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井冈山到湘赣过渡时期湘赣边界的曲折斗争

    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失陷

    1928年底，湘、粤、赣敌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会剿”。为了粉碎敌人进攻，边界前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一方面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闽西；另一方面由彭德怀、滕代远、张子清等同志领导红五军及红四军一部和地方武装，坚持湘赣边界的斗争。这就成为创建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开始。因此。可以说，湘赣根据地是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上重建和发展起来的，而且是经过艰苦和曲折的斗争才基本巩固下来的。在这个创建的过程中，建立了九龙山军事根据地，而领导指挥中心则曾一度转移至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江西省行委赣西行委和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驻地吉安西区，直到湘赣省的成立，吉安西区革命根据地成为这一阶段过渡的桥梁。

    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中共湘赣边界前敌委员会于1929年1月4日至6日，在宁冈柏露村召开前委、特委、红四军、红五军军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即“柏露会议”），传达党的“六大”决议，研究粉碎敌人第三次“会剿”的行动方针和部署。毛泽东在广泛征求意见、详细分析敌情，总结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进，用“围魏救赵”的办法，粉碎敌人“会剿”的主张，得到与会者的赞成。因此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转攻敌人后方，以求在外线作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从外线调动敌人以解井冈山之围。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行动，虽然牵制了敌人一部分兵力，但围攻井冈山的敌军，仍有10余个团，而留守井冈山的红军只不过1000余人，对比之下，敌我力量悬殊，形势仍十分严峻。1月16日，已占领莲花、遂川、永新等地的湘军，逼近井冈山军事根据地，26日午前，分五路向井冈山发起总攻，猛烈攻击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等阵地，而红军在每个哨口只有不足两个连的兵力凭险拒守。但由于红军指战员同仇敌忾，日夜不离火线，激战三天三夜，敌人未能进一步。到29日清晨，湘敌两个团又乘雾绕道扑向黄洋界口后方的小井，使守山红军腹背受敌，情况十分危急。总指挥彭德怀当机立断，留何长工、王佐率红三十二团一部在山上坚持，其余主力迅速突围。

    红五军主力突围后，湘赣边人民在何长工、陈正人、宛希先、刘作述等同志领导下，走进深山老林，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井冈山军事根据地虽然失陷了，但湘赣边人民必胜的信心没有变，革命最终必然胜利的信仰没有动摇，他们转移地点，转移重点，换换地方继续发展，继续顽强地与敌人周旋，除下一步必须设法收复井冈山外，还在井冈山根据地东部地区的吉安西区继续发展革命根据地。在湘赣边特委和赣西特委的领导下，革命的星星之火继续在井冈山大地蔓延。

    恢复和重建湘赣边各级党组织

    1929年2月中旬，原湘赣边特委巡视员宛希先秘密到达九陇山，召开永新、宁冈、茶陵三县县委联席会议，组织了湘赣边临时特委。3月11日，原湘赣边界特委常委陈正人由遂川到达永新，于14日召开原特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湘赣边界工作基础已经改变，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处于敌人四面包围当中，目前应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把立足点转到九陇山来，为建立起更大的湘赣根据地而积极斗争。会议决定取消原特委和三县联席会议产生的临时特委，另组织湘赣边临时特委，以朱昌偕、陈正人、何长工、宛希先、刘真为常委，朱昌偕为书记。不久，原特委书记邓乾元回来，召集原特委扩大会议，决定原特委恢复工作。临时特委与原特委立即领导边界人民重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逐步恢复与重建边界各级党组织和红色政权。不久，遂川和莲花县的县委和县红色政权得到恢复，并积极开展了工作。

    1929年3月，蒋桂军阀混战正式爆发，敌驻守宁冈、莲花的部从撤走，湘赣边特委乘机领导各县赤卫队沿途袭击敌人，取得很大胜利，并全歼留在井冈山茨坪的200多挨户团员。于是，先后恢复了井冈山、九陇山两个军事根据地。接着从各县抽调人枪，收集零散武装，并与王佐领导的三十二团合并，成立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

    独立第一团成立后，连续开展游击战争，打垮宁冈县砻市、古城之敌，收缴了茶陵和尚庄挨户团的枪支，击溃了永新龙田、潞江的保安队，并广泛镇压了顽固不化的豪绅地主，使边界的革命斗争的烈火重新燃烧起来，从而为以后发展和建设湘赣革命根据地，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奠定了基础。

    红五军回击收复井冈山失地

    5月间，早先撤离井冈山的红五军到瑞金与红四军会合后，遵照红四军前委决定，重新回到宁冈茅坪．此时部队已有800余人，300多支枪。红五军重回湘赣边界，加强了边界的武装力量，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信心。

    湘赣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于5月10日在宁冈古城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特委委员、各县党组织负责人朱昌偕、宛希先、刘真、龙超清、陈正人、王怀、谭思聪等，红五军领导人彭德怀、滕代远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特委书记邓乾元主持。

    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期斗争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全面分析了边界的政治、军事、土地问题及特委本身的工作。根据前委来信中介绍的东固根据地的工作经验，针对边界前段工作方式的教训，提出了“边界党的指导机关，实由山上转移山下平原、广地（广大群众的城市或农村），由公开的形式转变到秘密状态两种必要”的主张。同时，鉴于特委上届执委许多不在边界的状况，增补了常委委员，产生了邓乾元、刘天干、陈正人、刘真、谭思聪、滕代远、彭德怀、朱昌偕、宛希先、朱亦岳、龙超清、王佐农、周礼、苏瑞兰等15人组成新的执委会。并改组了执委会常委，重新推举邓乾元、刘天干、陈正人、刘真、谭思聪5同志组成特委常委，邓乾元任书记，刘天干任副书记，陈正人为秘书长，刘天干兼组织委员，刘真兼宣传委员。特委的办公地点迁至永新小江大湾村。

    边界第四次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军事斗争及其策略方面有以下重要决定。

    1、“集兵政策”

    将新近成立的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编为红五军第六纵队，以王佐为纵队司令，何长工为纵队党代表。决定“集兵政策”的理由是：

    （1）要使五军能够担负“恢复边界政权”的重大任务，对五军本身必须帮助使其战斗力加强……(2）边界杂色部队不守秩序，妨碍党的政策与工作……  (3)  赤卫队过去的困难原因，一面是要守土防敌，一面又要求经济的出路，此两事因赤卫队本身力量薄弱之故是难以两全的。……(4）边界地主阶级武装胜过革命武装，故革命方面的武装，正面打击和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可能少；集兵则革命方面的武装超过地主阶级的武装。故正面能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的可能多。

    2．制定了游击政纲

    （1）地主豪绅阶级的财物分配给工农；（2）摧毁国民党御用的政府和一切压迫民众欺骗民众的团体；（3）摧毁剥削民众的税收机关，并焚毁粮册及地主的田契借约；（4）解除军阀军队和靖卫团保安队挨户团的武装；（5）处决压迫民众的官吏地主资本家；  (6）没收外国资本的大商店、大工厂和银行；（7）保护小商人营业；（8）保护邮政；（9）优待国民革命军靖卫团保安队挨户团投诚和俘虏的士兵。”

    3．划分了游击区域，实行分区游击

    确定红五军的游击范围为永新、茶陵、宁冈、遂川、酃县、桂东、泰和、万安、安福、吉安、萍乡、攸县、万载等13县，其中主要为永新、茶陵、宁冈、莲花4县。将上述各县划为4个游击区，即以永新的西北特区为中心的永新、安福、吉安游击区；以莲花九都为中心的莲花、攸县、萍乡、万载游击区；以宁冈砻市至大陇为中心的宁冈、茶陵、酃县、桂东游击区；以万安为中心的遂川、万安、泰和游击区。

    4．决定了新的游击策略

    确定“游击初期工作应不超出永新、茶陵、莲花、宁冈4县之外，非经济无法时亦不宜去安福……所出桂东出泰和、万安、吉安或攸县、萍乡，应在永、茶、莲、宁4县秘密工作稍有基础，4县地主阶级武装已受打击之后。如企图扩大或根据军事的片面理由而欲企图到桂东或到泰和、万安、吉安，不注意已有工作区域的基础建立，其结果必成为顾此失彼甚至两头无成。此数县工作稍有基础，红军便当向规定范围内之其他各县游击，以发动更多地点群众起更大的政治影响”。

