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鄂豫边区作为华中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其文化教育事业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蓬勃发展，创造了“战斗化教育”的独特模式。本文以抗战时期鄂豫边区文教事业为研究对象，以大悟县及周边孝感地区为核心考察区域，系统梳理边区在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教育形式创新等方面的历史实践，深入分析其“文化教育为抗战服务”的理论逻辑，探讨“游击教育”的组织形态与运行机制，并揭示其对当代文化教育发展的启示价值。研究表明，鄂豫边区文教事业通过“军事化办学”“社会化教育”和“政治化育人”三位一体的实践路径，不仅培养大批革命骨干，更重塑乡村文化生态，构建新型文化教育治理体系，为理解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的持久力提供文化教育维度的解释框架，为推动当前基层文化教育（干部教育培训）提供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借鉴  实践  文化教育  战斗化  鄂豫边区

    前言：鄂豫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历史方位与研究框架

    鄂豫边区地处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是华中抗战的战略枢纽和文化交汇带。1941年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进驻大悟山白果树湾后，这片区域不仅成为军事指挥中心，更发展为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核心区域。在战火纷飞的1941-1945年间，边区党委和行政公署领导创办抗大第十分校、洪山公学、行政干校、边区党校和建国公学等教育机构，形成多层次、多类型战时教育体系。这些学校在日军频繁“扫荡”的游击环境中坚持办学，培养大批军政干部和建设人才，为边区巩固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本文以“历史实践与理论探析”为研究路径，基于鄂豫边区文史文化教育档案、地方志文献及口述史料，运用教育社会学和政治教育学的理论视角，聚焦三个维度展开分析：一是战时文教制度如何通过组织形态创新突破封锁困境；二是文化教育内容与方法如何实现战时适应性转化；三是文教实践如何重构社会效应与政治功能。通过微观实证与理论阐释的结合，揭示鄂豫边区在资源匮乏与战事频繁的双重约束下，构建起适应游击战争需要的文化教育体系，并探讨其经验对当代文化教育（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发展的借鉴与启迪。

    一、制度创新：战时文化教育体系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

    （一）干部教育体系的层级化构建

    鄂豫边区党委面对干部短缺的紧迫问题，构建了有所侧重与专业化分工的干部培训体系。这一体系以抗大第十分校为军事教育核心，洪山公学为综合干部培训基地，行政干校专注于地方治理人才培养，边区党校强化党政干部理论武装，形成了专业分工与系统配合的办学教育格局。

    抗大第十分校于1942年建于随县白兆山区洛阳店，后迁至大悟山下的麻沟，由李先念兼任校长，郑绍文任副校长，邝林任教育长。学校主要培训部队班、排、连和营级干部，分设军事参训班和政治青训班两种。军事参训班学员为团、营级指挥员和参谋，课程侧重游击战术与工事伪装；政治青训班学员为青年宣传干事，注重培养指导员与支部书记，主修抗战理论与政治工作方法。在3年办学中，该校累计培养3100余名军事干部，学员白天进行战术训练，夜间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形成了“战教合一”的教学特色。

    洪山公学则体现综合化办学特点。该校1940年8月始建于京山八字门和小焕岭，1942年底转移至大悟山，由陈少敏任名誉校长，吴祖贻、李实、简文先后担任校长。学校按军事建制设大队、中队、小队，初期仅设干部训练班，后扩展为包括小学部、中学部、干部训练班的综合性学校。干部训练班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学生主要是根据地党、政、军基层干部和失学青年，还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青年及老苏区红军后代、烈士遗孤。课程设置包括革命理论、国文、算术、军事、音乐等，教材由边区行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编印，授课分别由军、政领导和专职教员担任。随着战时的不稳定性，其教育班实施“流动上课”模式，学员分散隐蔽于陂安南县20余所小学开展实习，结业后全部分配至教育行政部门。该校“竹林课堂”成为战时教育特殊标志，师生在竹林中以双腿为课桌，用树枝、麦秆、子弹壳当作钢笔，在日军扫荡间隙坚持学习。

