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应邀参加青海、兰州红后联谊会活动，在青海省循化县参观红军西路军修建的红光村记。

    我随兰州、青海西路军后代在西宁市西路军烈士陵园，祭奠了西路军先烈，在西路军纪念馆会议厅集体聆听了兰州八办纪念馆朱永光馆长的报告，随后全体与会成员坐上大巴车，前往循化县红光村参观。

    从西宁到循化，要穿越一座险峻的大峡谷公伯峡。

    公伯峡，又叫古什群峡，因黄河上游南岸悬崖处建有一座“拱北”而得名。距省城西宁市 145 公里，这个峡谷从宗吾桥到赞卜乎村(红光村)，全长 15 公里，是黄河自尖扎进入循化的必经之地。

    古什群峡两山对峙，崇山峻岭，高耸入云，陡壁如削，荫天蔽日，地形地貌十分险要。

    循化是撒拉族自治县，撒拉族是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民族语言为撒拉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奴语支乌古斯语组，也有人认为属于撒鲁尔方言，无文字，通用汉文。

    撒拉族因自称“撒拉尔”，简称“撒拉”而得名，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乡、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大河家镇，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撒拉族总人口数为 130607 人。

    伊斯兰教是撒拉族的主要信仰，所以，宗教对其历史发展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很深的影响。

    民国 27 年（1938 年），循化推行保甲制度。

    循化著名人物 ：

    一、十世班禅 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 年 2 月 3 日—1989年 1 月 28 日）十世班禅 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俗名贡布慈丹，1938 年 2 月 3 日生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文都乡麻日村。三岁时，按藏传佛教仪轨，认选为九世班禅转世灵童，1949年 6 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批准贡布慈丹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同年 8 月 8 日，在塔尔寺举行了十世班禅坐床大典。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班禅先后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要求早日解放西藏”。1951 年 4 月，亲率堪布厅主要人员到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对和平解放西藏谈判，起到了推动作用。

    1959 年 4 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9 年 1 月 28 日在西藏日喀则新宫德虔格桑普彰圆寂。

    二、喜饶嘉措（1883 一 1968）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帏乡贺庄村人，著名的藏族学者，爱国人士，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之一。

    1904 年到拉萨哲蚌寺研习佛经。1915 年荣获藏传佛教最高学位一一拉萨三大寺“拉然巴”格西学位。同年受十三世达赖之命，主持校勘大藏经《甘珠尔》部和《布敦仁钦》。

    1937 年应国立中央、北平、清华、武汉、中山大学之聘，担任西藏文化讲座讲师。1945 年任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47 年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1949 年后，曾担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文教委员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并先后当选为青海省第一、二、三届人代会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一、二、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省三届政协常委。1953 年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55 年 8 月任中国佛协会长。1956 年 9 月任中国佛学院院长。喜饶大师曾随从周恩来总理出访南亚诸国，并多次出国访问，曾参加尼泊尔第四次和柬埔寨第六次世界佛教徒大会，印度释迦牟尼涅槃 2500 周年纪念活动。对佛学和藏族文化研究有极高造诣，著作颇丰，著有《喜饶嘉措佛学论文集》。

    1968 年 11 月 1 日在文革中含冤去世。

    去撒拉族之乡的红光村，踏寻红军的足迹，触摸红军的遗物，聆听红军的故事。

    （一）1939 年至 1946 年间，青海军阀马步芳将被俘的 400 多名红军西路军战士组成“工兵营”，押解到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查汗都斯乡赞卜乎村一带，从事伐木、垦荒、修路、建房等苦役。

