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北京，暑气尚未完全褪去，空气中浮动着一丝秋意的清凉。每年这个时候，我总会如约来到潘家园，与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的诸位同仁，一同筹备那备受瞩目的全国红色收藏展览交流会。潘家园，这片承载着无数历史记忆与文化瑰宝的土地，不愧是全国最大的收藏品集散地，即便在世界旧货交易市场的版图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踏入潘家园，仿若踏入了一个时光交错的奇妙世界。满地琳琅满目的收藏品，似繁星点点，闪耀着岁月的光辉；沸腾的人群穿梭其中，如涌动的浪潮，裹挟着对历史的探寻与热爱。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讨价还价的争论声，交织成一曲独特的市井交响乐。人们脸上洋溢着的喜怒哀乐，是对藏品的痴迷，是淘到宝贝的欣喜，亦是与心仪之物失之交臂的遗憾。那翻江倒海的热闹气势，那争论不休的生动场景，仿佛一幅鲜活的市井长卷在眼前徐徐展开，让人不禁感慨万千，沉醉其中。​

图1 热闹的潘家园旧货市场

    筹备工作虽繁忙，我却总会忙里偷闲，漫步于附近的收藏品市场。于我而言，这不仅是一场寻找心仪藏品的探索之旅，更是一场与历史对话的心灵慰藉。每一件藏品，都像是一位沉默的老者，静静诉说着往昔的故事，等待着有缘人的驻足聆听。​

    那日，我信步走进现代大厅二楼的一间收藏品商店。由于与店主相熟已久，寒暄过后，见他正专注地泡茶，茶香袅袅升腾，弥漫在小店的每个角落。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期待，开口询问最近是否收到与苏区相关的物件。店主头也不抬，随口应道：“没有什么好的。”然而，多年的收藏经验让我敏锐地捕捉到他话语中的微妙之处，直觉告诉我，定有一些值得我关注的东西藏于店中。​

    待我们一同品完一杯香茗，茶香在唇齿间萦绕，我终于忍不住催促他将藏品拿出来瞧瞧。店主放下茶杯，起身从抽屉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叠用塑料套装好的纸制品。他专注地翻阅着，从中抽出一份递给我看。那是两张泛黄的薄纸，一大一小，小的叠在上面，显得不那么对称。

    我接过来一看，小的一张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结婚登记证”（图2）。岁月的侵蚀让纸张略显斑驳，边缘微微卷起，字迹却依然清晰可辨：“周克希男性、周母李氏（李桂花）女性，双方同意实行结婚。遵照苏维埃婚姻法令，经本政府登记此证。江西省胜利县曲洋区布头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吴香贷印）。右给周克希收执。公历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给。” 凝视着这张结婚证，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却又充满希望的年代。​

图2 周克希保存的结婚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统一定制了这一结婚登记证，由乡苏维埃政府负责签发。这种苏区时期的结婚证采用独特的三联单据式设计，左边归女方，中间交男方，右边作为存根留存。中间的骑缝编号和公章，是那个时代严谨态度的见证。起初，我对证上“右给ΧΧΧ收执”的表述颇为困惑，后来经多方考证才明白，此处的“右”并非指三联单的物理位置，而是“右边所说的内容”之意。这小小的细节，也让我感受到了历史的严谨与有趣。​

    这张结婚证，看似文字简洁，制作粗糙，远不及现代结婚证的精美华丽，却承载着中国婚姻制度重大变革的历史重任。它是“婚姻自由、一夫一妻”这一公平婚姻制度正式诞生的有力见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如同沉重的枷锁，束缚着无数青年男女对爱情与婚姻的自由追求；到了民国时期，“自由纳妾”的不合理现象依然存在，女性的权益难以得到真正保障。而这张小小的结婚证，却如同一道耀眼的曙光，彻底打破了旧有的婚姻制度，开启了婚姻平等、自由的新纪元。中华民族为了追寻这一合理的婚姻制度，历经了几千年的艰难探索与不懈奋斗，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以梦想成真。它虽貌不惊人，却意义深远，是历史长河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另一张，则是“于都县银坑人民法庭民事调解书”（图3）。展开这张调解书，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渐渐浮现。原告周克希，被告周德钱、周德相，关系人李桂花，这些看似普通的名字背后，隐藏着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李桂花17岁那年，与周斯谅结为夫妻，婚后育有一子周德钱。然而，命运无常，在周德钱年仅6岁时，父亲因病离世，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李桂花柔弱的肩上。1933年3月2日，李桂花与周克希在苏维埃政府登记结婚，新的生活似乎有了新的希望。婚后，他们又育有一男一女，尤其是儿子周流民（又名周德银）的出生，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图3 于都县银坑人民法庭民事调解书

    然而，随着红军北上抗日，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周克希因受到女方家封建思想的歧视，无奈之下选择离开，另寻归宿。周流民6岁时，被周克希带回家抚养，却又因后母的歧视，被迫跑回生母家。时光流转，当周流民渴望回到生父身边生活时，却遭到了堂兄周德钱、周德相的阻拦。无奈之下，周克希只能将侄儿们告上法庭。法庭经过细致的调解与审理，最终作出判决：周流民确是周克希与李桂花婚姻存续期间所生，他要求回生父家生活合理合法，被告人不得阻止，时间定格在1962年10月20日。​

    细细品味这场官司的来龙去脉，我发现那张1933年3月2日苏维埃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张结婚证，清晰地证明了周流民的身世，成为周克希赢得这场官司的关键证据。它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尘封的真相之门，让周流民得以回到亲生父亲身边，享受应有的亲情与温暖。

    从收藏的角度来看，这两件纸制品更有着独特的价值。苏维埃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作为珍贵的苏区革命文物，其真实性得到了“于都县银坑人民法庭民事调解书”的有力证明。而民事调解书又因结婚证的存在，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与故事性。二者相互印证，互为背书，互赢互利，成为收藏史上一段难得的佳话。它们不再是孤立存在的文物，而是彼此关联、相互依存，共同构建起一段完整的历史记忆，极大地提升了各自的历史价值与收藏价值。尤其是对于作为革命文物的结婚证而言，民事调解书成为它“流传有序”的坚强后盾。​

    其实，在我的收藏生涯中，苏区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已收集到了。按理说，我并非文物商人，不从事买卖交易，纯粹出于对苏区文物的热爱与情怀，相同品种的藏品有了即可，无需再重复购买。然而，当我看到这张结婚证书与那张民事调解书时，内心却被深深触动。它们不仅是两件普通的藏品，更是历史的见证者，是一段段鲜活故事的载体。它们相互依偎，诉说着过去的岁月，传递着革命年代的情感与温度。这种独特的关联与意义，让我无法抗拒它们的魅力，毅然决定将它们收入囊中。​

    离开收藏品商店，夕阳的余晖洒在潘家园的街道上，为这片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手中的两件藏品，虽轻轻如也，却深感重若千钧。它们承载着的，不仅是个人的收藏爱好，更是对历史的尊重与传承。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愿继续在潘家园这片宝藏之地探寻，聆听更多历史的故事，守护更多珍贵的红色记忆，让这些承载着革命精神与历史文化的文物，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