    会议对上述各项问题都形成了决议，并认为只有在“统治阶级冲突变化，或前委有更大的或者有益于革命的调动时，特委将斟酌革命利益变化此决议案”。

    当大会在举行期间，赣敌两团人形成剪刀式向红五军驻地古城进击。因不明敌情和我方力量薄弱，与会人员退往宁冈大陇。岂知到大陇后，敌人即进茅坪。于是又移至八面山下的井水背村，一面观察敌情，一面继续开会。

    特委执委会的召开，对边界军民坚持井冈山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会议成立了新的领导机构，并且正确地估量了形势，决定了“集兵政策”，不仅适应当时局势，而且体现了前委和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军事思想；会议还制订了游击政纲，划分了游击区域，提出了建立以永新为政治区域指挥中心的设想，为以后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会议进行期间，湘、赣敌军再次向根据地进逼，红五军在敌人步步逼进时，远出湘南开展游击战期间，永新、莲花一带又受到较大损失。1929年7月，红五军再次返回赣西，一举攻克遂川县城；随后又两次攻下宁冈县城，并于7月8日由宁冈开往永新。接着又在安福三战三捷，对敌人震动很大。8月，红五军又与湖南省委联系，前往湘鄂赣边境活动了一个时期，从而，保卫湘赣边界的任务又落到了边界各县地方武装身上。

    1929年秋，鲁涤平接任伪江西省主席后，用全部兵力对付红四军，将原驻永新，莲花、宁冈三县的敌第十二师全部调往赣南，于是，湘赣边根据地内就完全没有敌人正规部队了，只剩下挨户团、靖卫团等反动地主武装，分散防守各城镇。湘赣地方武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及时发动猛烈进攻，在收复莲花、宁冈两县城后，特委又组织有关部队全力拿下永新县城，为建立湘赣省中心区域奠定了基础。

    袁王被杀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彻底丢失

    众所周知，袁文才、王佐出身贫寒，原为杀富济贫，与豪绅地主作自发斗争的“草莽英雄”，经红军收编，后经团结教育由何长工同志介绍，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前委批准参加共产党，曾在战斗中立过功劳，最后担任红四军三十二团正副团长，当然他们身上难免有“绿林习气”以及其他缺点。他们的被杀经过，据彭德怀同志《往事回忆》中叙述：

    “某天晚上，特委书记朱昌偕同志和另外一个同志，可能是王怀，也可能是陈正人同志（记不清楚）二人来到五军军部，他们反映说，王佐、袁文才要边区武装归他们指挥和改编，在会议上威胁特委通过他们的提议，作出决议。王佐在讲话时手里拿着驳壳枪……他们说，1928年11月，红四军前委在宁冈讨论‘六大，决议时，袁、王二人参加了，在讨论时，将‘六大’决议中关于争取土匪策略的一段剪去了， 但不知袁文才在红四军怎么得知‘六大’决议的全部内容，他回来就同王佐说共产党不会相信他们的，因为他们是土匪出身。王佐非常听信袁文才的话。朱昌偕同志说：如果五军不立即解围，边区党有一网打尽的危险……”

    1929年2月，袁文才从赣南擅自离开部队跑回井冈山，袁文才、王佐领导的部队不服从地方党组织的调派，纪律松懈。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袁、王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此称为‘特殊党员’。他们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最后发展到要武力解决的地步。而且，袁、王作为客籍民众利益的代表，在处理土客籍矛盾时，始终难以超脱，最后导致与土籍的边界特委负责人直接对立，也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1929年下半年，彭清泉（即潘心源）作为中共中央委派的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潘和袁、王都没有谈过话，仅根据他近半个月的巡视，就偏听偏信边界特委、县委的意见，在遂川于田联席会议上，通过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议。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记述道：“这一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办理的。”“解决了袁、王在政治上是有好影响，这问题完全由彭同志指定9位同志开会，CY（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英文缩写）完全没有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城里来”。足见于田联席会议作出杀害袁、王的决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进行的，表现了当时党的一些负责同志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与决定，不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是将柏露会议已经议决过的事情重新推翻，更表现出极端的狭隘主义。

    当时，袁、王两部加起来有800余人枪，其战斗力与红五军不相上下。湘赣边界特委一班人知道，倘若用武力对付，非但达不到目的，弄不好还会反受其害。别说湘赣赤卫团远在吉安县永阳集训，即使在井冈山，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制定的策略，一是调虎离山，将袁、王诱至永新县城下手，二是借助红五军的力量。恰在这期间，红五军停驻在安福、永新边界地方。湘赣边界特委向中央和红五军领导人彭德怀反映袁、王的问题，有些问题并不是实事求是，但由于各种原因，彭德怀轻信了片面之词，同意借兵给特委解决袁、王。

永阳中洲岛湘赣赤卫团干部学校遗址

    1930 年2 月22 日，袁文才、王佐接到伪造的“毛委员来信”，要他们前往永新参加攻打吉安的军事会议。朱昌偕、龙超清、王怀等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彭清泉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王佐和彭清泉吵翻，都把手枪拍到桌子上。晚上，彭清泉命令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王怀等人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请求彭德怀派出红五军第四纵队前往救急。并将在吉安县永阳集训的湘赣赤卫团调回，24日拂晓时分，部队包围袁、王驻地，并在手臂上扎了白带子作为记号，袁文才当场被从永阳集训调回的湘赣赤卫团队员打死在床上。王佐逃出城外遇河泅渡（桥已被事先拆掉），淹死在东关潭中。袁王二部连以上骨干共计被打死、淹死40余人，剩下的战士被关了3天，愿意留下的，编入红五军和宁冈游击队各一部分，不愿当兵的发给路费返乡。袁文才、王佐部队的主要骨干，如大队长周桂春、中队长谢华光、朱游庭等都被抓住，龙超清立刻表示这些人不能放，否则会为袁、王报仇，于是这些干部都被处死。

    数日后，毛泽东得知消息，悲痛之至，连呼“杀错了”。

    袁、王被杀直接导致了井冈山根据地的丢失。袁、王被杀后，1930年3月下旬，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龙立刻收拢残部，举旗“反水”。联名给湘赣省政府打电报，“电告反赤”，并在茅坪成立边防保卫部，完全控制了过去红军赖以最后据守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使井冈山宁冈、遂川两县党、政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丢失了井冈山山头及其附近的一大块红色区域。

    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随之丧失。后来，红军数次想恢复井冈山，一直没有成功。肖克曾经率红十七师攻到黄洋界山脚下，也只能远眺井冈山，望而兴叹。直到解放后，人民军队才重新收回井冈山。

    二、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丧失后井冈山领导指挥中心的转移

    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彻底丧失后，井冈山山头及其附近的一大块区域之外的其他原井冈山根据地区域，还仍然掌握在赣西党的手中。

    那么，在井冈山彻底丢失之后，与湘赣革命根据地正式建立之前的这一中间一年半载的过渡时期，究竟哪里是原井冈山根据地区域的领导核心所在呢？自然是吉安西区永阳。因为中共赣西南特委总部机关这一时期迁至永阳、横江，指挥第四至九次攻打吉安等工作，而湘赣边特委这时并入赣西南特委，其领导职能转入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因此，井冈山的上级领导机关转到了吉安西区；永阳是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江西省行委赣西行委、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等的领导机关所在地，这些分委、行委先后为这一时期原井冈山辖区各县的直接上级；吉安西区永阳是红七军、红二十军和湘东南独立师三军会师和河西总指挥部成立地；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在天河、敖城、指阳、永阳等吉安西区乡镇频繁帮助打土豪、建政权，开创和巩固割据局面。

    吉安西区成了过渡时期原井冈山区域革命运动的领导指挥中心，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渡到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间桥梁是吉安西区革命根据地，吉安西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是彭德怀、曾山等。

天河彭德怀同志旧居

    在吉安西区根据地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赣西党内对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问题发生分歧，以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认为，扩大工农武装不能包括在特委的总任务之内；成立红六军“未经中央批准”，不得承认；赣西临时苏维埃成立“太草率”，应予取消；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不利生产，应按劳力分配等等，从而影响了特委的正常工作。

    于是，1930年2月6日，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赣西、赣南、湘赣边三特委会议在陂头举行。会议历时四天，参加会议的人员有红四军前委代表团毛泽东、熊寿祺、宋裕和，赣西特委代表李振邦（士奇）、曾山、刘和谦、许柏年、胡品，红六军军委代表黄公略、王如痴、刘士奇等。红五军彭德怀率部在吉安西区活动，未能亲自参加会议。会议决议肯定了特委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特委的任务应包括扩大工农武装，土地应按人口平分，赣西临时苏维埃的建立具有伟大政治意义。同时也指出特委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平分土地工作未及时进行，红军应该集中，群众武装须进一步加强等，会议并决定扩大四军前委为总前委，作为四、五、六军及赣西、赣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赤色区域的指导机关，毛泽东任书记。中共赣西、赣南、湘赣边三特委合并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为书记。

