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雍雅，江西省雩都(今于都)县梓山乡固院村人，1931年参加中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三军师宣传队分队长、第一军团保卫局指导员。1937年入延抗大学习。后任晋察冀军区支队长兼政委、团政委、军分区司令员兼旅长，第四野战军师长。参加了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和辽沈、平津、渡江、广西等战役。1950年后，任副军长。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1960年毕业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后历任军长，西藏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顾问。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曾雍雅被称为狼诱子，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黄土岭战役中，运用巧妙的战术，成功引诱并歼灭了日军名将阿部规秀，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胆识。

    曾雍雅将军也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下面通过回忆录来进一步了解这位将军有关反"围剿"和长征出发前的一些记忆。

    永世难忘

    曾雍雅

    1917年7月6日，我出生在江西省于都县梓山乡张军村曾屋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初夏，14岁的我从贫困家庭中走出，投身到了革命队伍。从此，我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茁壮成长。在新中国首次授衔中，被授予少将军衔，光荣地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之一。数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情都已成了个人记忆上的烟尘。但唯有当年参加革命和别乡参加长征的情景，却始终的留下在脑海里，永生难忘。

图为曾雍雅故居

    投身革命忆犹新

    本世纪20年代初，我的老家曾屋村这个小屋场，只有8户人家。其中4户是穷人，住在东面；另4户是有钱有势的土豪劣绅，他们聚居在西面。东西两面，间隔的是一块小田垅，可却如同两个世界似的，真可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西面4户土豪劣绅家庭，依仗钱财之势，骑在当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称强施霸，过着不劳而获日子；而东面4户贫穷困苦的家庭，却成天劳动，不得温饱，日子越过越难过，受尽西面人家的欺压与盘剥。

    我们东面4户人家，没有钱来供子女求学，几世数代，都没有一个文化人，别说过年写春联喜帖，就是平时写封信，都得求人代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的父辈几人共同商议，决定凑钱选派子弟去读点书。结果，我有幸被选中。从1925年8岁时起，在本地土墙背私塾学堂启蒙读书5年。当时，我肩负4户人家的期望，奋发用功，书还是读得不错的，但就是经常受有钱人家学生子弟的欺负。记得有一次放学后，我走在田间小道上，一个有钱人家的子弟，平白无故地把我推下冬水田里。我生性倔强，受不了这种欺辱，一时怒从心底迸发，反手将那狗崽子一把抓住，也拉进了水田里。那家伙被弄得满身泥水，冻得打抖。第二天上课前，先生叫我捧上课本到孔夫子像前朗读。读着，读着，先生来到我的背后，突然间在我背上打了重重的三教板子。起初，我并不知道先生为什么要体罚我，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是那户有钱人家诬告了我。先生也不问青红皂白，不分是非曲直，一心偏向有钱人。我平白无故地挨了一场打，从此开始对那些有钱有势的土豪劣绅和趋炎附势的小人，就更加憎恨了！

    1930年夏初，红三军第九师根据红军前委“分兵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指令，进驻我的家乡，发动群众，宣传土地革命，进行打土豪、分财产活动。师部青年科李科长见我活泼好动，有点文化，出身贫苦，又具有朴素的嫉世恶、恨无道思想基础，就经常找我讲革命道理，讲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为穷人谋幸福，对我启发颇大。他还不时找我了解当地情况，教我唱革命歌曲——“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们······。”在他的宣传教育下，加上对红军行为的亲眼目睹，我对革命开始有了深一步的认识，对红军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热爱感情，所以也就开始决心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去了。起初，我是暗地里为红军提供地方土豪劣绅情报，化妆带领红军去捉拿他们或者起掘他们埋藏的金银财宝。后来，我就干脆不怕土豪劣绅认识了，公开地跟着红军干起革命来了。

