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底到1932年夏天，红四方面军连续发动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歼敌高达6万余人，声威大震。红四方面军从刚成立时的5000余人发展到近5万人，扩大了近10倍。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四方面军歼敌6万多人，创下了红军反围剿作战最高歼敌记录，这一战绩甚至超过了江西苏区。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指挥员，总指挥徐向前成为这一时期红军中最为耀眼的将星，在南京当局公布的悬赏价格中，徐和朱毛并列为第一档，均为“生擒者奖10万元，献首级者奖8万元”；

    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倪志亮等四方面军将领同在“生擒者奖3万元，献首级者奖2万元”的第四档。

    1932年夏，蒋氏在庐山召开五省“剿匪”会议，准备发动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蒋氏将这次“围剿”分为两步，第一步以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为目标，计划消灭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军团后，再以全力进攻江西苏区。为实现第一步“围剿”计划，蒋军集中26万人用于进攻鄂豫皖苏区。

    鉴于已经连续作战八、九个月，部队极度疲劳，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徐向前和陈昌浩主张停止豫南外线作战，把主力摆在鄂豫边界，一脚踏红区，一脚踏白区，抓紧时间休整部队，同时取粮于敌，为接下来反围剿做准备。

    鄂豫皖苏区的主要负责人沈泽民坚决反对休整，他认为这样是给了蒋军苟延残喘的时间。我军应该“执行不停顿进攻的策略”，南下麻城，进而威逼武汉。

    两边争执不下，张主席最终拍板——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攻打麻城！

    徐向前和陈昌浩很不情愿地率部南下，红四方面军南下之后，连打了一个月的消耗战，被牵制在麻城一带，攻城攻不下，打援敌不出，一时找不到破局之法。而此时的蒋军主力已经乘着红军主力外线作战的时机完成了兵力调度，各纵队到达指定位置，就等着发起对苏区的总攻了。

    看准了红军分兵之后的破绽，蒋军右路军把攻击目标定在红二十五军把守的霍邱。

    主攻霍邱的蒋军将领是后来号称“装甲部队之父”的第4师师长徐庭瑶，他麾下有两员悍将，一是独立旅旅长关麟征，二是12旅24团团长杜聿明。

    1932年6月下旬，关麟征率独立旅率先抵达霍邱以北的正阳关，一场血战之后，红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下令部队退入霍邱城，随即被徐庭瑶部合围。

    红25军下辖73、74、75三个师，但战斗力最强的73师已被方面军总部调去参加麻城战斗，74、75师分兵把守六安、商城，结果驻守霍邱的只有红二十五军军部和警卫营以及县独立团，总共2000多人，非战斗人员多，战斗力不强。

    这个时候，旷继勋面临多项选择。上策是主动撤出霍邱城，转入乡村，利用根据地宽阔的战略空间与敌周旋；中策是以小股兵力入驻县城，而以两个师的主力在城外待机；下策是率军部继续驻守霍邱，死守决战。旷继勋只能选择下策。他向方面军总部发报，称红二十五军准备死守霍邱，与敌决战。霍邱城内的红二十五军部队如果不及时突围，只会全军覆没。徐向前、陈昌浩得知旷继勋要和敌人硬拼，大吃一惊，当即电令红二十五军放弃县城，将部队撤至霍邱以南待机。但是，这个时候传令已经来不及了。

    1932年7月12日，霍邱城外据点全部失守，杜聿明指挥第24团直逼南门；关麟征独立旅和其他部队渡河之后堵住了东门和北门，只留下西门。而西门外面是一片湖水，泅渡要走几十里，根本就是一条不归路。13日，徐庭瑶发起总攻，先后攻破东门、南门、北门；红二十五军独立团团长郑恒才苦劝旷继勋带主力突围，给红二十五军留点种子，他自己率部与敌肉搏，直至被俘后押送南京就义。

    霍邱一战，仅有旷继勋率百余人从西门泅水脱险。守城的红二十五军2000多人中1000人牺牲，1000人被俘。霍邱之战后，国民党徐庭瑶升为17军军长，独立旅扩编为陆军第25师，关麟征当上了师长，杜聿明升任第73旅旅长并晋升为少将，均名噪一时。