    行政干校1942年创立于大悟山，开始由边区党委管理，后改由行政公署管理，刘子厚任校长。该校设立行政班和财经班，主要培训基层行政工作人员。其办学特点是实践导向，学员边学习边参与实际工作，如征收公粮、组织生产等，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这种分类培养的干部教育体系（见表1），既满足了军队和地方对各类人才的急需，又实现了教育资源的高效配置，展现了边区党委的战略谋划能力。

    表1：鄂豫边区主要干部教育机构比较（1941-1945）

    数据来源：《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大悟文史资料》《中共大悟县简史》

    （二）群众教育的普及化探索

    在重点抓好干部教育的同时，鄂豫边区大力推进群众教育，着力改变乡村文化落后状况。边区行署教育处采取“公办民助”的方式，在礼南、安礼、罗礼应等县级区域相继开办高小、初小，教材采用边区政府编印的识字课本。课本内容深度融合抗战叙事，如课文“敌人十四路‘扫荡’大悟山，第五师真正勇敢，同敌人血战三天，打跑了日寇，保卫了大悟山"等，将文化学习与政治教育融为一体。

    针对成人教育，边区广泛开展季节性扫盲：秋闲时节组织农民夜校、识字班等，“农民青年自带凳椅，在借用的教室挤坐学习”；春耕时则转为分散自学。1943年大悟山地区文盲率从百分之85降至百分之30，学员可阅读《七七报》并书写信件，显著提升政治参与能力。这种安排既适应了农村生产生活节奏，又保障群众教育可持续性。

    边区还创造性整合传统教育资源。对开明绅士所办小学或私塾，政府则给每个教育点送去机关报《七七报》，并引导采用新教材，实现“新旧融合”。这种包容并蓄的文化政策，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

    （三） 教育管理的军事化适应

    在游击战争环境下，鄂豫边区教育形成了独特的军事化管理模式。各学校按部队编制组织，洪山公学设校务委员会，下设教务、干部管理、生活指导和总务等处。学员按军事建制设大队、中队、小队。师生过军事化生活，随时准备转移，三至五天，学校就得流动转移一次，而且是夜行军，一走就是二三十里路。上课没有固定场所，更没有固定黑板，背着小黑板，走到哪里在群众家里教学。

    为应对日军扫荡，学校建立了应急机制。1943年，200多名师生从陂孝北向陂安南地区转移时遭遇日伪军伏击，武装班及时占领山头，阻击敌人，掩护师生通过公路。在另一次扫荡中，学校领导将部分学生隐藏在附近村庄老百姓家里，另一部分师生分多路转移。从武汉来的进步学生陈觉、陈逸飞两姐妹在扫荡中被村民刘婆婆机智伪装成“黢黑肮脏的农家女孩”，成功骗过日军搜查。这种军民协同的保护机制，确保了师生安全和教学延续。

    教育管理的军事化还体现在师资协同建设上。边区一方面改造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培养新型教师，通过师资训练班、教师代表大会等形式整合教育资源，提高教师政治业务水平。1943年，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在大悟山附近的罗家畈召开边区教师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00余人，边区文工团还进行了文艺表演，增强了教师的归属感和使命感。这种军民一体的保护机制，构成战时教育存续的社会基础。

    二、内容革新：战时文化教育的知识体系与教学方法

     （一）教育课程设置的政治化取向

    鄂豫边区教育的课程体系，呈现出鲜明的为抗战服务特征。在干部教育中，抗大第十分校的课程以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为主，重点教授伏击战、地雷制作等实用技能；政治课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培育战略思维与革命立场。李先念在竹林课堂讲授《论持久战》时，结合大悟山反扫荡战例，论证“持久抗战必胜”的命题，极大鼓舞学员斗志。洪山公学则设置了革命理论（主要讲中国革命问题）、国文、算术、军事、音乐等课程。这些课程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着眼于培养学员的革命立场和实践能力。