    3月15日，赣西南特委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大会正式选举刘士奇、曾山、谭思聪等17人为委员，刘士奇、王怀、李文林、肖道德、丛允中等为常委，刘士奇为书记。会后，并成立了相当于省一级的苏维埃政府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为了方便指挥，又在特委下设西河、中路、东河、东路、北路、西路6个分委。5月，赣西南机关总部从富田迁至永阳。

    从1930年2月到8月，赣西南特委发动军民进行八次攻打吉安的军事行动。由于吉安是赣西敌人的中心堡垒，而特委发动八打吉安未曾全面考虑主客观条件，因而一再受挫。虽然如此，但仍然鼓舞了赣西南人民的斗志，推进了赣西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并迫使敌人暂时收缩阵地．转攻为守。

    到10月，红军第一次打下吉安城以后，赣西南苏维埃区域已发展到具有34个县、400万人口的一大片红色区域，为在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的基础上建立湘赣省委，形成湘赣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三、吉安西区武装力量编入正规番号

    吉安西区多次农民暴动胜利后，1930年2月，吉安西区的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西区区委、区政府成立后，在官田江背村正式组建西区游击队。
西区游击队，1930年2月在官田江背村正式组建，队长林滨，副队长谢玉棠，政委肖之铎，有队员100余人，枪20余支，下辖2个分队。1930年上半年，西区游击队改为吉安县独立营，营长裴生龙，政委肖衡炳。90条枪，200余人。8月，配合红二十军、十七师打公秉藩师，缴到七八百支枪。10月，队伍发展到200多人，枪70余支，下辖3个分队。县独立营后被编到十七师。下半年，改为吉安县红色警卫营，人100多。营长裴生龙，政委唐云。在沧官打过一仗。1931年3月，西区游击队改为吉安县红色独立团。营长裴生龙，政委唐云。下辖2个连，有枪200余支。1931年8月，县红色独立团改为县独立团，团长裴生龙，政委彭树声，组建以连为编制的团级部队，下辖3个连，400余人，300多支枪。1934年6月，独立团改为吉泰游击队。

    1930年3月，龙超清当选为赣西南特委委员，后任西路行委书记，他将赣江以西的地方武装组成西路纵队，并兼任政治委员。7月，西路纵队编入红20军，他任该军第3纵队政治委员。

    固江、永阳、指阳、栗塘区游击队，1931年3月，4个区的游击队相继成立。固江游击队队长肖泽光，有队员80多人，枪30余支；永阳游击队队长刘达，政委肖克忠，有队员60多人，枪20余支；指阳游击队队员40多人，枪10多支；栗塘游击队队长李衡玉，政委何行春，有队员30多人，枪10多支。1933年底，指阳游击队和泰和县早禾游击队合编为指早游击队，队长欧阳祥连，政委胡润山，有队员200人，枪100余支，活跃在敖城沿河一带，后编入直远游击队。

    吉安县游击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先后多次被编入红军正规部队，为中央红军输送了大量兵源。如，红二十军、红六军（后改为红三军）、红八军成立时，就有吉安县成长起来的独立团、独立营、赤卫队、游击队和工农群众被编入。

    吉安西区地方武装归入江西军区下辖部队

    吉安西区归入江西军区下辖的有关军事力量有以下几支。

    赣西南赤卫军总指挥部下设东、西、南、北、中五路指挥部。与吉安县有关的有西路和北路。赣西南赤卫军总指挥部西路总指挥部，1931年1月成立，隶属于赣西南赤卫军总指挥部，指挥永新、宁冈、遂川、吉安西区等县、区地方武装。总指挥刘键。

    西路独立第五团。1931年初，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以永新独立第五营为主，抽调安福、宁冈部分地方武装，合编成西路独立第五团，归西路分委和西路赤卫军指挥部指挥。

    西路独立第六团。1931年春，由吉安西区独立营、游击队改编而来。8月，中国工农红军湘赣军区成立后，改编为湘赣军区独立第六团。1931年，县独立团在田心乡龙冈村与国民党两个团打了一仗，后又在安福浬田乡同国民党几十人的小股部队打了一仗。

    西路独立第七团。1931年春，由遂川独立营和吉安、泰和一部分武装扩编而成，全团700余人，枪300支，受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指挥，活动于遂川、万安、泰和、崇义、上犹、吉安和湖南桂东等县。9月，吉安县独立团抽调一部分战士编入西路红军独立第七团后，改称湘赣红军独立第三师第七团。团长王佐农（1931.春～8)，政治委员刘世权（1931.春～8)。   

    1931年1月，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在吉安县龙冈以吉安西区游击队、永新县地方武装，抽调安福、宁冈部分地方武装组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同月，遂万泰地区的独立四团和刘锋领导的永新地方武装在吉安县永阳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七团，后来，这两个团都编入红八军。独七团刘世权任团长，王佐农任政委，何访文任参谋长。共编为三个营：泰和地方武装为一营，曾仁德任营长，刘锋任政委；遂川地方武装为二营，谢考生任营长，温发光任政委；万安地方武装为三营，肖秉春任营长，刘振邦任政委。共有枪二三百枝。8月，以吉安、泰和等县地方武装组建起来的红二十军一七五团，混编入湘东南独立师，后又改为湘赣独立第一师。9月，吉安县独立团抽调一部分战士编入西路红军独立第七团后，改称湘赣红军独立第三师第七团。吉安县的地方武装被编入湘赣红军独立第一师和独立第二师后，又另成立吉安县红色警卫营，后改为吉安县独立团。区乡则另成立游击队。而独立一师和二师是后来成立的红八军的两个主要的主力师。

    9月，刘锋任中国工农红军湘赣独立第三师七团团长。10月，在中共湘赣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上，刘锋当选为省委委员。11月，在湘赣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任临时前敌委员会委员、独立第三师第七团政治委员。1932年1月，在永新钱市战斗中英勇牺牲。

    8月，万安独立第八团与吉安、泰和县各一个团在泰和沙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师，共1000多人。

    至此，吉安县等各县都组建有独立团或独立营、警卫营（连），吉安县等县的区、乡还另组建有游击队，这些湘赣地区的地方武装已发展到5000多人，枪1500多支。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性武装也有很大发展。湘赣红军及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迫切需要加强统一领导。湘赣红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数量有了很大发展，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到1931年底，湘赣独立第一师发展到近3000人，枪2000多枝；湘赣独立第三师800多人，枪600多枝。    

    西区地方武装编入湘赣军区红军部队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先后成立。袁德生、王震在瑞金期间，中革军委讨论了湘赣红军的建设问题，认为湘赣苏区不断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发展较快，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区，而且与中央苏区仅一江之隔，加强统一领导，将能更有效地牵制赣江以西的国民党军队，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因此，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湘赣省军区，统一指挥各种武装力量。1932年初，袁德生、王震等由中央苏区返回湘赣苏区的中心永新县，开始了湘赣军区的组建工作。2月上旬，在永新县城召开了由湘赣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三师和群众代表参加的誓师大会。会上，由湘赣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王震宣布了中革军委关于在湘赣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三师和吉安、永新等县地方武装的基础上，成立湘赣军区的命令，并号召广大军民奋勇杀敌，用胜利捷报庆祝军区成立。

    湘赣军区成立时，军区总指挥部设在永新县城，张启龙任总指挥，甘泗淇任政治委员，李天柱任副总指挥，杨茂任参谋长，于兆龙任政治部主任，徐杰任供给部部长，卫生部部长戴稻生、政治委员邓永文。吉安、永新、安福3县地方武装直属军区指挥领导，同时，组织了4个分区指挥部。

    此外，湘赣军区还直属有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冯达飞，政治委员李朴，教育长杨茂，政治处主任袁任远。军区直接指挥的战斗部队有红色警卫团、吉安独立团、永新独立团、安福独立团、泰和独立团、遂万泰游击队、湘南游击队和醴陵游击队。

    在反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吉安县独立团等地方红军、游击队连克国民党军和靖卫团。1932年，吉安县独立团、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在湘赣省军区和军分区的统一指挥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3月下旬至4月上旬，半个月来，吉安、安福、萍乡、遂川国民党军先后一班一排地兵变，共带长枪70枝，驳壳枪9枝，投红军7次。