    青海红后联谊会王朝清会长的父亲王元诗，就是这 400 多名被俘的西路军战士之一。

    王元诗(1921 一 1989)，四川苍溪县人，1933 年参加红四方面军时只有 12 岁。

    红光村、红光清真寺和西路军红军小学就是由当时被俘的红军战士设计、修建的。西路军战士到达查汗都斯乡之前，这里是黄河南岸的一片荒芜之地，除了在黄河古什群渡口有马步芳的驻军之外，方圆十公里没有人烟。因为它是循化到西宁的必经之地，经常有土匪、强盗出没，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据红光上村党支部书记马乙四夫介绍，当时，押解到循化的西路军战士被编成四个连，营长和各连连长由马步芳派军人担任，连副从西路军战士中指派，然后分别派往各处从事不同的工种。其中将一个连派到循化和尖扎交界处的林区伐木，另一个连被派到黄河岸边的石崖上开山凿石修水渠，再一个连从事垦荒种地，还有一个连负责打庄廓建房屋。第二年，西路军战士在赞卜乎村已建成部分房屋和土地，马步芳家族在此设“庄头”，然后从循化各地抽调贫困的撒拉族家庭充当马步芳家族的佃农，从事种地、贩运木材等苦役。至此，这里才开始有人定居，真正形成了一个村庄。西路军战士在建设新村的过程中与当地的撒拉族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撒拉族群众暗中帮助和保护西路军战士，西路军战士也帮助撒拉族群众改进生产技艺，制作劳动工具，改善基础设施等。

    从 1939 年到 1946 年，西路军被俘战士在红光村共建造了 60 处民房、一处仓库，一座土榨油坊。民房的建造也改变了撒拉族群众正房建三间北房的习惯，而将所有房屋一律建成西房五间，其中蕴含了红五星之“五”，西路军之“西”；而且把 60 处院落大门一律设计成坐南朝北，暗指西路军战士北上抗日的革命信念。

    马乙四夫说，红军西路军战士创建的村庄在全国实属罕见，且布局独特，寓意深刻，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和保护价值。

    1987 年，循化县人民政府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题写的碑文“红军精神光照千秋”，将赞卜乎村更名为“红光村”。在红光村修建了一座纪念馆。纪念馆坐北向南，面积 2030 平方米，院内栽种了 17 棵柏树，如今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纪念馆大门门额上镶嵌铜字“西路红军纪念馆”。进入大门，西路红军纪念碑巍巍耸立。纪念碑方形碑身，塔尖有一颗耀眼的红星。纪念碑正面铭刻有西路红军在河西走廊战役中失利被俘，在赞卜乎地区战俘集中营监管期间垦荒、伐木、修路、建房等苦役经过和西路军战士与敌斗争，坚贞不屈的碑文；纪念碑后面详细地铭刻着西路红军失散人员名单；再后面是陈列室，室内有 24 名西路红军战士流落循化晚年时的照片，王朝清会长的父亲王元诗的照片也在这上面。

    在当时，他们被善良的撒拉族群众所接纳，招婿认亲，得以生存。室内还陈列着当时红军战士为群众制作的一对摇椅和一张单桌，摇椅的靠背档头上赫然刻有一颗五角星。室内还有前国家领导人李先念题词“红军西路军战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徐向前题词“西路军牺牲烈士的精神永垂史册！”徜徉在红光村的村道上、田野边，心中庄严、肃穆的情感油然而生。

    （二）红光清真寺于 1941 年由西路军被俘战士修建。清真寺占地约 4亩，四合院布局，由唤礼楼、南北配房、大殿组成。

    被俘的西路军战士在建造赞卜乎清真寺时，虽遭敌人的严密监视，但他们坚信“红军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于是，采取各种方式与敌人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在修建过程中，他们巧妙地将红五星、镰刀、斧头、工字、领章等象征革命的图案雕刻在花砖之中，镶嵌在墙壁之上，至今仍在清真寺的大殿屋脊、墙壁上闪闪发光。站在清真寺大殿正前方，仰望大殿的屋顶，可以清晰地看到屋脊的花雕上镂空雕刻着许多高约 10 厘米的五角星；在距五角星不远处，有弯口朝上的月牙形雕刻，月牙上带着小小的手柄，像一把弯弯的镰刀。这里还零散地分布着一些被刻成“H”形的图案，这些都是变换了角度的“工”字。此外，清真寺的唤礼楼也打破了撒拉族风格的八角楼或六角楼的造型，别具一格地采用了更为简单和实用的四角楼造型，看似无意的改变却暗含寓意———“四”象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四根柱子采用一根到顶的通天柱形式，以此暗含红军战士抗战到底的决心。

