒋利说。

　　蒋庆泉的确老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大清楚，看过的书转天就记不住了，连日子都要每天重新问问儿媳妇才能搞得明白。但只要一提起那段与战争有关的岁月，老人的语气就会变得急促而亢奋，有时说着说着就得捂住心口，休息很长时间。

　　老人说，有些事情，他永远都忘不掉。

　　1948年春节刚过，为了能吃上口饭，20岁的蒋庆泉跟着在国民党辽西师管区当兵的堂兄蒋庆云加入了国民党部队。后来，辽沈战役打响，他们随着大部队坐船向南溃败。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大举过江，前一天的白天，蒋庆泉找到蒋庆云，他告诉堂兄，自己想家，想爷爷和奶奶，“就是枪毙了我也要回家”。蒋庆云举着枪犹豫再三，最终放走了他。

　　兄弟俩这一别竟是整整41年。直到1990年，蒋庆云才从台湾回乡探亲，那次，他给蒋庆泉带来了一个金戒指和一套西装。

　　当年，蒋庆泉一路往家的方向跑，结果在一个叫老虎桥的地方，看见一队解放军在烧火做饭。饿极了的蒋庆泉喊了一句，“老总赏我碗饭吃吧。”结果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挥着手招呼他，“小鬼过来过来，吃饭吗？管够！”

　　就这样，他加入了解放军，掉过头开始追击国民党军队。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战斗足迹踏过了江苏、浙江等几个省份，因为在解放上海的战役里表现英勇，还荣获了一个三等功。在浙江剿匪期间，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蒋庆泉一度以为自己可以回家了，但他的军旅生涯还未结束。1952年，部队开赴朝鲜，准备接替当时的38军。从浙江坐火车到丹东，途经锦州站，蒋庆泉没下车，只在车上喝了两杯家乡的水。

　　入朝前，蒋庆泉由通讯员被调入步话机排当步话员。那段时间，他觉得自个儿是“一步登天”，不出操也不站岗，一门心思地研究、练习步话机的操作与联络。

　　年轻的士兵当然不会想到，这部步话机将如何烙进他的命运里。

　　从战场归来，除了脑门上的一道弹伤，肚脐上的一块刀伤，便只剩下那段难以碰触的经历。如今蒋庆泉还能清楚地记得，回国时见到家里还挂着烈属的牌子，结果发现他没死后，补助烈属的小米就没了。

　　他再也不愿向任何人提起那些往事。

　　务农的日子里，村里常有一些复员回乡的老兵，聚在一起聊当年打过什么胜仗。每当这时，蒋庆泉总是说“我没打过多少仗，我就会唱歌”，然后他就开始哼革命歌曲，把话题遮过去。

　　1960年代放映《英雄儿女》，蒋庆泉也带着儿女去看。看到王成喊出“向我开炮”的情节时，他开始偷着抹眼泪，回家后，又躲在被窝里哭。打那以后，他再也没看过这部电影。

　　陆洪坤曾问过蒋庆泉，为什么不把这段经历告诉家里人？

　　“那不是我，那是英雄。我是战俘啊，一辈子都烙在心里，抠不掉的。”蒋庆泉这样回答。

　　蒋利一度以为，父亲心里的这个疙瘩，永远都解不开。

　　荣誉与耻辱

　　2010年的一天，刚上完课的蒋利打开电脑，一封新邮件出现在邮箱里。发件者是记者山旭。他也看到了洪炉那篇《寻找“王成”》的文章。

　　生于1970年代的山旭在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长大，厂里有个巨大的电影院。在他的印象中，过去的英雄往往是在影片的最后牺牲，而只有这部电影，往往孩子们还没在座位上坐稳，英雄王成“向我开炮”的呼喊声便会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时值抗美援朝60周年，山旭渴望跳脱“宏大的历史叙事”，去找寻这个“活生生的人性故事”。

　　但寻找的过程却是一段让人近乎绝望的经历。

　　尽管知道蒋庆泉的部队番号，但对他的籍贯年龄却全然没有了解。后来山旭得知，67师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其主要人员来自苏北。整整3个月时间里，他几乎打遍了江南地区所有省市甚至县的新四军研究会的电话，又联系了北京地区的新四军研究会和志愿军老战士组织。

　　他一无所获。

　　转机出现在2010年4月，一个军事爱好者朋友激动地找到山旭，说在一篇网帖上发现了一个叫蒋利的人，他说自己的父亲就是蒋庆泉。

　　此时，蒋利7年前留下的电话已成了空号，山旭尝试着向他留下的电子邮箱发了一封邮件。

　　当天晚上，他便收到了蒋利的回复。

　　几乎在同一时间，山旭也联系上了住在北京部队大院里的洪炉。他清楚地记得，当自己把这个消息告诉洪炉时，这位稳重的老作家突然站起身，开始在狭小的屋子里不停地踱步，用手指头盘算着时间，急不可耐地问他，“带我去见见蒋庆泉吧！”

　　两天后，山旭开车来接洪炉，结果烘炉几乎把家里能找到的所有保健品都搬进了车里。

　　一进大岭村的蒋家院子，山旭回忆说，蒋庆泉便“腾腾腾”地从门口的石阶上跑了下来，绷直身板敬了一个军礼。

　　在蒋家，两位老人长谈了近10个小时。洪炉给蒋庆泉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当年在战地为他写的《顽强的声音》的手稿。

　　这是时隔50多年后，蒋庆泉第一次见到代表着往昔荣誉的证物。

　　在去蒋家之前，洪炉和山旭先到锦州市松山新区民政局查阅了蒋庆泉的档案。他们发现，在泛黄的档案袋中，大部分材料都是被俘人员的登记材料与认罪书。其中，“这是叛变行为，完全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教育”、“感觉没脸见人，愧对党的教育”……这样的认罪语言随处可见。