    6月，吉安县独立团在指阳游击队配合下，攻打石坑靖卫团，一鼓作气攻下石坑，俘敌数十人，敌团总被抓。8月，在湘赣省军区的部署下，吉安、安福两县独立团及固江、永阳、指阳三支游击队共500人枪，原计划攻打泰和三都圩靖卫团，后在泰和县南江口与国民党正规军一部遭遇，激战数小时，毙敌50余人，缴枪30余支。尔后，几支队伍会攻驻扎在泰和石山的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团。这次战斗，虽然未给敌人以重创，但使敌人对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产生极大的恐惧。9月，在永阳打垮国民党公秉藩一部，缴枪千余枝。

    12月，指阳、永阳游击队配合独立团和短枪队，共有人枪500余，会攻与吉安县朗石交界的泰和石头山国民党一个团，晚上到达后，将其包围，形成瓮中捉鳖之势。然后，展开政治攻势，敌团长见势不妙，谎报第二天清晨投降。我独立团、游击队作战经验不足，信以为真，要求部队耐心等待，并做好战斗准备。但很快，敌搬来的援兵赶到，迫使独立团、游击队与敌正规军作战。此役草草收场，但还是缴获短枪1枝，长枪9枝，战马一匹。

    1932年冬，湘赣军区又组建湘赣红军妇女团（1933年夏撤销）。

    1933年1月，湘赣省委作出头三个月工作计划，要求各县立即开办兵运短期训练班，选派适宜同志投入白军及地主武装中，发展党员，组织兵变。要求吉安等县立即派人打入敌十八师、二十八师、四十三师、五十二师、五十九师等内部。2月，向外发展的游击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吉安早禾市游击队从10支枪经过三个月增长了50余条。吉安独立团和地方武装有了很大的发展，独立团有350余人，190余枪，吉安地方武装游击队有250余人，168支枪。12月，早禾市游击队和指阳游击队合编为指早游击队，有200余人，80余枪，队长旷祥连，政委胡润山。活动在敖城、指阳沿河一带，在乌壁配合红军攻打驻在马家洲国民党温××营，缴获一枝冲锋枪和十余支步枪。6月下旬，驻吉安国民党军李云杰二十三师为保赣江防务，派两个团围攻吉安县独立团驻地沧官。吉安县独立团和游击队利用险要地形抗击敌人，经过数小时激战，击溃敌军的进攻，缴获长短枪28枝，子弹数担，毙敌多人。

    1933年4月，湘赣军区以吉安、永新两县红军独立团组建湘赣军区红色警卫师，师长王自清。7月底，被编入红六军团第十七师警卫团。4月，吉安县另编1个独立团及游击大队，在吉泰地区一带活动。

    6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来湘赣省担任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初来时仍由蔡会文主持工作），加强了湘赣党务和军队的领导。6月12日，湘赣军区发出的第六十二号《秘密通令》指出，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湘赣、湘鄂赣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从此，红六军团在湘赣、湘鄂赣红军的基础上诞生。以湘鄂赣红军第十六军改为红十六师。以湘赣红军第八军改为第十七师辖三个团：原八军二十二师改为四十九团，团长谭家述、政委王震；原八军二十三师改为五十团，团长叶长庚、政委袁任远；原八军二十四师改为五十一团，团长田海青、政委胡楚父；原军部改为师部，军团总指挥肖克兼任师长，蔡会文兼任政委。以湘鄂赣红军第十八军改为红十八师。

    红六军团成立后，湘赣军区对地方武装也进行了统一整编。将独立第一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湘赣军区独立第一团，独立第二师改为独立第二团，独立第三师改为独立第三团，警卫师改为警卫团，职务原班人马，相应调整。将吉安等县的独立团或营，统一改称为独立营，称中国工农红军湘赣军区某县独立营。7月，湘赣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得到了新的发展，少先队、赤卫军、师、团、营等组织相继在各县区成立。8月1日，吉安模范营和北路模范营先后加入主力红军。

    1934年1月下旬，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决定，将转移到湘赣苏区的江西军区独立第三团和公略警卫营与茶陵、永新独立营整编为红军第十八师第五十三团。5月，湘赣省委、省军区将吉安县独立营改为吉泰游击队。又将吉泰游击队、吉安县保卫局、吉安和泰和两县各机关团体及难民在吉安县南岸村合编为直远游击队，2000多人，枪200余支。7月，在永新桃源被编入湘赣红军独立第五团（吉泰游击队因故未编入）。7月，将部分地方武装整编为红军第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该团在黔东大广战斗中损失严重，9月，番号撤销，人员分别编入第五十二、第五十三团）。同时，以吉安、遂川、万安地方武装整编成第五分区指挥部。

    8月，中共湘赣省委决定，将各分区所辖的红军独立团改由军区直辖。此时，湘赣军区由彭辉明代司令员，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徐德任参谋长，贺友仁代政治部主任。下辖：警卫团，文冠球任团长；第一分区指挥部，周杰任司令员（辖独立第一团）；第二分区指挥部，叶长庚任司令员，王金山任政治委员（辖独立第4团、酃县独立团）；第三分区指挥部，彭辉明任司令员（辖独立第二、第三团）；第四分区指挥部，吴志高任司令员，彭桂林任政治委员（辖万泰独立团）；第五军分区（领导人不详，辖独立第五团）；红军第六军团，萧克代军团长，王震代政治委员，李达代参谋长，张子意代政治部主任（下辖：红军学校第四分校，何武任校长，周志高任政治委员；第17师，萧克任师长，王震任政治委员；第十八师，弋勇任师长，甘泗淇任政治委员）。同月，红军第六军团西征。

    1934年6月，湘赣省委、省军区将吉安县独立团改为吉泰游击队。又将吉泰游击队、吉安县保卫局、吉安和泰和两县各机关团体及难民在吉安县南岸村合编为直远游击队，2000多人，枪200余支。7月，在永新桃源被编入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吉泰游击队因故未编入）。9月中旬，与独立三团一道，在吉安县安塘赤陂击败国民党军七十七师1个营和地方保安团的联合进攻。下半年攻打高家山-高功、高严靖卫团，缴获了6支枪，俘虏了4个团丁。

    10月，中共湘赣省委、省军区率领独立第五团从永新牛田突围转移，途经吉安县天河、官田等地，向安福方向挺进。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率领省、县机关人员和吉泰游击队在敖城、官田等地打游击，后进入安福武功山，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2月，湘赣苏区遭到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独立第一，第二团被打散红军独立第三，第五团受到很大损失，余部在中共湘赣省委领导下继续斗争；红军独立第四团余部编入湘粤赣边游击队。7月，湘赣军区番号撤销，成立湘赣游击司令部。

    四、 红二十军在吉安西区永阳

    红二十军一七五团在永阳组建

    红二十军成立时，由赣西地区地方武装第四、十一、二十纵队及东路的第三十纵队组成第一、二、四纵队，后改为一七二、一七三两个团。1930年10月上旬，参加第九次攻打吉安的吉安西区赤卫队和永新、莲花、宁冈赤卫大队和部分群众奉命编为红二十军第三纵队。九打吉安结束后，改为红二十军第一七四团。

    在富田事变中，事变领导人表示他们不反党，反的是肃反屠杀自己的同志。1930年8月，陈刚（即刘作抚）被中央委派为提款委员，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到各苏区执行提款任务。12月，陈刚到赣西南苏区提款，在富田，碰上了富田事变，陈刚化名易尔士，住在红二十军军部。12月12日，二十军一四七团政委刘敌率第一营包围了军部，陈刚与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同时被扣。陈刚虽然被捆绑，却勇敢地站出来说：“我是中央特派员易尔士，有什么问题等待中央解决。”

    于是，江西省行委党委段良弼等将陈刚解缚，送到省行委暂住，并向陈刚汇报了富田事迹经过，段说：“我们不反对党，不反对中央，也不反对总前委，我们是反肃反中屠杀我们自己的同志。”陈刚要段良弼等人做到三点：第一，无条件恢复我和刘铁超的自由；第二，停止一切叛乱活动，同我和刘铁超一道去总前委解决；第三，把我带来的黄金还我，还要将省苏维埃应上交的黄金与现钞全部交我带去前委转中央。段等同意了这三点，当晚把陈刚和刘铁超送走。

    得知党中央经济十分拮据，事变领导人还决定将所有的200斤黄金由易尔士和段良弼送交中央。1930年1月5日，段良弼带着几十两黄金和近万字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出发。一路辗转到达上海，见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

