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也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成长史。“苏区干部好作风”为夺取反“围剿”斗争胜利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探讨它与反“围剿”斗争的关系，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涵会有更深刻的解读，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历史性贡献与地位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现实意义也会有更多的理解。

    一、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在反“围剿”战争历程中形成

    中央苏区形成的干部好作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重要组成部份。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共产党的着力建设，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心培养，是苏区广大党员、干部和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它的形成有历史传统的影响，但是离不开时势与环境的造就。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红色政权，广大农民砸碎千年铁锁链，翻身解放做主人。土地革命运动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实惠，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大大激发了他们支持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开始，发动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①蒋介石的军事“围剿”是大烧大抢大杀，实施“草要过火，石要过刀，人要换种” 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其令人发指的手段不可记数。同时，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实施“饿死政策”。中央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

    如果中央根据地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红色政权就会丢失，干部党员人头就会落地，广大贫苦农民不但失去胜利果实，而且将重吃二遍苦。然而，有压迫就有反压迫，有“围剿”就有反“围剿”。如果说六亿年前，由于地球的运转，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挤压碰撞，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压力，终于，喜马拉雅山被挤出地表，珠穆郎玛峰崛起为世界屋脊。那么，广大苏区干部党员，在反“围剿”的斗争中必然产生一种不同寻常的精神与作风。

    面对敌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环境和条件极为艰苦恶劣，斗争极其的艰难困苦，要克敌制胜，必须最广泛的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必须取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最坚决的支持。这就要求我们的党和干部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模范带头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正如“时势造英雄，战争出将军”一样，反“围剿”战争也催开了“苏区干部好作风”这朵绚丽的战地黄花。

    二、苏区干部好作风是聚集反“围剿”力量的源泉

    在土地革命时期，蒋介石调动军队对我中央苏区红军进行了5次围剿。第1次敌我兵力对比为5比2，第2次敌我兵力对比为6比1，第3次敌我兵力对比为10比1，第5次敌我兵力对比为12比1。如何才能打破敌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首当其冲的是寻找到反围剿斗争的力量。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古往今来，一切政治家、军事家为了指导战争取得胜利，在寻求进行战争的力量根源。但是，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不同历史时代，不同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对战争力量根源是认识不足的，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许多军事家看到的是将帅和士兵的力量；在中国旧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看到的是爱国华侨的力量；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许多战略家看到的是新式武器装备的力量。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唯物主义原理，对依靠力量作出了科学分析，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源泉，存在于民众之中。”②而苏区干部好作风则是聚集起人民群众这一战争伟力的法宝。

    要打破敌人的围剿就必须迅速扩大红军。扩大红军工作，是苏维埃政府最基本的和最经常的工作任务之一。由于苏区干部作风扎实，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依靠群众取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扩红成绩。例如，中央苏区从1932年2月至1934年7月，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共有3次，扩红总人数约有16万余人。苏区兴国1933年8月正式创建了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在1933年“红五月”扩红运动中，兴国县动员5000余人组建模范师，后又动员2000余人加入工人师，动员1000余人参加少共国际师。

    兴国模范县的扩红经验其中有两点特别重要：

    其一是充分发挥干部和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比如，1932年夏，洛江区区委书记张自清带头报名当红军，结果全区8个乡有300多名青年报了名。又如1934年5月，兴国县委决定继兴国模范师上前线后再上前线输送一团新兵。由于前几年扩红运动的深入，青壮年当红军的多，留下在家中的少。上社区委区苏干部纷纷带头报名当红军，区苏主席黎隆愧、文书赖玉鸣、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席刘功、劳动部长钟济金、少共区委书记曾昭权、区委组织干事吴难仁、区特派委员刘大葱、军事部长刘德波、军事文书陈乐煌、区团委宣传部长梁孟辉、区少队部部干事黄芳信等十几个青壮年干部报名当红军，于是迅速带动了了全区各乡的群众踊跃报名上前线，完成了红五月扩红运动。③