    1998 年 12 月，经青海省人民政府批准，红光清真寺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 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青海省唯一一座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伊斯兰教寺院。

    为了世世代代铭记西路军的历史功绩，2009 年 4 月 11 日，由村委会和红光清真寺管委会联合投资 10 多万元创建了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纪念馆内共陈列有资料照片 80 多幅，实物 20 余件。为了搜集红军西路军的遗物，筹办人员专门前往甘肃河西走廊和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高台西路红军纪念馆、西宁市烈士陵园等单位，搜集和翻拍了有关资料和图片。此外，他们还专门制作了一套共 89 块比较完整的西路军事迹展板。展板图文并茂，资料翔实，分别介绍了西路军悲壮的历史、英勇的精神，充分体现了红光村村民对西路军战士的深厚感情。

    （三）西路军红军小学(原名古什群学校)，建国后更名为赞卜乎学校。

    1987 年 4 月，循化县将赞卜乎学校更名为“红光小学”。寓意为：红军精神光照千秋。当时，有了定居的村民以后，马步芳军队开始强迫红军战士修建学校。西路军红军小学就是由当时被俘的西路军战士设计建造旳。由于年久失修，学校于 1993 年被拆除，在新建过程中还是珍藏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和遗物。最为珍贵的是，2010 年学生们在植树挖坑时，出土了篾刀一把，锄头一把，马灯一盏，石刻五子棋盘半面和青砖十几片等。

    2011 年 11 月 17 日，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授予该校“中国工农红军青海西路军红军小学”校牌，胡锦涛、习近平、吴邦国、李瑞环等中央领导的题词牌匾。同时被命名为“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全国第一所以“西路军”命名的红军小学，也是全国第七所、青海省第一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校。2012 年 7 月，兰州军区原司令王国生上将来到红军小学视察，并筹资 300 万元修建了如今漂亮气派的综合教学楼。2014 年，学校被确定为“海东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4 年 7 月 31 日，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后代徐小岩，西路军宣传部长刘瑞龙的女儿刘延淮等西路军将士后代亲临红光村参观调研。

    2014 年 8 月 19 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上将到红光村小学视察工作，调研红色文化。他对马明全校长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提出表扬和鼓励。

    回族是与汉族或其他民族杂居的民族，即“小集中，大分散”。因此，青马集团若统治一个地域，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社会角度，都不能完全排斥汉族，进入现代社会后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从扩大政治军事力量来看，回族人口少，不能满足兵员扩张的需要，也必然会吸收汉族兵员。因此，在民国后，汉族就逐渐进入了青马的政治军事圈子。青马军队后来不但士兵有相当部分是汉民，许多高级职务也由汉人担任，如 82 军副军长赵遂，骑五军副军长郭全梁等。但这些人大都随着信了伊斯兰教。

    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时，马步芳共投入正规军近三万人，加上地方民团兵力共达十万人之上。

    抗战期间，马家军队继续扩大，至第四十集团军成立时，所辖正规军兵力共两个军，一个独立师，总计近十万人之多。到解放战争初期，马家军队总计已达到四个军，一个骑兵师，二个独立旅，三个保安团师，共约十五万人。此外，在中央编制限额之外，还有武装警察数百人，森林警察总队五百余人，地方保安团西宁地区的十一个团，乐都六个团，循化三个团，民和五个团，化隆八个团，贵德、湟源五个团，共计近四十个民团武装，七万余人。

    所以到四十年代，马家军正规和非正规军队人数已占全省人口的六分之一。青海全省从上至下几乎成了一座大兵营。

    青马部队士兵主要来自甘青两省交界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撒拉族。即使后期融进了大量的汉族士兵后，浓厚的宗教观念意识也是整个青马部队强大的维系力量。宗教礼法形式也进入了部队，直到最后兰州战役，青马部队都有随军阿訇。