    群众教育的教材内容更具时代特色。边区编印的识字课本包含大量抗战题材，如"新四军共有七个师，我们的师长李先念，领导我们打东洋"等课文，将识字教育与政治启蒙有机结合。还有课文实现生活化改造，教导生产知识。边区《识字课本》收录歌谣：“年过罢，月过罢，扛起锄头种庄稼……山里田窄人又多，田不种好吃什么”。育才学校专业课设置体现实用主义，教授卷烟、织袜、做粉笔、纺线等手工技术，学员毕业后多数成为生产合作社骨干，体现“文化知识—技能学习—生计改善—支持抗战”的闭环逻辑。这种生活化的教材编写理念，将生产知识与民族意识相糅合，使教育内容与群众日常经验紧密相连，增强了学习实效，也快速培养了根据地建设急需的实用人才。

    （二）教学组织开展的游击化创新

    鄂豫边区教育工作者，创造多样化教学组织形式，总结出“五个结合”教学法：短期与长期、集中与分散、固定与流动、公开与隐蔽、教师讲授与自学互教相结合（见表2）。这一体系成为应对战时不确定性的方法论创新。

    “流动教学”是边区教育的突出特色。边区学校多为无固定校址，教师背着黑板辗转于各地授课，多在祠堂、庙宇、民宅甚至山中树林、田边地头里流动上课，一有情况，立即转移。这种游击式流动教学，打破了传统教育的空间限制，实现了“敌来我走，敌走我教”的灵活应对。

    “隐蔽教学”则展现了教育工作者的智慧。1942年5月，洪山公学教育班师生分散隐蔽在陂安南地区及其周围3个乡20多所小学里，开展实习、教学活动。师生伪装成普通村民或小学教师，秘密坚持教学。在敌占区采取“应敌教学”方式，表面使用日伪审定的教材，实际穿插抗日内容。这种“合法形式包裹革命内容”的策略，成为文化战线特殊斗争形式。

    “互助学习”是解决师资不足的有效方法。边区广泛推行“小先生制”，由高年级学生教授低年级。洪山公学中学部学生“既背长枪又当教员”，形成“兵教兵、学教学”的互助模式，这种去中心化的知识传播，极大缓解师资短缺压力，拓展了教育覆盖面，也强化了学习者的主体性。

    表2：鄂豫边区“五个结合”教学创新体系

    数据来源：《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大悟文史资料》《中共大悟县简史》

    （三）文化文艺宣传的动员化转型

    鄂豫边区也十分注重文化文艺宣传工作的动员机制，在文化文艺节目宣传创作中采用“旧瓶装新酒”，话剧《反共害民记》揭露日伪军暴行，秧歌剧《兄妹开荒》宣传大生产，历史剧《风波亭》激发民族气节。在大悟山巡回演出时，采用在地化表演形式——用当地方言说唱，邀请观众参与剧情，很多青年农民看到表演中敌人的残暴行为，激起强烈对敌仇恨，当场就选择报名参军。

    美术创作更展现大众美学转向。版画家武石创作《鱼水情深》，描绘老乡冒炮火为战士送水场景；连环画《汪老头转变了》取材于真实事件：大悟山农民从抵触开会耽误干农活到主动参会和支持大生产运动。这些作品通过墙画、布画形式在乡村传播，使抽象革命理念具体形象化。

    音乐创作则深度融合民间元素。李先念亲自审定《挺进进行曲》，歌词“江汉两岸，豫鄂之边...我们到处燃起反抗的火焰”配以大别山民歌旋律，成为全军传唱的战歌。这种革命内容与地方形式的结合，有效实现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向战争服务转型。

    （四）文化教育评价的实践化转向

    鄂豫边区打破纸笔考试传统，建立实践本位的文化教育评价体系。干部教育以学员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洪山公学学员结业即分配至基层，到教育行政和业务部门担任干部，征收公粮、组织生产的成效成为核心考核指标。群众文化教育注重行为改变，扫盲成效看阅读报纸、讲解抗日政策、理解新闻的能力。生产技能教育则直接以增产增收、手工生产制造为衡量标准。边区流传的歌谣"陈大姐种白菜，种的白菜人人爱"，既是对领导以身作则的赞美，也是对生产教育成果的生动评价。