    恼怒的张国焘主席决定以军纪制裁旷继勋。在开会讨论时，负责赴皖西处理善后工作的蔡申熙经过调查，认为旷继勋在战术上确实有失误，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霍邱战略支点的定位和规定，建议从宽处理。最后，鄂豫皖军委会采纳了蔡申熙的建议，决定撤销旷继勋军长职务，由蔡申熙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兼政委。

    【红二十五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自1931年10月正式成立，到1937年8月红军改编，走过了六年的光辉战斗历程，是一支极富传奇色彩和具有辉煌战绩的英雄部队。

    在我军军史上，红二十五军是被单独列出来的，和红军三大主力并列。

    从编制上来说，最初它隶属于红四方面军，但研究军史的人，一般都会把红二十五军单独视为一支红军部队。红二十五军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初建阶段（1931年10月到1932年10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以黄（安）麻（城）起义、商南（商城南部）起义和六（安）霍（山）起义的一部分工农武装为基础，建立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支红军。

    1931年10月25日，根据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皖西六安麻埠正式成立，旷继勋（贵州思南县人，1933年被错杀）任军长，王平章（湖北汉川人，1933年在战斗中牺牲）任政治委员。部队辖第73、第74、第75师，共有9个团，番号从第217团至225团，全军共12000余人。

    成立初期，红二十五军只有一个师，即第73师。师长刘英（山东潍坊人，1932年被国民党军杀害），师政委吴焕先。虽然吴焕先只是师政委，但他却是红二十五军的主要缔造者，也是红二十五军的灵魂人物。

    1931年11月，红二十五军和红四军以及其它红军游击队共同合编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是徐向前，总政委是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成立以后，红二十五军也进行了扩编，红二十五军除了原有的73师之外，还扩编了2个师，即74师和75师。

    第74师成立于1932年5月中旬，师长江明国（湖北红安人，1933年被错杀），政治委员戴季英（湖北红安人，建国后曾任开封市委书记）。

    第75师成立于1932年3月上旬，师长廖荣坤（湖北麻城人，1933年5月被错杀），政治委员戴克敏（湖北红安人，1932年被错杀）。

    红二十五军有老红二十五军和新红二十五军之分，此时成立的红二十五军是老红二十五军，也就是后来长征到陕北的新二十五军的前身。

    红二十五军建立初期，一部随同红四方面军主力浴血奋战，一部在皖西北地区英勇抗击敌人，经受了锻炼与考验，充分发挥了主力红军的作用。

    第二，坚持鄂豫皖斗争阶段（1932年11月到1934年11月）

    1932年10月，由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形势十分严重，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地区实行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73师在时任师长王树声的带领下，随红四方面军总部一同撤离鄂豫皖苏区，第74师被编散，留下第75师。

    危急关头，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第75师与红九军27师及部分地方武装重新组成红二十五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辖74师（由原红27师改编）、75师，部队有第220、第221、第222、第223、第224团共五个团，全军约7000人。

    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在远离主力的情况下顽强地坚持斗争，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针对鄂豫皖苏区的“清剿”，巩固了鄂东北中心区，初步打开了皖西北地区局面。

    1933年4月，皖西地区的红二十八军缩编为73师，并入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经过整编，下辖73师、74师（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75师（政委高敬亭），全军发展到12000人，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已成为坚守鄂豫皖苏区的主力部队。

    虽然在军事斗争上取得重大胜利，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干扰无时不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盲目强调进攻、要求夺回失地，使得后来围攻七里坪时遭到重大失败，不得不转战鄂东、皖西，造成部队减员严重，师和团进行了缩编，全军只剩3000余人。

    雪上加霜的是，鄂豫皖省委又错误地进行了几次“肃反”，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75师师长姚家芳等人被错杀，这是红二十五军历史上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1933年10月，红二十五军进行了一次分兵，主力留在鄂东北地区斗争，一部分由徐海东带领去了皖西重建二十八军。两部相互配合，共同与敌人斗争，几经苦斗，大别山的红旗一直屹立不倒。