    宗教观念及其礼法形式是高层控制部队的手段。

    在红光村的展览室内，挂有西路军战俘 20 多人的照片，青海红后联谊会会长王朝清的父亲王元诗的照片就在展板上。因王父被俘时年龄还是小战士，在马家军的战俘营做苦役活下来，后来在循化被一家撒拉族人收养，后与那家人的女儿成婚，由汉族皈依了少数民族。

    王朝清会长对我讲，我们这里的西路军后代，都是战俘的后代，那种苦痛没法说，常人是不能理解的。

    西北诸马的先人都是借镇压“回乱”而发家的。他们先后依附和效忠清政府、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等历代统治者。他们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方式，经数十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武装。为了扼杀 中国革命，1933 年 9 月，国民党反动政府集中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当时，由于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完全抛弃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于 1934 年 10 月进行战略转移——长征。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堪称为世界上最长距离的行军。红军先后走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青海、甘肃、陕西等 12 个省，经过汉、苗、壮、彝、回等民族地区。徒步走了二万五千里，终于在 1936 年 10 月，完成了战略大转移 。青海军阀马步芳，不仅对北上抗日的红军进行堵截，而且还对西路红军进行围剿，继而对被俘的红军战士，进行残害和惨绝人寰的杀戮，充分暴露了马步芳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嘴脸和马家军凶残野蛮的本质。

    红军长征，途经青海。

    为了堵截红军北上抗日并进入青海，马步青和马步芳兄弟在西北地区做了严密布防。尤其是马步芳在青海全省建立了 107 个保安团，组织壮丁 15 万人进行训练。同时，还沿甘肃边境修筑碉堡 1200 多个，建立了三道封锁线。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

    1936 年 7 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兵分两路，继续北上。主力部队由朱德、张国焘和徐向前等率领，前往甘南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打击青海马步芳的反革命气焰，另一路约 5000 人，由陈伯钧、王震、罗炳辉等率领，向青海果洛一带出击。7 月 21 日，这支约 5000 人的红军部队，进入果洛州班玛县境，26 日进入久治县境。红军占领交通要地白玉寺，击溃了马步芳的驻军，突破了马步芳自夸的第一道防线。7 月底，主力部队已进入甘南地区，这支红军已完成了掩护的任务。最后在白玉寺及雅尔塘(在白玉寺北 60 里处)一线，击溃了马步芳增援的军队，和藏族反动头人组成的所谓“民团”武装，退出果洛地区，赶往甘南与主力部队会合。这支途经青海的红军，虽非长征的主力，而且在果洛境内时间不长。但是，红军尊重藏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给当地藏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直到现在，在今班玛县境内雅尔塘的一处石崖上，还清楚可见当年红军书写的“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的革命标语。

    西路红军，血战河西。

    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为了建立河西根据地，接通苏联，奠定抗日大后方。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和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共 21 800 余人，组成西路红军，于 1936年 10 月 25 日至 31 日，在甘肃靖远县境，强渡黄河，揭开了西征的序幕。

    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统辖青海的新二军和马步青的骑五师，配合从宁夏南下的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和由兰州西上的胡宗南部，围剿我西路红军。西路军刚渡黄河，就与马步芳部 3 万多正规军以及 10 多万民团，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拼搏。

    11 月初，马步青各部从东北方向压来，马步芳部从西南方面夹击，与西路红军在一条山展开激战。此役激战 8 天，马步青部前线总指挥马廷祥，被当场击毙，敌军伤亡 2500 余人，此役沉重地打击了马家军的反革命气焰。