    肩负重任、腰缠千金的陈刚等不敢久留，他们把赣西南上交的黄金首饰熔化成金条，装成九龙带，和交通员各自捆扎在身上，外罩棉袍，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日夜兼程，穿越敌人重重封锁线，历尽艰辛，把两千两黄金安全送到了上海，并向党中央汇报了富田事变的真实情况。

    12月12日，富田事变发生之后，没有参加富田事变的红二十军原军长刘铁超遭扣押，被押送总前委，军政委曾炳春又在养伤，部队即由原一七二团团长肖大鹏担任军长。红二十军撤离东固、富田，经泰和县固陂、万合，从印霞江过赣江，在河西永阳龙冈村驻扎。

    红二十军在河西永阳龙冈村驻扎后，向党的江西省行委赣西行委（也驻在永阳龙冈）汇报了事变的情形，得到赣西行委书记王怀和赣西路行委其他同志的同情。王怀认为，红二十军的行动不是反革命行为，而是路线的分歧，决定部队留在西路地区活动。后在1931年，王怀奉命往苏区中央局参加会议时被关押。1932年5月30日，王怀被视为AB团调和派错杀于万泰县。1931年1月17日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取代江西省行委赣西行委。机关仍驻永阳龙冈。下辖永新、泰和、宁冈、遂川4个县委和吉安县的西区、固江、儒林3个区委。书记刘其凡（1931.1～1931.6）。

    红二十军在河西永阳驻扎期间，为了加强自身建设，锻炼队伍，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深入乡村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积极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动员，红二十军为了发展力量，1931年2月，将吉安、安福、永新、莲花、攸县、茶陵等县的湘赣地区地方武装在永阳编成红二十军第一七五团。 团长朱子云，政委刘秋子。

    一七五团组建后到永新、安福等地打土豪，做群众工作。

    不久，受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之请，在苏维埃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受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指派，来西路地区找到红二十军。过赣江的红二十军经过曾炳春做工作，并觉得项英对事件的处理意见可以接受，于是，同意返回赣江以东。但留下一七五团继续在河西湘赣地区活动。

    当时蒋介石集中20万兵力，开始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对中央苏区周围地区实施“清剿”，在赣江以西地区部署了国民党军3个师又3个旅。这时，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已向西路地区发起进攻，并先后占领了吉安县的永阳、举州、赤陂和敖城等地，逼近永新县境。

    4月4日，红二十军一七五团杀了个回马枪，与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七军第五十八团联合作战，收复了永阳。5月27日，又配合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七军第五十八团，战于安福廖塘桥，重创敌军。

    此后，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七军第五十八团西出湘东南地区游击，红二十军一七五团留在西路地区坚持斗争。

    6月底，红七军、红二十军，奉令从永阳调往中央苏区，而在河西发展成立的一七五团留下来继续在湘赣苏区活动。

    8月，红二十军一七五团解散，混编入湘东南独立师，并将该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湘赣独立第一师。

    由西路地区吉安等县的地方武装组编的红二十军一七五团，成立时正值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又是湘赣苏区初创时期，在河西前委和总指挥部的领导下，红二十军一七五团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为支持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建立湘赣苏区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红二十军随红七军从永阳出发前往于都受编

    “富田事变”发生后，1930年12月12日下午，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开往河西，14日兵驻永阳。在赣江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没有走到革命的反面，仍然是红军队伍中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反击国民党军的围剿进攻，没有任何叛变行为，依然接受党的领导，英勇奋战，不怕牺牲，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作出了贡献。

    1931年1-3月，红二十军在西区的敖城、官田几次交战，取得胜利。辗转永新、安福、茶陵、攸县等处打土豪，与进入西路地区的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七军第五十八团会师，并配合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七军打过吉安城。在红二十军脱离总前委领导的几个月中，他们不仅没有背叛革命，而且在军长肖大鹏的指挥下配合红七军和湘东南红军独立师（后改为湘赣独立一师），打了几个漂亮仗，取得了永阳之战、横江渡之战、安福之战的胜利，大振了红军的军威。 

    7月中旬，奉苏区中央局、总前委和红军总部的指令，一直在河西坚持游击斗争的红二十军，在军长肖大鹏率领下，同由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领的红七军一起，从河西苏区永阳出发，经遂川草林、南康唐江等地，从赣县江口渡江，到达于都桥头地区，准备参加第三次反“围剿”。

    7月23日这一天，红二十军在于都平头寨被强制整编。战士分别被编入红三、红四、红七和红十二军。另有一部分，之前被编入河西教导队和湘东南独立师等。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

永阳红二十军军部旧址

永阳中共赣西南特委、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旧址

    五、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三分校三驻永阳

    1929年下半年，红二、四团教导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0年2月，改名为红军学校第三分校。校长朱德，政委毛泽东，教育长陈奇涵，政治部主任金万帮，学生总队长为陈东日。有学员六七百人，后因教官、教材缺乏，减至300余人。设有五个军事大队，一个政治大队，开设了军事、政治、医学三个专业。学员要求有高小文化程度，工作积极，经各乡党支部提名，或部队推荐，选定后保送入学。学习期间，每天三操两课，学军事、政治和文化。开设课程主要是政治、军事两门。每期6个月，期满考试合格发给毕业证书，分派到部队或苏维埃政府任职。

    红三分校学生不仅在学校里学政治学军事，而且为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红校学员和地方红军部队一起，分别参加了第三，第四，第六，第八次攻打吉安的战斗，表现得非常英勇。

    4月下旬，赣西南特委组织力量开始第三次围攻吉安。红三分校学员和红六军一部分战士及附近各县的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并肩作战，战斗中，由于驻吉安北郊螺子山的敌人设防严密，红校学员等冲不上去，只好撤退。

    5月4日至12日，赣西南特委发动了第四次围攻吉安，决定“五九”总行动。5日，红三分校随前委、红六军军委、赤卫队第一支队由泰和罗家圩渡河到永阳，准备与西路、北路群众会攻吉安，因攻击主力军一、三纵队未到，此次攻吉失败。

    5月，第四次攻打吉安，即“五九”总行动前，由中央特派员彭清泉率领红六军军部和红三分校渡河到吉安西区永阳，组织西北两路群众会攻吉安。红六军军部和红三分校随之西迁，暂驻永阳。红六军军部驻东园胡氏祠堂。此时，红三分校校长为曾炳春，曾炳春曾在永阳小学任教，他把校址选在永阳小学（今永阳中学内），并把中洲岛作为部队的训练基地。后由于敌强我弱，没有立即行动，永阳不便久留。红三分校开往永新城里上课。在永新住了一个月，又两次调去参加攻打吉安，均未开打。于是，红三分校回到永阳驻扎。

    8月，赣西南特委又组织，调动地方武装第八次攻打吉安。在这次战斗中，红三分校学员会同余秋里所在的儒林赤卫队、少先队，青年干部学校学员进攻神岗山。由于敌人装备和地势好，又采取以守为攻战术，故未拿下吉安。后又转攻真君山，西路群众和红三分校、青年干部学校学员同敌人激战了数小时，又因敌人有坚固的工事，虽然我方已冲到铁丝网下，但无法破网，只得退却。

    在第九次攻打吉安时，红三分校又调了40名学员参加战斗。这次，终于攻占吉安，取得了胜利。

    10月，红军攻下吉安后，红三分校迁到城内五中，撤离吉安时红三分校移驻永阳小学。

    12月12日，富田事变后，红二十军移师永阳，要收编红军第三分校，校长陈东日不合作，于是，两军发生冲突。永阳红校师生在陈东日的指挥下，分两部分突围，从永阳撤往西部天河直奔永新的红军学校部分学员，在陈东日主持下集中在永新恢复训练，后与湘东南的随营学校合组为湘赣红军第四分校，由陈东日担任校长。一个半月时间，为湘东南地方武装训练了一批干部。一部分往南逼近横江渡撤往赣南，去联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1931年7月红三分校解散，学员编为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三分校遗址（今永阳中学）

    附：刘静山回忆从永阳迁到永新的红军学校

    红军军事学校是当年培养革命中坚的军事指挥人才的一所学校，在当年战争频繁的情况下不可能像今天的军事学校那样坐下来一系列地学它几年，然后到前线去实习一段时间，以后才指挥战斗。当年的红校一般为期3个月，但也有因水平低、吸收能力缓慢的同学，在红校蹲它个1－2年的。总之，组织上派了来学习，是一定要像“冶炼钢铁”那样，把它烧红了才出去做料子。

    当年的红校毕业生，一出去就马上奔赴战场指挥作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红军学校创造于1930年上半年，即攻打公秉藩之后，开始在永阳，湘赣省成立后移至永新建校，以后校分两部分，即军事系，扎永新东门过思考，专门培养军事人才；政治系在永新东门城墙边，专门培养政治委员和从事政治工作人才。