    1934年4月，红二十五军在河南商城与红二十八军会师，红二十八军缩编为84师重新编入红二十五军。此时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全军编为75师、84师，共3000多人。

    第三，长征阶段（1934年11月到1935年9月）

    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召开了花山寨会议，决定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全军实行战略转移。

    长征时，红二十五军全军编4个团：第223团、第224团、第225团和手枪团，由党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担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政治委员吴焕先。此时全军2980人。

    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没有随军长征，而是留在当地，带着不足2000余人的红二十八军，独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战果颇丰，成为鄂豫皖苏区坚守力量的一面旗帜，可惜高敬亭在抗战时期被错杀。

    【人物】被错杀的新四军将领高敬亭

    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何家冲出发，越过平汉铁路，摆脱国民党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进入桐柏山区。在恶战独树镇后，进入伏牛山区。

    1934年底，红二十五军在突破豫陕交界处的铁锁关后进入陕南境内，经庾家河战斗，在付出了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受伤的均负伤的代价后，打垮了20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追堵，使蒋介石“3个月内消灭红军”的企图彻底破产。停留鄂豫陕期间，红二十五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在长征的各支红军中仅此一例。

    1934年11月，中央派曾经长期在中央红军任职的程子华来红二十五军工作，并对红二十五军进行了改编，论对部队的熟悉情况，理应由徐海东来担任军长的，不过他高风亮节，主动让出军长职务，于是程子华得以出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自己则担任副军长。这次改编，吴焕先继续担任二十五军政委，戴季英任军参谋长。改编完以后，红二十五军就踏上了长征之旅，不过75师并未随行，75师政委高敬亭带领部队奉命组建了红28军，抗战爆发后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

    1935年7月，为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红二十五军又踏上征途，驰骋于陇南、陇东地区，截断西安到兰州的公路，在甘肃泾川的四坡村战斗中，吴焕先政委牺牲。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成为胜利完成长征的第一支红军，这时全军共有3400多人。

    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原红二十五军改编为红十五军团75师，师长张绍东，辖223团和225团。

    第四，转战陕晋甘宁阶段（1935年9月到1937年8月）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接连取得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中央红军会师后，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

    为加强红十五军团的各级领导，中革军委先后派周士第、王首道、陈奇涵、宋时轮、黄镇、唐天际、杨奇清、周碧泉、伍修权、毕士悌等一批军政领导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

    在红一方面军的直接指挥下，部队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继而参加东征、会宁、山城堡等战斗。

    1936年4月转战山西期间，原红二十五军部队扩编为73师（师长张绍东）、75师（师长田守尧），共有第217、第218、第219、第223、第224、第225团共六个团。

    西安事变后，在杨虎城的信任和要求下，徐海东率该部南下陕南，防止国民党中央军向西安的进攻，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8月，红十五军团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344旅，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出师抗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二十五军经历了极其艰难、曲折而又光辉的战斗历程，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千难万险。

    几年之间，红二十五军先后转战湖北、河南、安徽、陕西、山西、甘肃、宁夏等省区，大小战斗数百次，歼灭敌人正规军8万余人及大量地方反动武装，使红二十五军由一支弱小的红军队伍发展锻炼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革命武装，从一支偏师成长为主力部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二十五军之所以能够成为与三大主力并列的部队，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长征的关键时刻，红二十五军成为中央红军北上的先导，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在西北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区时获悉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上的消息。是选择南下与四方面军主力会合，还是北上从战略上策应中央红军，成为摆在红二十五军全军将士面前的关键决策。

    从编制序列来看，红二十五军出身于红四方面军，如果选择南下无可厚非。但当时张国焘正在密谋分裂党和红军，另立“第二中央”，如果红二十五军南下后将不得不听命于张国焘，沦为张国焘的“跟班”，张国焘也将多出一份力量来对抗党中央，这将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这时，鄂豫陕省委收到交通员带来的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毅然决定北上陕甘，集中力量巩固陕甘苏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