    一条山大捷后，红军大举西进。11 月 15 日轻取古浪，但立即遭到敌军 5 个旅和 4 个民团的反扑。经过三天激战，虽消灭敌人 2000 余人。但是红九军伤亡惨重，军长孙玉清负伤，军参谋长陈伯稚、25 师师长和 27 师政委等 2000 多名在长征中屡立战功的优秀指战员英勇牺牲。其余部最后杀出重围，夺路到达凉州(今武威)地区，与红三十军、五军会合。西路军经此重创，毫不气馁，继续西进。先后经过四十里堡、八坝、水磨关等一系列恶战后，红五军于1937 年 1 月攻占高台，但立即遭到 4 万多敌军包围。红五军与敌军血战七昼夜，高台陷落，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骑兵师师长董俊彦等数千名红军指战员战死疆场。除少数人突围外，红五军几乎全军覆没。高台战役后，面对险恶的形势，红九军、三十军和红五军突围战士不足万人，被迫集中到倪家营子，与七万多马家军决一死战。

    经过近一个月的殊死恶战，红军伤亡四五千人，已弹尽粮绝，被迫突围到三道流沟。马家军像恶狗狼群一样，尾追包围而至，再血战五昼夜，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3 月 11 日，红军又突围到梨园口，马家军又尾追包围，红军经过三昼夜血战，红三十军两个团全部英勇壮烈牺牲，红九军几乎全军覆没，军政委陈海松牺牲，军长孙玉清被俘。

    仅余 2000 余名战士，摆脱敌人尾追，进入祁连山中石窝山一带。最后仅有数百人由星星峡进入新疆。西路红军经过 5 个月的血战，歼敌 近 30000 余名。但是，由于力量悬殊太大，特别是为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及西安事变，在河西走廊“蜂腰”地带，徘徊滞留两个月之久，没有回旋的余地，时值天寒地冻，缺少粮衣弹药补济。又得不到援军配合，孤军奋战，而敌人多为骑兵，又有飞机配合作战，红军多为步兵，最终失败。

    被俘红军，蒙难青海。

    马家军在河西围剿中，约有八九千红军指战员，在弹尽粮绝、负伤等情况下被俘。除马家军韩起功等部和甘州民团在甘州杀害、活埋数千名被俘人员外，还有 5600 人左右，被马步芳部押送到青海西宁。他们虽身陷囹圄，但坚强不屈；有的英勇反抗，惨遭杀害；有的坚贞不屈，慷慨就义；有的含泪受辱，横遭迫害；还有的被编入“工兵营”，受尽了折磨……马步芳纵容手下残酷虐杀战俘，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如抽肠扒肚，就是把被俘红军的肚皮用刺刀割开，将肠子拉出，拴在马尾上，然后打马奔跑，受害者肠肚拉出，痛苦到死。

    有些马家军的官兵听说用人血蘸馍吃可以治病、壮胆，就拉出红军被俘战士当场砍死，拿热馍蘸着人血吃。马家军还拿被俘红军战士当活靶打，练习枪法或打赌取乐。对被俘女红军战士，还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马步芳大规模杀害红军被俘人员，往往采取杀人不见血的手段。即指使部下挖“万人坑”，在深夜秘密活埋。据从当时得到的情报，大规模活埋共有 3 次(一次 400 多人，一次 600 多人，一次 200 多人)，总 计 1300 多人。马步芳把年轻的被俘人员，编入“工兵营”，强制劳动，每天达十几个小时。其中被俘的女战士，白天做劳工，晚上被奸污，有的甚至拉去轮奸。

    为了防止逃跑、反抗，天天晚上把衣服收走，次日起床时再发。并且还特意把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的人头拿出来进行恫吓：谁要闹事逃跑，就是这个下场。战俘们因不堪忍受，有的自杀，有的逃跑，还有的跳入黄河……尤其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押到西宁后，马步芳施尽各种手段，企图使他投降。但孙玉清军长坚贞不屈，马步芳无可奈何，既无法使其屈膝投降，更不愿“放虎归山”，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怀抱，于 1937年 4 月将其秘密杀害。除孙军长外，还有 24 师参谋长年鸿才，骑兵团长张福山，三十九团教练朱锦堂等 69 名红军被俘干部，先后被秘密杀害。更令人发指的是马步芳的随从副官马应富，在对党文秀行刑前，竟丧尽天良地强行奸污了她。