    我1931年投军，不久派到保卫局当兵，经常冰天雪地淌水过梅塘、栗塘河那边打土豪，抓舌头，搞经济，好在年纪轻轻，浑身一把火，吃得消、顶得住。每适过年过节，这些老财们有的还在梦乡就当了俘虏，有的敬斋饭、磕头礼拜，赵公明老爷被我们抓进布袋背着走。

    因我读了几年私塾，识得一些文墨，而且又是西南特支的预备党员。论出身，我祖父刘岁芳是个干了30年长工的穷苦人，父亲是为人佃耕的庄稼汉，祖辈上五代都是文盲，家庭又清贫如洗，全家6口人挤在两间不避风雨的土砖房子里，父刘振兴又因积劳成疾，身体瘦弱，正好保卫局里缺少记录犯人口供的人，于是我同刘传祖同志（林下人）被派去记录口供。刘传祖比我大点，他父亲是个老郎中，由于我父多病多愁，经常到他家麻烦大伯，所以我俩从小就相识相好了。

    大约1932年初，组织上通知我说：决定选派你去永新军事学校学习。我立即打上背包，从天河那边出发到红校报到。

    6个多月的红校学习生涯，在整个一生中虽然日短暂的一瞬间，可是在我的脑海里老师们的音容笑貌是那么鲜明！同学们团结互助，刻苦学习的热烈神采是那么难以忘怀。

    当时我在军事系，同学约有300多人，多是各单位、各部门选派来的，教职员工约70～80人。学习的科目除三操两讲外，投弹、射击、刺杀必须熟练，各种武器零件装卸、射击要领、保护，班、排、连、营的队列配合，军事上的进攻、防御、退却、侦察、扎营、集结等要领、方法，冲锋、袭击、运动、阵地、游击、通讯等指挥，用兵方面有班、排、连、营、团的兵力火力配置，怎样利用地形地物布兵隐蔽；其他方面包括刺杀、匕首、刀枪棍棒凳的杀敌技能和武功锻炼。理论方面：军事上的围剿和反“围剿”、孙子兵法，有个老师能将孙子兵法背得滚瓜烂熟，和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夜战等。

    边学习边实践，老师用许多大沙盘，上设江河湖隘、路径等不同的奇特地形，插旗布兵，练习布兵战斗，确实理解更深。

    学习严肃、紧张而活泼，天不亮就军号嘹亮，夜间时常练到更深夜静才罢。

    在军事系学习结束后，因组织上需要，要我又去改学政治系，那时政治系约200人左右。学习项目有政治、历史、地理、社会思想、阶级分析、白区工作要领、红区工作要点、苏维埃各项法规及政策。每日三操两讲与之相同，一月一小考，成绩优良者受奖。

    在红校期间，甘泗淇是我们的政委，肖龙章曾为红校秘书，肖克将军和湘赣省负责同志和许多难以忘记的军政领袖、前辈，多次莅临红校讲课、检阅、训话。

    九渡冲一仗，我17师漂亮地全歼了敌人，缴获了许多机枪、枪支和军用品，但在战斗中不幸牺牲了一部分指挥员，为了迅速补充前线，上级决定从红校调拨120名学员担任前线指挥员。

    在送别学友这一天，天空晴朗，阳光灿烂，全校师生整装待发，热情洋溢地致祝送词，荣调学友代表致答谢词，抬着前面四根长竿的喜炮轰鸣，后面是一个司号连，军号齐鸣，军号后面是戴上红花的荣调战友，后面是我们送行的队伍，再后是转职员工，一直送到省政府门口，忽然何赞虎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老弟，我现在马上要到前线去了，如你今后有机会回去的话，请代我安慰一下老父亲……”言罢我们两人不禁洒泪而别，直到两年以后的一个深夜里，我都得空去到洞川，拜见了伯父母，告知赞虎的情况。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从此善远同志一直到全国解放后回家，可是他父亲早已辞世了。红军学校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历史中，她培养了一大批我军早期的治军骨干，有着威武雄壮、辉煌灿烂的篇章。

    可惜这些有一尺多厚的军事教材和苏维埃法令书籍，以及当时个人的听课笔记，在白色恐怖下为了保全党的机密，避免无所谓的牺牲，忍痛把它烧掉了。

    红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回保卫局工作。

     六、中共河西临时前委和河西总指挥部在永阳

    1931年2月，湘东特委改称湘东南特委，湘东红军独立师改称湘东南红军独立师，并以莲花、萍乡游击队等各一部组建第三团。师长刘沛云、政委谭思聪，参谋长谭家述。共3个团，第一团团长张维，第二团团长彭年政委谢国瑜，第三团团长谭家述兼，政委王震。第三团由王震率领南下接应红七军之第五十八团，于3月14日同红七军先头在酃县十都圩会合后，共同北返。途中，于24日在茶陵以东的将军山地区歼灭追击的国民党军湘军第十九师1个团大部，遂返抵莲花县境内休整。随后，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七军第五十八团东进，与在永阳以东地区坚持斗争的红二十军第一七五团会师。为了统一指挥河西湘赣地区的红军各主要部队，三军在永阳会师时，组成中共河西临时总前委和临时总指挥部，由滕代远任总前委书记，委员王震、李天柱、谭思聪、肖大鹏、曾炳春、左娜、朱昌偕，统一指挥三支部队的行动。张云逸任总指挥，红二十军政治委员曾炳春任总指挥部政治委员。总指挥部驻院背祠堂胡忠简祠。湘东南独立师师长刘沛云（后李天柱）、政委谭思聪，参谋长谭家述。第一团团长张维（后彭子云[或荣？]）、政委陈正华，第二团团长彭年、政委谢国瑜，第三团团长谭家述（兼）、政委王震。红七军军长张云逸、代政委许卓（政委邓小平）、参谋长唐仁进、政治部主任许进；第五十五团团长龚鹤村（后张翼）、政委佘惠，第一营营长章健、政委袁任远，第二营营长张翼、政委张漫远；第五十八团团长李明瑞（后冯达飞）、政委曾炳春，第一营营长李谦、政委麦农本，第二营营长李显、政委黎心诚。河西教导队政委李朴。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兼），第一七五团由吉安县等地方武装组成。

    河西临时前委和总指挥部奉命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湘东南独立师师长为刘沛云。当时红二十军辖两个团，在吉安西区活动的为第一七五团，其另一个团（第一七二团）在北路地区活动。三军会师成立中共河西临时总前委和临时指挥部后不久，在莲花召开会师大会。国民党趁永阳空虚，进占永阳。总指挥部得到消息后，大会一结束就立即开赴永阳，投入永阳战斗，打了会师后第一个大胜仗。

    4月，攻克永阳镇后，得悉红七军主力由李明瑞、许卓率领正经遂川北进，进入吉安、永新地带，张云逸、王震带领红七军五十八团和湘东南独立师三团到天河一带接应，不久，与红七军横渡乐昌河时失散的主力五十五团和直属部队在天河村胜利会师。会师后，李明瑞任河西总指挥，张云逸改任河西总指挥部参谋长。

    7月，河西临时总指挥部撤销。8月1日，在湘赣省临时省委领导下，河西特委军事部成立。部长占达培。下辖湘赣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一师由湘东南独立师改称，共2000余人。师长李天柱，政委谭思聪，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陈韶。独立师下辖第一，二，三团，并独立二团（由永新地区武装组成）、独立七团（由遂川独立营、西区永阳、指阳等游击队组成）、上崇独立团、红色警卫团、河西教导队。西路红军独立四团改称红军独立第七团。西路红军独立四团和刘锋领导的地方武装在吉安县永阳合编为红军独立第七团，刘世权任团长，王佐农任政委，何访文任参谋长。共编为三个营，共有枪二三百支。

中共河西临时总前委和河西总指挥部旧址

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和西路办事处旧址

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和西路办事处旧址

    七、红七军主力团在天河胜利会师

    红七军是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创建和领导的部队。

    1931年4月，红军部队攻克吉安县永阳镇后，按计划红七军五十八团要继续行动，参加攻打吉安战斗。但由于敌人早已增派重兵把守吉安，此战不利我方，又得悉红七军主力由李明瑞、许卓率领正经遂川北进，进入吉安、永新地带，张云逸遂改变攻吉计划，带领红七军五十八团到天河一带接应，不久，与红七军横渡乐昌河时失散的主力五十五团和直属部队在天河村胜利会师。

