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冬，国民党反动派针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红军在与数倍于己的敌人鏖战两个月后，被迫撤回苏区，转为防守态势。也是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候，毛泽东来到闽赣两省交界处的兴国县长冈乡、上杭县才溪乡，开展了一次大规模调查。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新落成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与会人员拿到两本小册子，就是《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在二苏大上发表讲话，其中毛泽东引用长冈乡和才溪乡的案例证明，反“围剿”作战和发展苏区经济是可以同时实现的，前提是要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题将这次讲话的结论收录其中。

    今天时代环境和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对新时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加强领会。在纪念这篇文章发表九十周年之际，笔者重温《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发表以下认识与体会，以请教诸位专家。

    一．《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高度

    1.“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反围剿斗争“逼”出来的。

    1933年5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确立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战略和以守为攻、合围之法的战术，在苏区周围广筑碉堡。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当时敌我兵力对比为12比1，摆在根据地革命政权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千百万群众，积极参加和全力支援革命战争打破敌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但如何才能动员群众参军参战？这是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兴国县是著名的扩红模范县，在扩红中有三点经验特别重要，其一是发挥党员和干部的模范作用；其二是苏区干部全力做好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其三是为群众解忧排难。因此，兴国县成为中央苏区扩红数量最多的一个县，先后向主力红军输送５万名子弟兵，为中国革命战争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汀州市政府“因为几次会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①会上毛泽东送给代表们两个模范乡的小册子，并且指出：“你们大概看到了吧。那里是相反的情形……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②事实证明，要粉碎敌人残酷的“围剿”，就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否则广大群众不积极参军参战，这就势必严重影响反“围剿”斗争。

    2.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与左倾机会主义者“斗”出来的。1927年至1935年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失误最多，使中国革命损失最多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内领导人“唯书”、“唯苏”和严重的教条主义作风盛行的时期。1931年11月初，中央苏区党组织在赣南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从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四个方面否定中央根据地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一年之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开展了苏区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再次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把他排斥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

    毛泽东在个人正确主张无法得到执行甚至非难和批判，失去兵权的境遇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央革命根据地实际相结合，坚决反对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和党内的“左”倾路线，继续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王明“左”倾路线在政治上搞“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经济上，只强调打仗，而不管经济建设。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中发现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在革命战争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有了和平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另一种认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为此毛泽东在1933年 8月12日在江西南部17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说，阐明了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的正确关系，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他强调：一切给予战争，一要打仗，二要吃饭，这是我们苏维埃政府的方针，这就是我们肩上的责任！《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可说是姐妹篇。

    毛泽东在群众工作中倡导“关心群众生活”，王明“左”倾路线只讲扩大红军，扩大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它事情如文化教育工作，经济建设工作不讲也不管。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也不理。他们认为“什么小桥呀，修路呀，妇女学犁耙呀，都是区区小事，完全不符合中央五中全会的进攻精神，现在是两条道路决战的时候，要抓大事……” 1934年1月17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重要观点和执政理念。可以说《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也是和“左”倾教条主义斗争的结果。

    3.“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来的。毛泽东的思维之根深深扎根于劳苦大众之土地，他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③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弄清群众中存在的困难和要求，才能解决他们的困难，满足他们的要求，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揭示了地主阶级的内部结构及其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政治态度和对生产的态度，剥削农民的种种方法，得出了“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的”结论。通过兴国调查，弄清了贫农与雇农的问题，知道了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看到了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力量。1930年5月，毛泽东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全面提出调查研究理论，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的思想。

    在农村调查中，毛泽东发现不少地方的党组织和政府的干部，在指导思想上，不能把完成革命任务和关心群众生活两者结合起来；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上，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而在长冈乡和才溪乡作调查，他发现“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 显然群众的生活问题与革命战争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毛泽东得出结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真心实意地拥护我们。”④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⑤《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也是经过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完成的。毛泽东将这个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指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革命战争的需要。“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⑥

