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针对有人提出今后要“言行谨慎、免遭毒手”的议论，袁玉冰在专为欢迎他出狱的大会上说：“世界上没有不死的人。如果碌碌一生，专为私人的衣食住行着想，活上百岁又有什么价值？为了无数贫苦人们的利益，就是明天要牺牲，我也是甘心情愿的。”又说：“我们做改造事业的人被投入监狱，上断头台是毫不足介意的事情。”（《新江西半月刊》23年12月第6号）。话虽平常，却掷地有声，表现了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怀。为欢庆袁玉冰出狱，《新江西》出了一期专号——《欢迎民权运动者专号》，许多进步青年纷纷撰文热情称颂袁玉冰。文章说：“我们迎冰冰的意义何在呢？我敢说：我们是欢迎冰冰的三种精神：（一）欢迎他的牺牲精神，因为他是能弃一已的幸福来谋民众幸福的；（二）欢迎他的坚强精神，因为他是能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三）欢迎他的科学精神，因为他是能用科学眼光去观察社会害病的原因，……知道救济社会的适当方法。”有的文章说：袁玉冰的行动促进江西青年的革命精神，……愈觉这种社会有革命的必要了。可见袁玉冰的革命精神，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鼓舞革命士气的作用。他出狱后继续坚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活动。时，《新江西》季刊改为月刊，恢复出版发行，又改出版半月刊，共刊出11期，其中第六、第八期是欢迎袁玉冰出狱、追悼列宁逝世的专刊。在江西乃至全国都产生了积极广泛影响。
    主编《红灯》周刊，反击国民党右派。1924年3月，中共中央调袁玉冰到上海工作，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委员会秘书、上海团地委宣传部主任。5月，袁玉冰奉中共组织派遣，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中国班学习，并参加军事训练。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是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简称，是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学校。其是为苏联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也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人才，亦为中国“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的学校。袁玉冰在莫斯科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聆听了讲话。这年8月，袁玉冰还见到了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李大钊，并听了所作关中国革命运动问题报告。
    1925年冬，国内革命形势蓬勃发展，需要大批干部。袁玉冰奉中共组织指示，提前毕业回国，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书记，并在中共江苏省委员会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
    1926年10月中共组织领导上海工人阶级进行第一次武装起义，袁玉冰发动和组织青年工人和群众，参加了这次斗争。
    这年冬，北伐战争在江西战场节节胜利，袁玉冰奉中共组织调令回江西工作，担任共青团江西区委书记，兼任中共江西区委秘书和宣传部长等职。时任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的蒋介石在南昌逐渐暴露出反共反人民面目。面对蒋介石国民党右派猖狂进攻，中共江西区委决定让原中共南昌市委机关刊物《红灯》复刊，并由袁玉冰担任主编。袁玉冰雷厉风行，11月初《红灯》周刊与读者见面，刊物封面由袁玉冰精心设计，画有两个灯筒，放出一片红光。在复刊词《红灯的新使命》中，袁玉冰写道：“红灯是为革命而发刊的，也是为革命而停刊的，现在“红灯”继续出版，自然仍是为革命的，即是为革命的青年作革命的指导。我们愿意竭尽我们所有的能力，为江西青年供给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行动，这就是“红灯”继续出版以后的新使命。”
    11月中旬，中共江西省委成立，由刘九峰任书记，傅烈任组织部长，袁玉冰任宣传部长。袁玉冰还任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等职。
    袁玉冰还以他特有的政治嗅觉，察觉出当时革命队伍中出现的对革命形势认识不清的倾向，及时撰写并于《红灯》发表《谁说革命成功了！》一文，文章深刻全面地分析了从全国到江西的革命形势，认为虽然北伐军已占领了近半个中国，但“此时大半个中国还是国内外的反动势力所统治着，即国民政府内，也是外而帝国主义的势力，内而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在横行无忌。”因此，他深刻地说：“我们从这些现象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此时离国民革命成功还远。”因此，他号召革命的人们应该酒杯地认识到：“革命的道路还长，敌人的力量还强，而我们自己的势力还太小，我们更应积极地向前进，我们不要忘记了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袁玉冰对革命发展形势的深刻分析和正确估计，一方面破除了对革命前途的悲观论调，鼓励人们信心百倍，勇敢向前；另一方面又教育人们不要盲目乐观，要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这些思想，对后来的革命斗争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为了支持工农运动，反驳一些国民党右派别有用心的对工农运动的责难，袁玉冰在《红灯》发表了《过火》一文。文章一开头就一针见血地严厉批判了“过火论”制造者的险恶用心，接着又深刻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真正民众的势力只有工农群众。这次北伐军的胜利便是革命的工农群众拥护国民革命政府之结果。如果我们还要继续北伐，不与帝国主义者妥协……，那么我们便不应该再向革命的工农运动进攻。”
    《红灯》刊发出了一篇篇战斗檄文，文字短小精悍，切中时弊，深受进步人士喜读，发行量由数百份增至5000余份。后来方志纯回忆说：“《红灯》是我参加革命后接触到的第一个革命刊物。当年，我是《红灯》的热心读者，《红灯》曾向我灌输革命理论，启迪我正确分析形势，帮助我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红灯》曾经是指引我前进的一盏指路明灯。”《红灯》周刊成为当时宣传革命理论、反击国民党右派进攻的重要舆论阵地。
    1927年3月起，蒋介石国民党右派蓄意破坏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晚年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的帮助下，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纵容和唆使暴徒在江西、安徽制造一系列反共事件。此时的江西，正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日趋尖锐复杂之际。蒋介石早在前一年9月，指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CC系首脑（CC系是国民党的一个政治派系，其实力主要分布在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门尤其是组织部、中统局、地方各级党部和教育系统尤其是大学）、右派头目陈果夫派出心腹段锡朋、郑异，以考查江西党务为名，排挤在省、市、县各级党部和各群众团体内任职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左派，并封闭国民党左派办的《贯彻日报》。袁玉冰面对如此激烈尖锐的矛盾，一方面继续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南昌钟鼓楼的江西大舞台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马克思主义宣讲大会，向1000多名听众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4个专题的基本观点，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火焰。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国民党右派杀害了中共赣州组织创建人、工运领袖，时任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袁玉冰领导和指挥了南昌市大规模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活动，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尤其是，袁玉冰和时任中共江西区委组织部部长林修杰组织了一场大规模反击蒋介石国民党右派斗争。在此正当南昌革命热潮高涨之际，国民党右派组织了“AB团”，企图攫取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他们下令解散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组织“暗杀团”暗杀革命同志。在这种情形下，上级决定拔掉“AB团”这颗钉子。4月2日，在袁玉冰与林修杰的指挥下，成千上万工人、学生、市民涌上街头，向南昌百花洲（位于今南昌市区中心东湖区）进发，捣毁了发起成立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AB团的段锡朋控制的国民党省党部，搜索抓获国民党右派分子90余人，摧毁了AB团，让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重新掌握了省党部的领导权。段锡朋的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这样一个组织，在成立后仅3个月，就被袁玉冰与林修杰领导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催垮。在江西的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