    这种实践导向的评价机制，避免了文化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端，确保了文化教育投入转化为抗战和建设的实际力量。正如李先念等领导人亲自参与种南瓜、修水利的示范所表明的，边区文化教育的最高标准是为人民服务、为抗战服务的实际贡献。

    三、资源整合：边区文化教育的保障体系与社会支持

    （一）师资队伍的多元化建设

    鄂豫边区面对师资严重短缺的困境，采取多渠道的师资建设策略。一是改造和利用旧知识分子，将原私塾教师经思想转化后留用参加抗日教育；二是吸收沦陷区和国统区的进步知识青年，如洪山公学中来自上海、武汉敌占区的学员有的会唱京剧，有的会唱楚剧，他们既当学生又当教员，丰富文艺教学；三是党政军干部兼任教师，五师首长李先念、陈少敏等定期到校讲课，边区教育处长李实经常为学员教唱革命歌曲。

    为提升师资水平，边区建立阶梯式教师培训体系。鄂豫皖成立的赤色教师联合会系统举办教研活动，研究教材教法改良。该组织系统包括省、县、区、乡各级教师联合会，通过举办教师训练班、进修班等形式提高教师素质。1943年，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在大悟山附近召开边区教师代表大会，100余名代表参会交流经验，边区文工团还进行了文艺表演，增强了教师的凝聚力和使命感。

    边区还注重保障教师待遇，稳定师资队伍。洪山公学教育班师生每人每天1.5斤米，3钱油，每月发津贴费两角。无经济来源的学生，每年发给单、棉衣1件或1套。这种供给制虽然清苦，但确保了基本生活需求，使教师能够安心从事教育工作。

    （二）教育经费的多源化筹措

    鄂豫边区在极端困难的财政条件下，探索出多条路径的教育经费筹措机制。主要渠道包括：政府财政拨款，如边区行署为洪山公学等学校提供基本经费；生产自给，师生参加开荒种地、手工业生产等活动创收；社会捐助，开明绅士和群众团体资助办学；勤工俭学，学生通过劳动解决部分学习费用。

    边区教育经费管理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原则。洪山公学初创时在张家大湾竹林上课，后虽自己修建简易教室、饭堂，但条件仍十分简陋。边区学校师生待遇一样，每人每天供给1.2斤大米，1.5斤蔬菜，油盐各3钱；每月发给零用钱6角（边币）；每年发单衣2套，棉衣1套。这种低成本的办学模式，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发挥了最大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边区还尝试建立教育金融支持体系。鄂豫边区银行不仅发行边币稳定金融，还向教育事业提供信贷支持。1941年发行的救国建设公债50万元，部分资金用于教育设施建设。消费合作社利润反哺学校，形成“经济—教育”共生体系。这种以金融工具支撑文教的实践，为边区文教事业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资金保障。

    （三）军民协同的立体化办学

    鄂豫边区教育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军民融合共生。学校师生既是学习者，又是战斗员和工作队。边区学校列入军事编制组织，学员骨干配发武器，随时准备参加战斗。洪山公学武装班在反扫荡中阻击日军，掩护师生转移；群众为学校提供场地、粮食等支持，如朱湾村老百姓借出72间房屋供新四军第五师和第七师会师使用。村民冒险掩护师生，刘婆婆智救陈氏姐妹的事迹成为军民情谊象征，这种鱼水情深的军民关系，构成了边区教育最可靠的社会基础，也展现了军事化教育的实战价值。

    军民协同还体现在文化互动上。学校组织文艺演出回报群众，脱险获救学生为村民表演节目，使村民既惊奇又高兴；群众创作的歌谣“李师长种南瓜，种的南瓜人人夸；陈大姐种白菜，种的白菜人人爱”，以乡土话语表达政治认同，传递军民一家的真挚感情。这种文化层面的深度情感互动，强化了教育的社会认同和支持，构筑起教育存续的社会根基。

