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防御工事,迎击强渡沁河的日军。晌午1时,千余日军以几十艘木船横渡沁河,左权组织投弹能手专门炸鬼子兵的船只。日寇连续强渡几次不成,抢来的木船尽被八路军炸毁,只得沮丧而退。
此后,日军改用“钳击战术”,绕道沁河由北向南,从高壁、东庄、断头街两侧过河,夹击府城。左权早已料到了日军这一着棋,一方面派人催促城内老百姓搬迁,另一方面将部队一分为二,在日军行进的路上展开首尾袭击,延宕其行进速度。这天一直到天黑,日军才扑进已是空空如也的府城。整整一天,号称“进军神速”的日军才前行了8公里。
日军扑进府城的翌日上午,左权带着一个排巡察敌情,在一处山脚遇上日军的300余骑兵。他向身后的山岭张望几秒钟,立时萌生了利用山势打击敌人的念头。于是下令战士们抢占山界。日寇骑兵也想歼灭这股八路军,在后紧追不舍。战士们在山头上利用山势开放的一面,以50多条长短枪形成火力网。这里的山势非常陡险,只有山窝里有一条小路,日军的骑兵展不开阵势,几乎是单人独马行进。凡是进入火力圈的,无一不马翻人倒。日寇在伤亡了几十人后,再也不敢前进,只能对着山顶上的八路军“望山兴叹”。
左权指挥的这场阻击战打了四昼三夜,大小战斗十几次,歼灭日军上千人,击毁敌运输车80多辆,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食品,迫使日军一0四旅团回兵留屯。得到保护的安泽老百姓纷纷称赞:“还是八路军有神通。”
彭德怀与刘伯承阵前“炝火”。左权指挥以“咬牛筋”的战术稳扎稳打,步步进逼,最终消灭顽敌。战后,刘伯承挥泪而言:“不是左权的话,我们的血会流得更多”
百团大战的末期——1940年10月底,八路军一二九师正在武乡东田、韩壁一带作战,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左权也到该师视察战况。这天中午,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接到敌情报告:日寇第三十六师团的岗崎大队800余人,正由刘家咀、洪水方向进发,取道左会、关家垴向潘龙进攻。彭德怀对刘伯承、李达等人说:“这个岗崎大队坏透了,坚决消灭他们!”刘伯承却对战斗有所考虑,他说:“岗崎大队是日军最为精锐的联队,比我方两个团的战斗力还要强。根据以往的经验,鬼子一旦被四面包围,必然困兽犹斗,垂死挣扎,那样我们要付出很大代价,因此必用“围师必阙”的战法。彭德怀性急地说:“800多个鬼子不多,用不着什么‘围师必阙’,下令攻击吧!”
11月1日,一二九师部分部队将岗崎大队包围在关家垴,发起猛烈攻击。占据了有利地形的岗崎大队,凭着20多门迫击炮和30多挺机关枪,居高临下对八路军发出猛烈火力。而在八路军阵地上空,日军飞来20多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一二九师的部队连续冲锋7次,伤亡达五六百人,仍然不能接近日寇的前沿阵地。
彭德怀看到围歼战打成这个样子,匆匆来到前沿指挥所,对刘伯承高声问道:“你是怎样指挥打仗的?还不赶快组织攻坚?”一贯讲究战术的刘伯承,对这种“牛抵角”式的打法极不赞同,回道:“彭总,这样硬打硬拼消耗部队,不是办法呀,是不是换个打法?”彭德怀的火爆性子上来了,叫道:“攻坚,立即组织攻坚,要是拿不下关家垴,我撤了你一二九师的番号!”刘伯承一听怔住了,气得说不上话来。在一旁的左权和李达等人,眼见两位主帅阵前“炝火”,赶紧相劝。
左权和几个参谋先把彭德怀“架”到指挥所外,讲了一些缓冲的话,使彭德怀渐渐安静下来。鉴于彭德怀与刘伯承的意见不能统一,而部队又不可瞬时无将,左权对彭德怀说:“彭总,部队等着指挥,我去组织再攻一次。”彭一听点头道:“你去吧。”
左权将指挥所设在离前线1公里的山坳里,对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团长李东潮等人说:“即使是翁中捉鳖,也不要太急,何况岗崎不是鳖,而是一头疯牛。对疯牛不能同它抵角,只有咬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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