    这年8月，我被选为本村的儿童团长，9月又被选任为潭头区少共区委儿童团团长。当时，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检查路条，禁烟禁赌，宣传鼓动。我们少年儿童，虽然年小，干不了大事，但在革命宣传、鼓动群众上，却一点也不差，有时还发挥出了大人们所难以发挥的作用。如禁烟禁赌，我们铁面无私，对烟鬼赌棍先是说服教育，帮助其改邪归正。对那些屡教不改者，就给他戴高帽，游大街，弄得他们威风扫地，脸面丢尽。他们虽不很服气，但想骂没有用，想打又不敢，最后只好服从儿童团，做到不抽、不赌。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以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对我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红军为了粉碎敌人“围剿”，主力再度集中，离开于都，奔赴战地。这时地方反动武装残余势力趁机重新纠合，对革命发动了猖狂反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潭头区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只好会同县委、县苏部分党政领导干部，由平原撤退到山区坚持斗争。当时，我们成立了一支游击队，以县城南面的菜盒寨为据点。年纪不大的我，就在这只游击队里当了一名通讯员。斗争是极其艰苦的，连最起码的吃住条件都不具备。当时，我们通常一天只能吃两餐野菜粥。有时因搞不到粮食，就整天整夜地饿着肚皮，用山涧冷水填一填或者扯上几颗野菜吞咽进肚充饥。夜里睡得就更谈不上什么暖和舒适了，那是下垫一摞禾草，上盖一摞禾草，确实是天当被子地作铺，寒夜漫漫盼日出。但是，我们没有半点气馁，没有丝毫动摇，对革命充满信心，英勇顽强地坚持着斗争。

    1931年8月，我们在主力红军一部的有利协助下，彻底消灭了当地反动武装势力，从山区回到了平原地区。下山后，我被调到潭头区少共青年委员会任干事。同年11月，在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中，我带头报名参加红军，对全区起到了很好的影响作用。

    一天，我奉命带领区里集中起来的34名新兵前往红三军第九师报道。清晨后，我们在乡亲们欢送的锣鼓声中，告别了家乡，踏上了从军征途。途中，我们同红三军七师十九团不期相遇。该团吴政委当了解到我们是新兵后，便同九师电话联系，要求将我们这几十号人马补充到他的团里。也许是他们商量好了，我们便这样补充到了七师十九团。起初，我在该团机枪连任通讯员，于1932年2月加入少共，同年5月又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我历任团部宣传队宣传员，师部宣传科宣传分队长、军团部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跟随中央红军转战苏区各个反“围剿”战场，并在战斗中不断得到成长，成为一名坚强的红军战士。

    长征别乡情难忘

    1934年6月下旬的一天，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正向我这个宣传分队长了解瑞金武阳区的扩红情况。我们正谈着，红一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同志来了，他和朱主任打过招呼后，说：“朱主任，我们保卫局的政治工作无专人管，现在请你给我们调个政治指导员来！”

    朱主任听后，沉思了一会，说“现在好多机关都缺少这方面的人员，都向我要求调人。其实，我手头上这方面的人员也不多。但不管怎样，问题总是必须解决好的。”他顿了顿，又说：“就这样吧，把他调给你！”朱主任边说边用手指着说：“他叫曾雍雅，是军团政治部宣传队的分队长，现在正在武阳区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工作蛮出色的，不到一个月就扩红一个团！”

    罗局长一听，很高心地说：“他？我认识，工作不错，很活泼、很精干！好，就这么定了吧！”

    我一听，急了，说：“报告首长，我年纪太小，还不满十七岁呢！那么大的机关，我的工作能力有限，恐怕干不好的！”

    朱主任见我为难的样子，就亲切地鼓励我说：“去吧，小鬼！罗局长对政治工作是很关心的。只要你认真去做，他是一定会支持你的，你也是一定能干好的！”停了停，他又以毫不含糊的口气说：“就这样决定了，你可带上行装，现在就随罗局长到保卫局去，任命随后补发······”

    没有办法，我只好服从命令，乖乖地跟随罗局长到军团部政治保卫局去任政治指导员。到了保卫局新的工作岗位上，我在罗局长的关怀下，认真工作，虚心向同志们学习，有计划地安排好政治学习和党支部组织活动，把机关政治思想工作气氛搞得浓浓的，得到了同志们的肯定和称赞。

    1934年10月，在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步步失利，红军损失严重，根据地面积越打越小。迫于这种形势，党中央不得不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即主力红军及中央机关撤出中央苏区，向西挺进，以开辟新的区域。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长征”。

    长征前夕，我仍然在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工作。这月17日，是我随部离开苏区、告别家乡父老乡亲踏上漫长征之路的一天。那一天，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