    四、功能拓展：边区文化教育实践的社会效应与历史意义

    （一）人才培育与干部储备功能

    鄂豫边区文化教育最直接的成效是为抗战和根据地建设培养了大批骨干，累计培养干部逾8000名，其中抗大第十分校输出3100名军事骨干；洪山公学累计培训各类干部数千人，大部分毕业生进入新四军第五师；行政干校、边区党校等也为各级党政机构输送了大量人才；育才学校学员成为合作社技术核心。教育还促进干部结构优化：挺进纵队连营级干部中知识分子占百分之44，政治干部达百分之62；妇女干部比例显著提升，涌现区委书记等女性领导者。 这些经过革命教育洗礼的干部，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坚力量。

    （二）社会结构重塑与文化认同构建

    边区文化教育成为性别角色的新突破。大量女工在被服厂、毛巾厂成为主力军；妇救会组成担架队、情报组，很多同志都在战地医院参与抬送和护里伤员。陈少敏给学员灌输不但要“学‘生’，更要学‘死’”（学岳飞之死，莫学秦桧之生），让学员备受鼓舞，激励了女性突破传统角色，学校将识字文化启蒙与革命信念、民族气节培育融为一体。

    更为根本的是基层权力重构。边区推行“能者治理”，选拔识字农民担任合作社会计；五师16岁战士臧海龙参与粮秣调度；百姓推独轮车运粮与部队晒谷场形成劳动协作链。这种基于能力而非血缘的治理模式，颠覆传统乡土权力结构。

    （三）红色文化生态的生成与延续

    边区文化教育催生革命文化符号。课本中《反对帝国主义歌》《红军来了》等课文重塑集体记忆；群众将家中神灵挂像换成马克思、列宁画像，一切菩萨神宇变作列宁学校。这种意识形态转化，为政治认同提供文化根基。

    边区文教基因至今仍滋养这片土地，大悟县践行文旅教融合路径，白果树湾新四军第五师纪念馆年接待游客79万人次，带动红色旅游产业增收2300万元。边区历史教育基因在新时代得到精神延续和实践运用，在大悟县域和周边地区设置了中原军区干部学校、孝感市委党校大悟中原突围教学分院 、湖北省大别山干部学院大悟研学基地，每年承接武汉等地高校师生和企业职工团建活动类的红色教育70余批次，全县接待社会参观旅游和培训人员800多万人次。省市县各级文化文艺宣传“轻骑兵”也为新时代大别山地区经济社会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精神动能。

    结语：红色文化教育的理论坐标与当代启示

    鄂豫边区文化教育实践揭示战时文化教育的三重逻辑：在制度层面，通过军事化、流动化的组织形态突破封锁；在知识层面，以政治化、实用化的内容重构回应战争需求；在社会层面，依托军民协同构建教育共同体。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文化教育观与中国农村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实践。

    边区经验对当代文化教育具有深刻启示：其一，边区党校的“理论武装”“党性锤炼与提升”，为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守正创新，坚定文化自信等提供了生动范本。唯有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推进理论创新、手段创新和工作创新，才能引导党员干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践行者。其二，洪山公学“竹林课堂”所体现的场景适应性，为乡村振兴中现场观摩、流动教学提供历史参照；其三，“小先生制”与互助学习蕴含的主体性激活原则，契合当代文化教育民主化趋势；其四，教育评价的“实践本位”导向，对破除“唯分数论”应试文化教育，推进“复合适用”素质教育具有方法论意义。唯有将文化教育根植人民生活的土壤，便能跨越时空焕发永恒生命力——这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人民的期盼，更是未来的召唤。

    参阅文献：

    1.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2.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四辑：文化教育专辑，1984年2月版
    3.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4.中共大悟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大悟县简史（1921-200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5.大悟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大悟文史资料》，1986年4月版
    6.《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