    第二指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是根据地老百姓的需要。毛泽东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请注意毛泽东在这段话里用了“郑重”和四个“应该”，也就是强调再强调。可以说，这篇文章最早提出了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即是“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⑦

    第三指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对人民负责的需要。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⑧在革命战争进行中，能否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显得非常重要，因此，毛泽东在这段话连用了四个“就得”。这是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和唯物史观的实际体现，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的痛痒和疾苦”。同时，这段话中还提出“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毛泽东最早提出了“群众利益无小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任职时，曾写过一篇《心无百姓莫为“官”》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一桩桩‘小事’，是构成国家、集体‘大事’的‘细胞’，小的‘细胞’健康，大的‘肌体’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如果这些‘小事’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影响他们的思想情绪，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总书记的讲话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脉相承。

    第四指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达到群众利益与党的最高目标一致的需要。毛泽东在这篇文章指出：“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任务，革命的任务，……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⑨就是 让群众从我们满足“群众需要”这件事情中，不仅明白党和政府这样做是代表他们利益的，而且更要明白党提出来的“更高任务”；“把革命推到全国去”，同样也是代表群众切身利益的。这样就把群众需要的目标与党的最高目标一致起来。这样就将满足群众需要激发出来的群众积极性，引导到革命事业上，并化为革命行动。

    第五指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解决完成中心任务方法的需要。毛泽东在这篇文章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⑩ 毛泽东用过河要解决桥或船这个很简单的生活常识，深刻地阐明了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辨证关系，指出二者密不可分，必须同时加以解决，“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那么，任务也不能实现”。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密切联系群众，不要脱离群众，坚决反对强迫命令，反对官僚主义。

    综上所述，《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不仅是阐述了“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和“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代表谁的利益执政，为什么要执政为民，如何执政为民。

    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深度

    1.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的理念，超越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民本思想。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体现了民本思想，古往今来，历代政治家、军事家，也都在苦苦求索“爱民之道”，不少人提出诸如：“爱民如子”，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掌罚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不能不爱民，不能不利民”；唐太宗李世民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宋太宗赵光义干脆刻了25块戒石铭，分置全国各府，以为地方官吏之戒，上书：“尔禄尔俸，民脂民膏；小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些观点体现了民本思想，民本思想的源头，至少要追溯至《老子》，然而老子的根本思想并不是真正的把人民看作根本、根基那样重要，更不是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依据百姓的好恶来对待事物，而是一种统治韬略，目的是帮助统治者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老子》四十一章有这样一段话：“即使是百姓不善的意志，不可信的意志也要当作善的，可信的意志来对待。“老子以退为进，以曲求伸的统治韬略昭然若揭。

    历代封建统治者从根本上与人民群众是对立关系，因而从没有做到真正的爱民，利民。只有以人民解放为己任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真正做到爱民、利民。《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理念，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群众的愿望，满足群众的需要，维护群众的利益。因此，我们说，《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的理念超越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民本思想，而且有本质的不同。

    2.《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所体现的思想，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义后，民生主义即引起世人的关注与议论。孙中山对民生的界定大致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立论的。广义上的民生概念几乎可以延伸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任一领域，无所不包。这样一来，由于不易操作和把握，反倒容易冲淡人们对于直接、切身、具体、真正的民生问题的关注和改善。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民生思想，解决中国深重的“社会问题”，他主张通过“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办法来实现民生幸福；但是，这种民生观仍然属于唯心史观的范畴，因为这种民生观仍然维护私有制，允许一般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不理解工农群众是发展经济的主要依靠力量，看不到他们扶助农工的政策与私有制经济基础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要求和平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冲突，反对激烈的农民革命，因而理论与实践就难以一致。并且非常遗憾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没有被国民党贯彻执行。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所体现的民生思想是为了反帝反封建，“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这一目标，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而提出的。毛泽东这篇文章指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中央苏区执政的关键；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也是红军的根本宗旨；重视群众生活中的小事，是民生工作的根本方法；采取“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等措施发展经济，是民生之根；进行社会建设，“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是发展民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