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成立后，司令员聂荣臻和中共晋察冀省委书记黄敬、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等商定创办一份晋察冀全区性的党报——《抗敌报》，起初由军区政治部主办，舒同兼报社主任，著名战地摄影记者沙飞为副主任。1938年初，因沙飞专事摄影工作调出，调来洪水任报社副主任。同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聂荣臻和边区第一次党代会的决定，《抗敌报》移交中共晋察冀省委，邓拓任报社主任，调1926年入党、1928年任中共保定市委书记的侯薪（中共阜平县委书记）协助邓拓工作，编辑人员有陈春森、阎恒午、刘景汉等。12月报社转隶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领导。邓拓同志称，《抗敌报》拟成为边区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不仅畅销边区中心地带，而且深入到平汉铁路以东的游击区。随即，报社对晋察冀军区部队三次大出击敌占平汉铁路，杀伤日寇、占领要点、破坏交通、夺取辎重的胜利情况进行了编辑报道，这是我军在石家庄、保定之线的大胜利，是华北抗战平型关后的第二次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广大抗战军民。延安毛主席、八路军总部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特此电贺。聂司令员为《抗敌报》纪念50期刊题词：“民族的号筒”。
资深老报人陈春森同志说，著名新闻家邓拓率领一支青年新闻队伍，在大山中奔波了十年半，见证了“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创立发展的全过程，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历史贡献。牺牲很大，业绩放光，冲出了一条敌后办报——“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游击办报的新大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新闻队伍，在长城内外，敌后之敌后，挺笔荷枪，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与敌周旋，高举义旗，紧随战鼓，吹响了“民族的号角”。办报志士，前仆后继，用生命与热血记录了晋察冀边区军民的辉煌战斗史，61位同志血洒燕赵地，浩气永长存。
由于处在敌后，战争环境极其恶劣，在敌人残酷的“围攻”、“扫荡”下，《抗敌报》社游击办报于阜平、唐县、曲阳、完县（今顺平县）、易县、满城等地，行军途中上遭飞机轰炸，下有鬼子拦截，举步维艰。在1939年反“扫荡”中，《抗敌报》社从晋察冀边区根据地阜平转移行军走到易县刘家台（今属满城）一带，被敌发现遭到围追。
“12月3日中午，当进入刘家台以北的芝兰沟时，突然遭到日寇飞机的轮番轰炸，报社部分运输队员和牲口被炸死炸伤，一些印刷设备和铅字箱也被炸毁。据可靠紧急情报，当时南边完县（今顺平县）和北面涞源的敌人正向芝兰沟尾追合围，报社处境异常凶险。为了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在邓拓同志指挥下，报社人员坚壁掩埋印刷设备，插入深山，晚上急行军50公里到达唐县杨家庵村，坚持出报5期，其中《反‘扫荡’》专刊4期。”陈春森回忆说。
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同志任社长兼总编辑。据《晋察冀日报》“大事记”载，从1941年8月下旬起至10月，本报处于秋季反“扫荡”中。根据过去几年反“扫荡”的经验，报社采取了战时体制，将报社人员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年轻力壮的同志三、四十人组成武装梯队，担负报社的放哨、侦察和保卫的任务;第二梯队，组成一个精干的能坚持在游击中办报的工作队( 也叫八匹骡子办报)。另外，把一些身体病弱的同志组织起来，进行分散隐蔽和游击活动。该报始终坚持出版，正是由于报社采取这种体制，坚持在游击中出报，经受了敌人这次空前残酷的“扫荡”考验，近两月反“扫荡”期间出报32期，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1942年，晋察冀日报社派出工作人员分赴各分区（地委）、县委工作，驻地委的称“特派记者”，兼地委通讯干事；驻县委的称“特约记者”（由部队或地方干部兼任的特约记者占多数），兼县委通讯干事，受报社和所在地党委的双重领导，任务是采访报道和组织广大通讯员写稿。当时晋察冀日报社驻一分区的特派记者是雷行，女记者戈焰要求到一分区对敌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去，于是雷行护送她到满城县委驻地报到，县委书记石金奎、宣传部长李陶庭向戈焰介绍了抗日形势、敌伪情况。戈焰一边随保满支队参加战斗，一边化妆改扮孤身深入敌后采访，写出了大量真实反映满城军民抗日斗争的通讯和故事。为了坚持出报，晋察冀日报社采编人员和广大战地记者克服了种种困难，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冒着炮火，穿过硝烟，把人民抗战、日军罪行真实地记录下来，在传播党的思想、宣传抗日主张、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广大民众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晋察冀日报》为《人民日报》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中创办时间最早和最长的党报之一”，日发行量最高曾达5万份，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该报于1948年6月14日终刊，办报时长10年零6个月，出版报纸2845期。对《晋察冀日报》倾注了青春热血的邓拓在终刊版上发表了深情诗词：
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肉满胡蹄过，子弟刀环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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