　　洪炉将其中一些材料复印后带到了蒋庆泉面前。看到这些当年亲笔写下的字句，蒋庆泉用双手扣住头，半响不语。

　　洪炉记得，他颤抖着肩膀，噙着浑浊的眼泪对自己说：“我是俘虏，但我不是叛徒啊！”

　　对蒋庆泉来说，那段战俘营中的经历像刀子。

　　被俘后，因为重伤，他被送到汉城的后方医院，一位美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一天，一个瘦高个儿的中国翻译陪着一个大肚子的美国传教士来到病床前。

　　翻译告诉蒋庆泉：“出于怜悯，出于对你的爱，出于联合国军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你三条路，第一条去日本，送你去学习；第二条上台湾；第三条你回大陆。”

　　蒋庆泉当即选了回大陆，翻译提醒他：“共产党对俘虏是最痛恨的，比恨我们还邪乎。”

　　“就是剐了我，我也得回家！”蒋庆泉记得，他当时这样回应对方。

　　和其他坚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一样，他随即也遭到了对方要在他胳膊上刺下“反苏反共”以强行令其就范的威胁。

　　“要想刺可以，取刀去，这两臂你砍去，你随便刺。你这是断了我回家的归路，要硬给我刺，我宁可把舌头咬断了！”回忆到这里时，老汉挺直了腰板。

　　字最终没有刺成，他随即被剥夺了所有优待条件，送往釜山战俘营。在战俘营中，他用发来的药向韩国伙夫换来铅笔头，在纸上写下“我要回家”，还组织战俘营的志愿军们一起唱歌，唱《团结就是力量》。

　　1953年8月的一天，蒋庆泉和部分坚持回国的战友，突然被带出战俘营，押上了一艘登陆舰，被关进了铁笼。他们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处决。

　　实际上，朝鲜战争已经宣告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蒋庆泉回忆，在交换战俘的现场，大伙“炸了锅一样地哭”，祖国的同志过来了，递给每个战士一盒大中华烟。他把上身的囚衣和鞋子都脱下来，狠狠地扔到了地上。

　　他觉得，回国了，要把所有耻辱的印记都扔掉。然而他最终发现，有些印记是永远扔不掉的。

　　如今蒋庆泉的桌子上，常年摆放的一本书叫《荣辱悲歌——一名志愿军女俘的坎坷人生》。

　　让我重活一回人

　　洪炉决定帮助蒋庆泉解开心结。

　　他曾经和几个志愿军老兵去过一次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现在城市的中轴线上，林肯纪念碑的西侧立着韩战的纪念碑，东侧则是越战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面刻有所有战死士兵的名字。这让他感动不已，“对于失败的纪念，是对战士生命价值的尊重”。

　　“战或许是错，但败不是错。战争或许有错，但战士没有错。”洪炉说。

　　离开蒋家半个月后，洪炉和山旭把蒋庆泉请到了北京。这是蒋庆泉第一次参加志愿军老兵的纪念聚会。

　　在那次聚会上，有这样一幕场景令洪炉感动不已。当主持人在台上讲出蒋庆泉的故事时，台下坐着一位志愿军某兵团的老政治部主任。这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执意要起身上台，身旁的两位助手阻拦，结果90多岁的老将军说：“就是死，我也要上去。”

　　吃过两片药后，老将军被搀扶上台。他颤颤巍巍地握住蒋庆泉的手，然后把自己胸前印有“和平万岁”的纪念章摘下来，交到了蒋庆泉手中。

　　“你是真的英雄！”老将军说。

　　“谢谢首长！”蒋庆泉敬了个军礼大声说道。

　　“这一天不晚呐，不晚。”每当提起这一幕，蒋庆泉的声音便开始颤抖，“让我重活一回人，真正在人前当个实实在在光明磊落的人。”

　　从2010年开始，由于洪炉和陆洪坤这两位当年的亲历者站出来为蒋庆泉“王成般的英雄事迹”作证，多家媒体都跟踪报道了此事。慰问电话纷纷从全国各地打来，最远的甚至包括旅美的华侨。

　　但蒋庆泉的生活依然平静，他仍然要和老伴儿推着三轮车上集卖鞋垫，仍然抽着1块钱一包的大丰收牌香烟，仍然要照料院外种下的小葱和韭菜。

　　不过子女们说，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父亲身上悄悄地发生。

　　他管小孙女要来了破旧的新华字典，闲了便写上几首关于那场战争的“对仗句儿”。不到一年的时间，稿纸便堆起了半米多高。他还常常念叨起一个美国大兵，那是在一次近身肉搏战中被他打跑的对手，他会指着自己肚子上的伤疤笑着对老伴儿念叨：“这就是他留下的呀，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洪炉曾跟蒋庆泉讲起过关于美国州长的故事。

　　他告诉蒋庆泉，奥卡拉汉州长在看过《英雄儿女》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进而觉得，双方的立场和价值观不同，“那个中国兵只是坚持了他的价值观”。

　　后来，奥卡拉汉一家都成了促进中美友好的积极人士。他也一直在筹划，想以自己的经历拍摄一部美国版的《英雄儿女》。前几年奥卡拉汉因病辞世，去世的时候还特意交待家人，一定要完成这部影片。

　　最新的消息是，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将在联合国大厦前开拍，那里有一座给枪管打上结的反战雕塑。筹备组的工作人员专门托洪炉转告蒋庆泉，“这将是一部为了历史和人性而拍摄的反战电影”。

　　“好事，这当然是好事。”提起这件事，蒋庆泉朗声笑起来，“我还想去给那个州长扫扫墓，替于树昌，也替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