    得知红七军主力五十五团在李明瑞率领下，正从遂川，过永阳，刚刚打完永阳战斗班师回朝的王震自告奋勇，再次与张云逸率领独立师和红七军五十八团前去迎接。

    红七军在1931年1月初广东乐昌以北过乐昌河（武水）时，由于船只少，部队过河慢，敌人从韶关、乐昌用汽车增运兵力，向红七军猛烈进攻，此时邓小平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两个营过河后经湖南汝城、桂东到达赣南。被阻于河西之五十八团一个营和军直属队一部和伙食担子等，由张云逸率领抵抗韶关方面来的敌人，未能过河，又返回梅花地区，整理部队，丢掉大行李，留下不能走的伤病员，把军直属队的警卫连、特务连（李天佑任连长）和五十八团的一个营编为两个营6个连。然后，辗转向湘赣革命根据地转移。于2月底，在湖南酃县附近一个山上与王震率领的湘东独立第一师第三团会合了。

    红七军两支队伍分别半年后，终于在天河镇会合，张云逸和李明瑞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站在旁边的王震心情十分激动——三年前他流亡武汉时按照组织的安排，以“王正林”的化名投身到李明瑞指挥下的桂系第一军第一师，并深得李明瑞赏识，被提拔为师部传令班班长。后因被人告发有“赤色嫌疑”，他被迫“不辞而别”。

    当张云逸刚准备把王震介绍给李明瑞时，王震却抢先笑着问道：“请问李总指挥还认识我吗？”李明瑞想了想，便恍然大悟地说：“你不是王正林吗？”“总指挥日理万机，还记得我王正林，佩服佩服。”张云逸说：“他真名叫王震，现在是湘东独立师第三团政委。这次多亏了他，把我们接到了湘赣苏区”。李明瑞握着王震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俩回忆起当时情景，互道武汉分别后的经历。

    此时，湘东南特委也从莲花迁至永新，第二天，两军开进永新县城，举行了盛大的会师大会。随后，张云逸、李明瑞、王震率红七军、独立师第三团又取得了安福寮塘桥等战斗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八、中央苏区反“围剿”中的三打永阳战斗和横江战斗

    滕代远、张云逸、王震、甘泗淇等指挥永阳战斗

    第一次永阳战斗发生在1931年4月4日，是滕代远、张云逸、王震、曾炳春、肖大鹏等率军打的。当时蒋介石集中20万兵力，开始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对中央苏区周围地区实施“清剿”，在赣江以西地区部署了国民党军3个师又3个旅。 

    这时，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已向西路地区发起进攻，并先后占领了吉安县的永阳、举州、赤陂和敖城等地，逼近永新县境。河西临时总指挥部根据当时情况，决定向第七十七师侧后突击，首先歼灭永阳守敌，然后向吉安方向发展进攻，威胁敌军后方，切断敌军赣江交通。

    滕代远、张云逸、王震率领红七军五十八团、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军官训练所和红二十军第一七五团，从永新出发，在吉安县儒林赤卫大队、永阳游击队等的配合下，攻打吉安永阳镇守敌第七十七师二三0旅。湘东南特委指示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七军第五十八团、红二十军第一七五团联合行动，予以狠狠打击。4日，湘东南独立师和第一七五团从东、北两个方向向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二三0旅发起突击，第五十八团、军官训练所为预备队。战斗打响后，湘东南独立师两个团在谭家述、王震和第一团团长张维、政治委员田可平率领下，突破外围阵地，冲入镇内展开巷战。国民党军一面倚仗优势兵力，凭借民房拼命顽抗，一面集中主力向第一七五团反扑。由于国民党炮火猛烈，二十军第一七五团不得不后退。在此紧急关头，第五十八团、军官训练所投入战斗，击退国民党军的反扑，旋即与湘东南独立师协同，全力推进，并将敌追击到永阳禾水河边全部缴械。将其全部击溃，占领了永阳镇。

    （开国上将李天佑当时任七军直属队特务连连长，也参加了永阳战斗。）

    第二次攻打永阳战斗为7月中旬。此役由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军事部领导，湘东南独立师师长刘沛云指挥，出动开国少将赖春风所在的三团，在师参谋长、团长谭家述和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下，直捣永阳，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个连，另有挨户团，总共300人。

    因奉苏区中央局、总前委和红军总部的指令，一直在河西坚持游击斗争的红二十军，在军长肖大鹏率领下，同由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领的红七军一起，从河西永阳出发，经遂川草林、南康唐江等地，从赣县江口渡江，到达于都桥头地区，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此时也已前往永新筹备湘赣省委成立事宜，离开了永阳。国民党趁永阳空虚立即调小股地方部队占领。西路分委得知情况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围歼。

    当时，湘东南独立师在吉安附近休整，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这天，刘沛云师长接到地下交通员的报告，敌又占领永阳镇。于是，师首长立即派人去侦察。当天晚上便弄明了情况。这次来的敌人不多，约有一个连，另有挨户团配合，总共不到300人，在永阳镇的周围，也没有发现国民党正规军。从各方面的情况判断，敌人可能是执行任务路过这里宿营，或者是企图占据永阳镇刚驻扎下来不久，立足还不稳。因此，师首长有信心下决心歼灭这股孤立之敌。此时，也接到了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军事部攻打永阳的命令。消息传出，各团争着接受任务，战士们纷纷要求参战。每个战士都把参加此次战斗，当作一件极为光荣的事。最后，这项任务交给第三团（团长谭家述、政治委员王震）。抽出一部兵力之后，当晚由参谋长率领出发了。

    途中，下起了毛毛细雨，大家的衣服全湿透了，脱下来拧一拧继续赶路。经过一夜急行军，天亮时到达了永阳附近。敌人全在镇子里，只在镇口设了几个哨兵。因为三团曾参加过打永阳，多次行军路过此地，对这里的地形、道路比较熟悉，他们隐蔽接近镇子后，首先抓获了哨兵，问明情况后，便迅速攻击，顿时，满镇枪声响成一片，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红军如神兵天降，敌人如大梦初醒。敌人仗着地势好，集中兵力守着高墙深院，拼命顽抗。怎么办？三团随机应变，面对负隅顽抗之敌，迅速化整为零，组成若干支小分队，以疏散的队形接近敌人据点，很快便将敌人全部歼灭。

    第三次攻打永阳镇是1931年9月29日。

    1931年9月15日，吉安县方石岭一战结束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不甘心第三次“围剿”失败，紧接着在苏区外围布防重兵。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趁永阳附近没有红军主力之机，于9月26日派毕卫汉团进占永阳镇。

    9月28日，湘赣独立第一师（1931年8月湘东南独立师改称）在安福县的州湖地区得到吉安县委关于敌人一个挨户团进占永阳的报告，师长李天柱、政治委员谭思聪，率领独立第一师便连夜出发前往永阳，会同独立第七团、安福独立营、河西教导队、当地游击队和暂留湘赣苏区活动的红三军团特务营消灭这股敌人。那天晚上乌云遮月，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指战员的衣服全湿透了。经一夜急行军，天亮前到达永阳镇附近。9月29日上午8时，吉安县红色警卫营，永阳、指阳游击队和儒林赤卫大队等地方武装共千余人，配合湘赣独立第三师第七团、湘赣独立第一师、红三军团特务营、河西教导队，分进合击进攻永阳。

    湘赣独立第一师进到吉安县的田东，经过紧急会商和战斗动员，即向敌展开进攻。独立第一师经东园、西陇消灭西溪敌人排哨，从西面向永阳攻击；独立第七团经大田消灭新塘的排哨，从中间突入永阳；吉安县警卫营、安福警卫营，经西坑、郭瓦首先控制中州徒涉场，然后从东面进攻永阳；红三军团特务营和地方游击队，首先占领陇陂桥，进迫永阳西面东园村胡家，阻止敌人涉禾水南逃；河西教导队为预备队。

    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才发现永阳之敌并非挨户团，而系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的1个团，在永阳以南5里的南江口还有该师的另两个团。但该师曾在第二次“围剿”中遭到中央红军的歼灭性打击，人员多系刚补的新兵，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且占永阳不久，并无坚固工事依托，遂决定继续打下去。