    其二是苏区干部全力做好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兴国的红军家属数量很大，优待工作很繁重。苏区干部和耕田队必须在义务耕完红军公田和红属田后，才能耕作自家的田。仅1932年冬的两个月内，全县耕田队优待红军家属达30多万个劳动日。全县有柴草屋68处。干部星期六义务砍柴放入柴草屋里，送给红军家属烧。长冈的刘长秀感慨地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都替我们想到了！她在送丈夫当红军后，又将16岁的独子送去当红军。

    兴国成为中央苏区扩红数量最多的一个县，先后向主力红军输送５.5万名子弟兵（中央红军最多不过１２万人，长征前夕仅有１０万人）为中国革命战争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与苏区干部努力从生产、生活方面做好优红工作，解除红军战士后顾之优是密不可分的。从而揭示了苏区干部好作风为从根本上解决战争力量的根源问题起到巨大的作用。

    三、苏区干部好作风是打造革命大本营的先导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宏谋大略，关键是“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

    创建巩固的根据地就是为革命打造大本营，其重要意义无须置疑，问题是如何才能把落后的农村建成伟大的革命阵地？怎样才能把广大农民群众动员起来，使之投身于伟大的革命在战争之中？这实际是打破反革命围剿必须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群众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群众是不会真正行动起来的，而必须“把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得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利益胜利斗争到底。” 因此“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办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是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④ 怎样来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苏区干部用行动作了最好的回答。

    首先，以思想精神聚众。在党的领导下，苏区干部认真学习和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主张。创造了形式多样、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效果显著的宣传。如，苏区中央和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5个省，从省级到县级创办《红色中华》、《斗争》、《青年实话》、《红星》等139种报刊。

    其二以垂范和献身服众。凡是要求群众办到的事情和完成的革命任务，干部和党员首先去办，兴国县创造了干部和党员“十带头”制度，即政治学习带头军事训练带头，执行勤务带头，参军参战带头，遵纪守法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省粮食带头，优待红军家属带头，发展生产带头，移风易俗带头。为了节约经费,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和中央土地部副部长胡海等高级领导干部,带头不要公家发伙食费,自己从家中背米到机关吃。在他们的带动下,家住苏区的本地干部,都自觉地回家背米背菜吃。“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成为千古传颂的佳话。

    其三以谋利于民励众。苏区干部做到制定政策，从群众利益出发；讨论决策重大问题，充分发扬民主、耐心听取不同意见；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为了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群众利益无小事。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干部就是个典型，“长冈乡的工作特点，在于能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并且争取了最快速度。”⑤

    兴国县的苏区的干部和党员团结带领全县人民奋力拼搏，在扩大红军、支援前线、慰劳红军、优待红军家属、推销公债、粮食动员、合作社运动、节约运动、生产运动和教育工作等十个方面，都成为苏区的模范，而且诞生了许多个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第一”。

    第一个中央红军兵工厂于1931年10月创办于兴莲乡的官田村。第一个中央红军总医院在1931年10月创办于鼎龙茶岭村。第一所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诞生于鼎龙茶岭李氏宗祠。第一个中央造币厂在1931年10月创立于东村的东龙庵。第一家中央苏区农具生产合作社在1933年11月创办于古龙岗。中央红军第一次无线电密码通信在兴国成功。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表扬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号召全苏区都要向这些先进典型学习，“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⑥以苏区干部好作风为先导，有力地推动了闽西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赣西南苏区革命大本营，为红军取得前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发挥人民战争威力的法宝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讲话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⑦在残酷的反“围剿”战争期间，中央苏区做到了前线，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反“围剿”战争成为了人民战争。为什么中央苏区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去打击敌人？这依然是发挥了苏区干部好作风这一威力无比的法宝。