    西路军的失败，是解放军军史上少有的几次大失败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红军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 21800 余人；战死者约 7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 143 人，军、师以上干部 20 多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 5600 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 4700 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 4500 人。马步芳屠杀、残害红军被俘人员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马步芳用红军的鲜血，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不久，马步芳由青海省代主席，升为青海省主席，而马家军成为蒋介石在西北的一支重要的反共反人民的力量。

    由于历史的原因，青海红后联谊会的会员许多人的姓名都成了少数民族。

    写上一些 他们的名字：

    马尕有、乃比有、艾四骂、亚古白、马尕三、马乙地、马艾米乃、韩者麻录、韩乙奴司、韩哈入乃、韩自力哈。

    这些人就是西路军被俘战士在青海各县的后代，从姓名中，已没有一点汉族人的迹象了。

青海西路军后代王朝清，清明节在四川巴中川陕苏区将帅碑林找到了自己父亲王元诗的碑刻名字及参加红军简历。

在兰州市看望西路军老战士牟炳贞妈妈合影留念。

我与兰州八办老领导朱永光馆长合影留念。

我与西路军总部参谋、开国少将陈明义之子陈亦军合影。

参观青海循化县西路红军纪念馆，缅怀西路军先烈发言。

青海省循化县西路红军纪念碑缅怀先烈。

    纪念碑位于青海省循化县察汗都斯乡赞卜乎村。

    砼体结构，水泥抹面，由四面出踏跺的园形基座，方形碑身，尖顶置铁制红星组成，高11米。

    碑身正面刻有“红军精神光照千秋”，落款青海省人民政府，东面刻有“魂系昆仑壮河山”，落款青海省军区，北面刻有“心不易豪气永存”，落款循化县县委，西面刻有“红军精神如黄河奔流英雄业绩与积石永存”，落款循化县人民政府，纪念碑后是高2.3米的简易的西路红军失散人员经历碑，砼体结构，正面刻有西路红军在河西走廊战役中失利被俘，在赞卜乎地区战俘集中营监管期间垦荒、伐木、修路、建房等苦役经过，遭受非人待遇，与敌斗争，坚贞不屈的碑文。

红西路军石窝会议纪念碑

    第二次重上甘肃肃南红石窝山，在高海拔的山顶纪念碑处，缅怀祭奠红军西路军先烈。

参观青海循化县红光村西路军战俘修建的全国唯一一座清真寺。
右一：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麻琨老师
中间：牺牲烈士孙玉清军长的遗孤儿子刘龙大哥

甘肃临泽重新修建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梨园口战斗遗址碑缅怀红军先烈。

青海西宁西路军烈士陵园缅怀祭奠西路军先烈，在孙玉清军长墓碑前肃立致敬！

西路军后代清明节在四川巴中川陕苏区将帅碑林与张崇鱼老馆长合影留念。

甘肃省肃南县马蹄乡芭蕉湾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坂达征战纪念碑

    在肃南县芭蕉湾为红军西路军牺牲的烈士捐款21800元，修建纪念碑。

    纪念碑建成后，前往参观祭奠。(这里是偏僻的深山峡谷，西路军总指挥部的骑兵侦察队曾执行总部命令，前往此地侦察探路。)

清明节前来四川巴中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祭奠红军先烈的甘肃、青海两地的西路军后代与张崇鱼老馆长合影留念。

清明节前来四川巴中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祭奠红军先烈的甘肃、青海两地的西路军后代。

看望已从兰州回四川在成都新都区定居的西路军老战士牟炳贞妈妈合影留念。

江西省泰和县看望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妈妈合影留念。

江西省泰和县看望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妈妈合影留念。

江西省泰和县看望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妈妈合影留念。

    我于2006年5月，曾先后给中央组织部和时任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同志去信，请求党的上级组织更正老红军王泉媛的入党时间为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