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慈

    曾昭慈，女，又名碧漪，1907年出生，广东省南雄市湖口镇湖口村老屋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病逝于北京，终年90岁。

    1925年，曾昭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南雄分会特派员、中共南雄县委委员；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昭慈兼任国民党南雄县党部执行委员、妇女部长，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南雄分会主席。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失败。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南雄党组织着手准备农民暴动。首先以农会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骨干，组建了一支1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并在全县各地普遍成立了抗暴队、自卫军等农民武装。

    为了更好地组织、领导农民暴动，1928年2月1日，中共南雄县委作了调整充实，曾昭慈的堂兄曾昭秀任书记，曾昭慈被选为县委委员。2月13日，曾昭慈参加组织领导南雄农民暴动。2月18日，南雄县委在黄坑圩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南雄县苏维埃政府，曾昭秀任主席，曾昭慈被选为委员。3月，国民党反动派派重兵镇压，南雄暴动失败。

    曾昭慈在南雄从事革命活动期间，由于白色恐怖笼罩，经常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处境艰难。她认为躲在亲戚家无疑是最可靠安全的，而高石街外婆家就是最好的“避风港”。

    曾昭慈的父亲系曾广淮，其母亲是湖口镇湖口村高石街人，外公叫张德燦，有湖口曾氏族谱《武城堂•曾氏重修族谱》和《湖口张氏族谱》为证：曾广淮“配高石街张德燦（原名德勳）之女”，张德燦（原名张德勳）生有四个儿子，四个女儿，其中第二个女儿嫁给曾广淮，与曾广淮育有四女，曾昭慈是其长女。高石街村和老屋村同属一个村委会，两村之间距离不足2公里。

    据笔者张祥民父辈（伯伯张功造、父亲张功还与曾昭慈是表姐弟关系）回忆，革命低潮时期，为躲避国民党抓捕，曾昭慈经常躲在我们家（即曾昭慈的外婆家），当时那年代，我们村子的后山是茂密的林子，便于藏匿，白天为避人耳目和方便革命联络活动，曾昭慈经常躲在高石街村后密林之中。每逢饭点，伯伯张功造和父亲张功还就将饭菜用篮子装好从村后二楼窗户中用绳子吊下去给曾昭慈吃。此窗子现保存在笔者张祥民家中。

    南雄暴动失败后，曾昭慈即与曾昭秀转移到江西虔南（今全南）县隐蔽。不久，曾昭慈转移到寻乌，任寻乌苏维埃政府妇女工作部部长。

    1929年，曾昭慈与古柏（时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结婚。1930年，古柏先后调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曾昭慈也随调红四军，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其后历任红军总前委秘书、保管科文书科科长、江西省政府内务部秘书、中央苏区粮食部调查统计局局长。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曾昭慈随古柏留在中央苏区后方办事处。1935年6月，古柏在龙川县鸳鸯坑战斗中不幸牺牲，曾昭慈在战斗转移过程中也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曾昭慈坚强不屈，严守党和军队的机密，从不透露任何信息。1936年春，曾昭慈被释放出狱，携子古一民历尽艰险回到湖口家中隐蔽，并动员堂弟曾文玉、妹妹曾华、表兄张功佩北上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8年，曾昭慈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被安排在韶关某产院工作，为中共地下党购运药品，传达重要情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昭慈调到北京，先后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中国革命博物馆等部门工作，曾任全国政协第四、第五届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曾昭慈曾托人找到我伯父和我父亲，之后有过不少书信往来，曾昭慈还邀请我伯父和我父亲去北京相见，叫我伯父长子张英冠（当时在韶关公安局工作）带他们去北京，由于张英冠工作忙，一直未能抽空前往。有关与曾昭慈的往来书信，笔者张祥民小时候见过，伯父常拿出来给我们看，并讲述曾昭慈在外婆家躲难的故事。现在这些珍贵文物已难觅踪迹，或许在我伯父遗物中或英冠遗物中可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