    首先，苏区干部认真地组织了严密的参战组织。1930年10月，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记述了兴国各区乡普遍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独立团、特务营、工人纠察队、儿童团与红军预备队等参战武装组织，全县实现了农村军事化的情况。中央苏区各地也都是这样做的。红军主力军和赤卫队、独立团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武装力量的作用，互相配合，形成整体威力。这几种武装力量既有分工，又互相配合，形成了对敌作战的主动性和高度灵活性，分合迅速，攻守自如，可以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据1932年10月统计，赣南各县参加支前的共60余万人，占全赣南苏区总人口的百分之25左右。兴国全县16个区参加支前工作的共2.4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10.5以上。

    其二苏区干部积极地组织和参加慰劳红军。由于苏区干部工扎实而细致。在苏区范围内普遍组织了慰劳队、运输队、救护队、担架队、响导队、侦探队、洗衣队，并在沿途设有招呼站、茶水站、红色饭店、招待站、慰劳站，准备好茶饭和果点，让红军随到随吃。仅１９３２年７月至１２月，兴国县多次多批组织慰劳队到前线慰劳红军，队员达１３５７人次，送去１２０００多双布草鞋、１１０００余担果品蔬菜，其他用品２０８１件。１９３３年３月，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兴国慰劳队上百人手提肩挑慰劳品长途跋涉到远离兴国的红军驻地宜黄、乐安一带慰劳，同时深入当地群众中宣传动员，鼓动他们卖米给红军，送菜给红军，替红军洗衣服，深得红军官兵的称赞。１９３４年５月，值兴国模范师上前线一周年纪念，兴国县派出慰劳队到驻在广昌前线的模范师驻地慰问。兴国慰劳队的热忱，被称为“无异于给红军补充了大批弹药”，红军官兵也感动得“决心的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其三苏区干部组织广大群众将一切力量给予战争。为了革命战争的经费，苏区中央政府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一期经济建设公债（大部分用于革命战争）苏区干部纷纷带头认购公债，兴国长冈乡认购了5456元。在推销公债的过程中，他们采用了大会动员与个别宣传相结合，领导和骨干相结合，大力宣传群众，把敌人封锁的状况讲给群众听，耐心细致地做好动员工作。因此，全是会场认购，全不按家去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派，经过四次个别宣传，四次全村大会，而从开始至销完共只有十五天”，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1934年春，中央政府号召捐助红军经费，苏区干部又是一马当先，仅在瑞金召开的国民经济部长和消费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兴国认捐45000元，当场捐20000元，获得第一名。1934年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紧急动员群众借谷24万担，兴国完成了20291担。《红色中华报》为此中央苏区号召“学习兴国粮食动员的光荣模范”。⑧整个中央苏区各县都争先恐后积极投入拥军支前活动。广大群众为保卫苏区根据地积极支援前线。在红军各集结地，苏维埃政府都筹集了大批粮油、食盐、木柴、蔬菜，秘密储藏起来，准备随时供应红军。

    苏区干部和人民的支持，使敌人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便是最好的见证。

    1931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30万人，向越战越强的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由于红军主力远在闽西，赣西南地方武装以运动防御和游击战，向长驱直入、骄横猛进的敌军进行袭扰，迟滞其前进。毛泽东原本有准备在闽粤赣布置战场的构想，他后来考虑到闽西北是新区，“人民这个条件比较差”，于是决定千里回师，返回苏区腹地，8月初，红军主力千里回师集结于赣西南苏区的兴国西北地区。有人民的支持，红军如鱼得水，而敌人却如盲人骑瞎马处处被动。例如当红军主力开始北上准备攻打富田时，忽然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这是国民党“进剿”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毛泽东、朱德断然改变计划，率部折回高兴圩。毛泽东庆幸地说，还是兴国人民好啊，不是他们及时报信，我们往绝路上走啊！当红军六天六夜取得三战三捷，极端疲劳，很需要休息时，毛泽东再出一步险棋，从敌人之间约20里宽的间隙山区秘密西行，来到兴国县的白石，红军在这里休整半个月，有兴国人民的支持和掩护，敌人不知道一点风声。这次反“围剿”历时近40天，6战皆捷（其中大多数战场属当时的赣西南苏区），歼敌3万余人，彻底粉碎蒋介石第三次“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