    这天傍晚，我们军团直属部队，从集结地于都段屋铜锣湾一带出发，由梓山的山峰坝至潭头圩处渡过于都河。当部队路经我的老家曾屋西边约200米处时，恰逢停进休息。这时，罗瑞卿局长把我找去。他一见我，就亲切地问道：“曾指导员，听说东面那个小村就是你的家，是吗？”

    “是的，首长！”我立即报告说。

    “噢，是真的！”他点了点头，沉思了一下，又道：“这样吧，我现在批准你回去看看亲人，随后再赶队伍！”

    我一听，顿时感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是呀，自从参军离家后，一直都没有和家中亲人见过面。他们现在怎样了？身体都好吗？说句心里话，回家去看看，也确实是我的心愿。但是，我转念又想到了部队集结期间所学习的有关纪律规定，想到自己是个政治工作人员，要宣传教育别人，首先还得严格要求自己。于是，我对罗局长说：“报告局长，我想还是不回去的好。部队集结动员时就宣布了有关纪律条例，其中有‘不逃跑、不回家，反对老婆拖尾巴’。我是一名机关政治工作干部，理应成为普通战士遵守纪律的榜样！”

    罗局长听了我的这些话后，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说：“你能严格要求自己，这很好，应该受到表扬。不过，这让你顺便回家看看，是我的考虑与安排，不能视为违纪。”停了片刻，他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我看你还是一定回去看看的好，以后恐怕就难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啰！”看样子，罗局长已经知道这回是要走得很远很远的，只是我当时并未体会出来罢了。

    “报告局长，我觉得还是不回去的好。”我坚决地说。

    “曾指导员，你就回去看看家人吧！”这时，站在一旁的军团部秘书童小鹏也接过话头说，“这是领导和组织对你的关怀、给予的特殊照顾，你又何必考虑这么多呢！”

    在场的其他同志也同样劝我还是顺便回去探望一下家。

    在大家的规劝下，我心情十分激动地点了点头。这时，罗局长又对童小鹏秘书交待说：“童秘书，请你从保卫队派出一名战士与曾指导员同行，并带上两匹骡子，以便他们好赶部队！

    此时此刻，我心情激动万分，心里直喃喃：“罗局长，你真是我们干部战士的贴心人啊！”

    不一会，一名手牵两匹骡子跟我年纪不相上下的战士来到我的面前。这时，罗局长用手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背，说：“曾指导员，快去快回吧！”顿了顿，他又嘱咐道：“别忘了替我向你全家问个好！”

    我感激地点了点头，孩子似的说：“忘不了，罗局长！”接着便欢天喜地翻身上马，和那同伴一路小跑地往老家奔去。

    不一会，我们就到了村口。这时，村里的人都同我打招呼，有的还问这回红军是不是要离开苏区，不再回来。对此，我按部队动员时的宣传口径告诉他们说：红军是暂时离开苏区，为的是对敌人进行反攻。敌人打进来，我们打出去，不是不要苏区，而是为了扩大苏区，消灭更多的敌人！其实，当时我也的确不知道，红军这回一走，竟一股脑地走到陕北后才立下脚根。

    我回到家里，家人都分外惊喜，父亲更是高兴地打量着我。他见我身挎公文袋，背着驳壳枪，个子长高了，身体变粗了，很是喜欢，一个劲儿地问这问那。当他得知我是顺便回来看看就要走时，他便张罗着杀鸭，叫家人生火煮鸭做饭。我赶紧劝阻说：“爸，你就别杀鸭煮饭了，部队现正在前进，我还要赶快归队去。”随行的那名战士也搭话帮着解释。

    父亲听后说：“好吧，部队行动，不比一般，是讲个统一的。我就听你的，不杀鸭了。不过，有几句话还是要说给你听一听！”

    我说：“爸，您有什么话尽管吩咐好了，我一定会记在心底里的！”

    父亲点点头说：“雍雅儿，我们房族世代贫苦，受尽有钱人家欺辱。红军来了后，我们才看到了出头日子。现在你在红军队伍里要好好地干，永远跟着红军闹革命，不论今后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坚决不回头。家里，你就别记挂了，有时间写封把信回来就可以了！”

    我有力地点了点头,表示记住了。此后，父亲还说了许多叮嘱的话。时间很快就过了两个多小时了。我必须离家归队去了。于是，我对父亲说：“爸，时间不早了，我们要归队去了！今后你们就多自珍重，保护好身体了！你刚才的话，我将永远记在心里，跟着红军闹革命，不到胜利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