    红军经调整部署后进行猛攻，同时，以一支精干小分队直插街东河边，破坏浮桥，切断敌人退路。敌见退路已断，十分恐慌，先后撤出阵地，企图从中州徒涉禾水向南逃跑。但出街不远，即被安福县独立营打回。继而拥向西跑，到东园胡家、东头院，又被红三军团特务营和地方群众武装顶了回去。这时，敌人一面用机枪向红军和游击队猛烈射击，一面向镇内退却，企图依托房屋和简易工事负隅顽抗。独立第一师主力迅速突入镇内，与敌人展开激战。敌人在红军三面攻击下，纷纷缴械投降。一部分敌人不知道浮桥已被破坏，拥向河边，少数掉进河里淹死，其余均被活捉。永阳一带塘中河中尽是死尸，公秉藩闻讯挺胸，即派一个旅杀气腾腾杀向永阳。我军此时已退却，敌人乘机报复，全镇纵火焚烧殆尽，仅萧氏世德堂幸免着火。

    整个战斗，红军仅用了两个多小时，即全歼敌第二十八师1个团，俘敌团长毕卫汉以下近千人，缴枪800余支。送西区吉安县政府200多枝，扩大警卫营。不久吉安县警卫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湘赣军区独立六营，后又升格为独立六团，裴生龙先后为营长、团长。 

    这次永阳战斗的意义在于，行动快，时间短，收获大。虽然战斗规模不算大，但却是湘赣苏区红军游击性运动战的一个典型战例。这次战斗，打击了进攻湘赣苏区的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巩固了红色区域。

    永阳战斗后，独立第一师返回永新县城休整。

    参加过永阳战斗的红军指战员，已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4人（余秋里、滕代远、王震、肖克），开国大将1人（张云逸），上将4人（肖克、王震、甘泗淇、李天佑），中将少将10人（彭嘉庆、谭家述、刘培善、洗恒汉、欧阳家祥、邓龙翔、赖春风、段焕竞、陈云开、覃国翰）。任军长的5人（李明瑞、曾炳春、李天柱、冯达飞、肖大鹏）。湘赣军区代司令员1人（彭辉盟）。任省委书记、省长的1人（袁任远）。

    刘伯承撰文总结永阳战斗战法

    1932年10月，刘伯承发表《永阳战斗》一文，介绍了红军地方部队结合游击队，在永阳地区彻底、干净地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个团的模范战例，总结了这一仗的成功经验，在于对敌采取了先疲后打，突击与包围相结合的正确战法。

永阳战斗遗址（永阳老街）

永阳战斗街河边国军溃逃浮桥码头

永阳战斗街河边国军溃逃水域

    反“围剿”中的横江战斗

    永阳战斗结束后，红七军五十八团得知他们的主力团已经来到河西地区天河，他们顾不上休整，便直奔天河会师去了。

    横江战斗是红二十军一七五团、湘东南独立三师七团和湘东南独立一师，以及吉安县红色警卫营、儒林赤卫大队、永阳游击队等，在参加1931年4月4日的永阳战斗之后没几天，当得知横江渡以西的七里坪来了国民党军七十七师1个团后，他们不顾疲劳，连续作战，迅速出击，对其实行三面包围，当包围圈形成之后，敌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冲锋号声的激励下，奋勇杀敌。战士们见敌就打，将敌人冲得七零八落，丢盔弃甲，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逃的逃。一部分残敌沿禾河死命逃向吉安，一部分残敌躲进了横江老街。红军战士们一鼓作气渡过禾水，冲入街中。这里曾经是赣西南领导指挥中心所在地，这里的老百姓觉悟都是很高的，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将老街的残敌一举捕获。此役毙伤敌100余人，俘敌300余人，缴枪400余支，子弹数万发。

    这是继永阳战斗大胜利后，河西地区红军取得的又一大胜利。我军虽然取得了歼灭敌人的大胜利，但部队也有一些伤亡。余秋里当时是儒林赤卫大队的中队长，他带领中队的战士们配合红二十军和湘东独立师与国民党军七十七师的战斗中，冲锋在前，作战勇猛，头部被敌人子弹击中，身负重伤。战斗结束后，被送到一户老乡家治病养伤。当时医疗条件很差，缺医少药。当地老乡请了一位会治外伤的中医为余秋里治疗，他亲自采集了一些中草药，用嘴嚼烂，敷在余秋里头部的伤口上，然后再用一个南瓜瓤包住头部，效果很好。

    1932年7月，伤口痊愈的余秋里，到永阳镇找中共儒林区委、儒林赤卫大队要求归队。吉安县县苏主席肖衡林告诉他说，儒林赤卫大队早已编入红二十军，开到中央苏区后被解散了。要求他留在县委军事部工作。伤愈后的余秋里留在中共吉安县委工作，后调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作。1933年3月在湘赣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军事队政治指导员。

    九、形成以永阳为领导指挥中心的鼎盛时期

    赣西南各阶段中共西路组织在永阳的成立

    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在永阳成立

    1930年3月，为便于指挥和领导，在中共赣西南特委之下设立东、西、南、北四路行委和直属党部。3月下旬，因攻赣州的需要，南路行委改为东河、西河行委。5月，中共赣西南特委迁永阳，下设中路、西路、东路、东河、西河、北路6个行委。

    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在永阳成立，承接原湘赣边特委职能，辖永新、莲花、宁冈、遂川、茶陵、酃县县委和吉安西区区委。书记周高潮。行委还设有少共委员会、雇农工会、赤色工会、妇女委员会、拥护红军委员会和反帝大同盟等。西路行委设在永阳院背胡家。后书记为龙志奎、赵公路，组织部长胡龙奎，委员马明、贺觉展、甘明山、郭英涛，领导西路地区工作。辖永新、莲花、宁冈、安福、吉安西区。具体指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陷后永新、莲花、宁冈、安福、吉安等5个县党的工作。

    5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下设东路、西路、北路和赣南东河、西河五路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黄鉴任东路办事处主任，刘天干任西路办事处主任，周鉴清任北路办事处主任，邱达三任西河办事处主任，肖大鹏任东河办事处主任。7月，由于攻打吉安的需要，改设中、西、北、南四路办事处。

    根据中共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指示，原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改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西路办事处。西路办事处管辖吉安县西区苏维埃政府和永新、莲花、茶陵、酃县4县苏维埃政府。吉安西区设立敖城、七萧、永阳、指阳、朗湖、梅塘、栗塘、官田等8个办事处。办事处设有主任、文书、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妇女委员。第一办事处设在敖城，主任肖炳全，第二办事处设在七萧，第三办事处设在指阳，第四办事处设在浪湖，第五办事处设在永阳，第六办事处设在官田，第七办事处设在栗塘，主任王冬传，第八办事处设在梅塘，主任胡会生。

    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赣西行委在永阳成立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在吉安地方武装的协助下，攻破吉安，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同时在永阳成立其下属单位中共赣西行委，红军撤离吉安时迁驻永阳龙冈（今登龙）。下辖永新、泰和、宁冈、遂川4个县委和吉安县西区、固江、儒林3个区委。书记王怀（1930.10～1930.11）陈伯钧（1930.12～1931.1）。

    中共赣西南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

    1930年12月，发生了“富田事变”。当时正在河西梅塘一带红军学校的陈东日痛心疾首。他立即与永（新）、安（福）、宁（冈）三县暴动委员会负责人金文质联名写信，向正在固江赣西办事处的江西省行委常委陈正人汇报了事变情况，并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此次事变。当夜，陈正人即致信陈东日、金文质并转三县暴动委员会，对陈东日等“能明真相、不致被他们所骗”而感到“不胜欣慰”，并对富田事变的严重性和消极影响作了估计。陈正人在信中代表总前委和省行委，指定成立赣西南临时行动委员会，由陈伯钧任书记，陈东日等任常委，从即日开始工作，并提出了临时行委当前之任务。但后来，很快就被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所取代。

    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在永阳成立

    1931年1月15日，项英奉党中央之命，来到赣西南组织苏区中央局，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富田事变以后，成立不久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陷入分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也停顿了工作。为了加强赣西南地区党的领导，1月1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全国设立六个特别区委的决定，正式通告解散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同时决定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区委，直属中共苏区中央局管辖。书记陈毅（1931.1～1931.6），常务委员陈毅、曾山、陈正人、朱昌偕、杨成芙。下辖东、南、西、北四路分委。1月17日，中央局派人到永阳，向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宣布了解散省行委，另成立陈毅为书记的赣西南特区委替代其职权。

    赣西南特区委下设东路、南路、北路、西路和西河等5个分委。东路、南路、西路、北路4路分委由原江西省行委的赣东北、赣西南、赣南、赣西行委改组而成。东路分委和南路分委在赣江以东，西路分委和北路分委在赣江以西。

    中共西路分委，书记刘其凡，领导永新、泰和、宁冈、遂川县委和吉安县西区、儒林、固江区委。分委机关驻永阳院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