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距今已过去了八十八年，它是中华民族处在危难时刻，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正如毛泽东所说“是时局转换的枢纽”，它标志着国、共两党结束了十年内战后的第二次合作进行全民抗战的开始。张学良、杨虎城俩将军，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他们的伟大爱国精神鼓舞着今天的中国人，我们在为他们的大义凛然的行为所感动和震撼的同时，也为他们在西安事变之后却分别被蒋介石囚禁和杀害，遭到如此的不公而愤慨和惋惜。

    说到西安事变，恐怕更多人的最大疑问和困惑还是张学良为什么要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问题。人们不仅要问，张学良明知蒋介石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为什么就能这么轻信了他呢，这不是明摆着把自己往虎口里送吗。如果张学良不送蒋，他也就不会被扣押，也就自然没有他及东北军后来的结果，可能整个西北乃至全国的局面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但是，历史它就是如此。

    不管怎么说送蒋回去完全就是张学良的个人行为。

    发动西安事变是张、杨二位将军的共同行动，按理说每一项重大事情都应经两人协商同意方可。然而，面对放蒋这样如此重大的事情，在没有得到杨虎城的同意且又劝阻无效，也没有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商量，而蒋介石也只是在做了一个口头保证的情况下就仓促的要急于亲自送他回去，这种行为不免确过于草率。性格决定命运，这就是张学良的性格。这一走，使得西安事变只能以虎头蛇尾的结果草草的收场，随着张学良的被扣，顿使西北的局势陷入了混乱之中。张学良扣了蒋介石十三天，而蒋介石却扣了张学良五十四年，张学良打回东北军和他东北老家的想法也只能在梦中去实现了。

    张学良要送蒋的动机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要这么做呢，出于何种目的，其他人当然不得而知。尽管张学良在获得自由之后也接受过一些媒体记者的采访，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事情的真正原委，这无疑让其永远的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谜。那么，我们只能从张学良的亲属中来获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

    张闾实是张学良的侄子，其父张学浚是张学良的六弟。据张闾实说，张学良之所以送蒋回南京，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宋美龄与张学良在西安见面后有一个三十分钟的英语谈话。在谈话之前，张学良还坚持说，谈不成一个协定，是不能放人的。两人见面后双方就用英语进行交谈，宋美龄告诉了张学良一些事情，当张学良听完了宋美龄的说法之后，态度马上有了很大的改变，而且当场就下令准备飞机送蒋回去。宋美龄与张学良单独谈话的完整内容谁也不知道，但有部分的说法张闾实还是从他父亲那里听到了。宋美龄告诉张学良：你希望苏联支持你，但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现在唯一能代表中国的还是蒋介石，何况你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再就你整个张氏家族来说，所有的成员已经被戴笠的手下全部看管着，即使说是你一个人搞的事变，但可能你的整个家族都会为此赔上性命。再就是军队的对抗，就算西北军加上东北军也不过三十万人，而何应钦已经带着比你多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和武器朝着西安开过来了，一旦打起来了，东北军、西北军是打不过中央军的，你挑起了更大的一个国内的战争，造成了更多的死伤，你想没想到这些事情。宋美龄的这些话直接刺痛到了张学良，他决心尽快将蒋介石送走，否则夜长梦多，说不定又会生出个什么事来，到那时就更不好收场了，那自己可就真的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了。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连累他人，如果说蒋要惩罚或者对他判刑的话，他愿意一个人来承担。张学良认为自己当年跟其父打拼的时候，就已经把脑袋绑在了裤腰带上了，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活多久，现在只要能完成这个使命(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他觉得自己可以牺牲，所以才决定要亲自送蒋。有人曾对张学良说：“好多人讲，你老不该给他送到南京去”，张学良说：“那不能这样说，这话不对，是有人这么说的，但不对。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是个军人，我自个做的事情我自个负责，我否则，杀我的头我也负责，我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不是假的不在乎，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关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宋美龄在她的回忆录中的一节《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分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个人权位之野心。……负责叛变之军事长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国法之裁判，实为民国以来之创举。”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如果宋美龄说的是真实的话，那的确道出了张学良当时的处境和心情。

    宋美龄与张学良的这番谈话中，涉及到了苏联不支持张学良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与周恩来的谈话中得到证实。

    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洛川会谈后，中共中央便决定派刘鼎任驻东北军代表，去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行前，周恩来特向刘鼎做了交代，毛泽东又找刘鼎单独谈了话。为了工作方便，中央为刘鼎在张学良公馆特设了一部小电台，直接与中央联系，在七贤庄还设立了一个100瓦的大功率电台，还用中央名义进行广播。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去西安处理此事。刘鼎见到周恩来后说：“张学良原以为发动兵谏为抗日，就可以取得苏联对他的谅解，从此可以遂自己多年想联苏的愿望。结果适得其反，让他很失望。……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张学良对苏联的态度很不满意”。张学良对苏联的不满与宋美龄和张学良谈话中的内容相吻合，无疑证明了这是张学良之后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