    这一决定完全符合中共中央、毛泽东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长征的成败，也由此奠定了红二十五军在我军军史上的独特地位。

    红二十五军是名副其实的“娃娃军”，长征时红二十五军的官兵平均年龄也是当时最年轻的。年纪最大的副军长徐海东不过34岁，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只有27岁，团营以下干部和战士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壮年。

    从最早担任过军长、军政委的旷继勋、蔡申熙、王平章，到后来担任军领导职务的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等，都是在党史军史上值得浓墨重彩书写一笔的人物。

    被誉为红二十五军军魂的吴焕先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军政双全，培养了无数优秀的党政军人才。吴焕先牺牲时年仅28岁，他的英年早逝是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吴焕先牺牲后继任军长的徐海东有“中国的夏伯阳”、“徐老虎”之称，全身20余处战伤，全家66人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1935年底，中央红军在陕北衣食无着。徐海东把二十五军家底的7000元大洋拿出5000元，帮助中央红军度过最难熬的冬天。

    1939年后徐海东因病远离战场，1955年授衔时毛主席特意点将徐海东授大将军衔，名列大将第二。

    曾经担任红二十五军长、政委的程子华，并未参与授衔，他在抗日战争后期担任过晋察冀军区代理政委，后兼代理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程子华任东野第2兵团司令员、四野13兵团司令员等职。以程子华的革命经历，如果授衔是妥妥的大将。可惜他没有授衔，而是转入党政系统任职，建国后他曾任山西省委书记、商业部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民政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吴焕先是红二十五军的创建者之一，也是鄂豫皖苏区、鄂豫陕苏区的创建者，被誉为红二十五军军魂；他的搭档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海东，手下主力团长就是后来的旋风司令韩先楚，他的一个叫张明池的秘书，成就也很大。

    吴焕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箭厂河乡四角曹门村的一个地主家庭，16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麻城蚕业学校，在这期间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萌发了为解放劳苦大众的思想，毅然投身革命。

    加入党组织之后，他更加积极主动，回乡组织了农民协会，建立了农民武装。由于他的举动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遭到了打击报复，一家六口惨遭杀害。

    1927年1月起，他先后带领革命群众组织了“年关借粮”，惩治黄安北乡最大的反动豪绅吴惠存，“九月暴动”等革命运动。11月，他率紫云区农民武装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

    1928年5月，与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人一起，领导创建鄂豫皖边区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柴山保。而后又根据鄂东特委指示，到罗山县卡房一带，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1931年他调任红四军第12师政治部主任，后又担任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第73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

    1932年10月红四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他就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总司令。

    1933年，在面对敌人反复清剿的严重的形势下，他勇敢地站了出来担任重建的红25军军长。

    1934年4月，红二十五、红二十八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后，徐海东任军长，他担任政治委员。他于徐海东一起领导部队，先后取得了长岭岗、太湖等战斗的胜利，恢复和开辟了朱堂店、陶家河等根据地。

    不幸的是，在1935年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在甘肃泾川四坡村附近南渡汭河时遭国民党军突然袭击，他在指挥战斗中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他既懂政工又能指挥作战，是难得的军政双才，他的牺牲是我军的重大损失，如果他也能活到授衔，那么至少应该是一个上将。

    红二十五军走出了90多名开国将军，徐海东大将、韩先楚上将、刘震上将、刘华清少将（1988年授上将）是红二十五军优秀将领的杰出代表人物。红二十五军出身的开国少将王诚汉、周世忠在建国后曾任大军区司令员。戴季英、郑位三等在党内具有很高地位的老同志，也曾在红二十五军长期工作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后，原红二十五军成为八路军115师344旅，其中红73师改编为687团，红75师改编为688团，全旅6200余人。

    当年经历浴血征程保留下来的红军团、红军连是八路军的精华，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有很多部队都是从这支传奇的红二十五军发展起来的，如新四军第3师、解放军第39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