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意义 理直气壮地为知青运动正名——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有关历史佐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涉及千家万户的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更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但对一件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各种不同的人总会站在各种不同的立场，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为此，有必要正本清源，以事实为依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部历史进行一次全面回顾。

    山西 张黎平一．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毛主席一贯所倡导的人才培养道路，而绝不是所谓“文革”的产物

    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指导思想的最早提出，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讲话，讲话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就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为此，毛泽东认为“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就是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必由之路”【1】并且，毛主席身体力行，让自己的儿子成为走这一道路的带头践行者。1946年，为了让从苏联回来的爱子毛岸英适应中国革命的环境，了解中国的真正国情，毛主席把刚从苏联回国的毛岸英送到农村，拜当时最有名的延安劳动模范吴满有为老师，去当农民。主席对毛岸英说：“虽然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是你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因此我希望你能够去农村拜农民为老师，在这所农村大学里，你能学到之前课本之中学不到的很多知识，你看好不好？” 毛岸英深知父亲的良苦用心，服从了父亲的安排，直到手上磨出了老茧，才从“农业大学”毕业。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毛主席一直关注着中国青年的发展方向。1955年，毛泽东在看到许昌地委报送的《大李庄乡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材料中，谈到郏县大李庄、邱庄、吴堂、杨庄四个村的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这在当时也算是知识分子了）回到村里参加农业合作社，有效地解决了合作社缺乏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时，敏锐地捕捉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条极佳途径，于是批示道：“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2】此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影响整整一代人的口号。

    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指导思想，1955年，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此后，从50年代底开始，就有一大批城市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志愿报名到农村去插队落户。2009年9月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以及2019年9月再次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的邢燕子，就是1958年插的队；同样于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的天津宝坻县知青侯隽，是1962年插的队。在这些先进典型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广大城市青年纷纷报名到农村、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据不完全统计，毛主席的批示和党中央的《纲要》下达后，山西省就有51个县的8万多青年自愿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参与，团省委在其中挑选了1038名优秀青年组成志愿者垦荒队，由各地团干带队，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支援边疆建设【3】。

邢燕子知青年代照片

《中国青年报》关于邢燕子的报道

知青候隽插队时照片

    1964年，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4】，进一步明确提出：“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是首次以中央的名义专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出的文件，也是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培养“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联系起来。此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如火如荼，从60年代初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达到一个新高潮。仅以当时离石县所属的柳林镇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62年到1965年到农村插队及到农场插场的城镇青年，就达到144人。因此，一些人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视为“文革”产物，显然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毫无历史事实和依据！

    有人之所以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视为“文革”的产物，主要根据就是上山下乡在“文革”期间在全国掀起高潮。这一阶段从上山下乡的人数上来讲，确实是比较多的。如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发表后，从1968年至1972年，山西省共接纳安排上山下乡知青75082名，其中京、津等外地知青占百分之62。而由于山西本地就业压力不大，本省城镇（尤其是太原市）老三届毕业生大部分在城市安排了工作，因此，本省下乡知青的人数较少，仅占同期下乡知青总数的百分之38。直到1973年起，山西才把安排本地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从1973年至1978年底，山西本省上山下乡的城镇知青达到21万余人，占到历年本省下乡总数百分之80。【5】。我们柳林县为1971年才建县的新建县，全县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73年年底开始，除建县前插队的144名知青外，1973年以后又先后安排618人插队。

    这一阶段之所以成为上山下乡的高潮期，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所决定的。一是建国以后，由于国内环境稳定、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改善等原因，使我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出生出现井喷式增长。而在此同时，教育越来越普及，受教育人数急剧增长。到六十年代底至七十年代初，这部分人大多步入成人。在当时情况下，我国国内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客观上难以安排这么多的青年在城市就业。因此，相应党和国家号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就成为必然选择。二是在“文革”开始后，1966至1967两年，国家没有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中央《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中提出的每年安排100多万知青的任务，集中到1968年后安排。而一些抱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人，无视这些历史条件和事实，把上山下乡视为“文革”产物，是毫无道理的，更是别有用心的！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重大战略部署

    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就业安排等客观因素，但凡事，都有主次之分。大量历史资料已经证明，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目的，是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重大战略抉择。

    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怎样培养接班人？事关党和国家的事业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对我国进行四面围剿，联合打压的同时，又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十条诫令》第一条就包括“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等内容。

    毛主席敏锐地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提出要把防止“和平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党不变色、国不变质。而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更证明了毛主席的有关预见绝非杞人忧天。

    早在1959年他老人家就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6】。”并且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这里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7】，“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不论新党员还是旧党员，都有一些品质不纯洁和作风不纯的人。那些人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还有变质了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8】。”

    1959年12月，毛主席在组织有关人员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9】。”

    1964年，针对苏联对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背离，毛主席又提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10】。

    1964年10月，毛主席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谈到：“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知识了，没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所以要请你们当教员，给他们讲讲，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你们还在受苦。吃蜜糖长大的，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女孩子现在下去了。我告诉我的女孩子人家不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躲躲闪闪，你就说我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笨了，要向你们学习请教【11】。”毛主席这里所说的小女儿，实际上是指大女儿李敏。但毛主席安排唯一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小女儿李讷到农村去插队，却更动人。李讷在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在《解放军报》社上班，毛主席对身边的人说：“一个涉世不深的小娃娃，哪办得了报？”于是，李讷先是被安排到井冈山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儿，处处照顾她，锻炼不大，她想和广大青年一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便给主席写信提出要求，主席积极支持爱女的这一行动，于是李讷便来到了江西的一个山区农村，成为生产队的一名普通社员。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的伟大胸襟。这无异于给了那些认为“让插队”就是“受迫害”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1967年5月，毛泽东在和另外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12】。” 1968年7月，他在接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时又指出：“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13】”。

    综合上述一系列讲话、谈话可以看出，防止党和国家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改变颜色，是毛主席所考虑的重中之重。而和平演变最危险的群体，是“资产阶级分子”，但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却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潜在因素。因此，要防止党的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产生上述“三个主义”，从而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自己早已在延安时期提出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种相结合的过程，不仅是了解群众疾苦，听取群众心声的过程，更是建立和培养与群众深厚感情的过程。因此，当时不仅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包括机关干部和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文学艺术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军官等，每年也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到农村、下基层，到车间，下连队，与第一线的群众打成一片，以了解群众呼声，解决群众难题，增进与群众的感情，激发事业灵感。正向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所讲过得那样：“农村基层的工作经历是人生的一个坐标，有了这个经历，就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群众、如何尊重群众，知道什么叫实事求是、如何尊重事实。”【14】

    三．从实践结果，看毛主席当初战略决策的伟大意义

    一项伟大的战略，往往需要若干年后才能看出其历史价值，且时间越长，看得越清晰。接班人问题，需要逐代过渡传承，更是需要在几十年后才能显现其真正的价值。党的十八大后，当年的知青逐渐进入高层政治舞台。据官方统计，十八大选出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知青经历，占这一群体的百分之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有过知青经历，占比百分之28；而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中，则有4人曾有知青经历，占比百分之57.1。十九大、二十大高层中知青占比也相当高。这种比例，是任何一个群体所没有的。正因为有如此多的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参与高层决策，才有了“两个三十年不能分割”的正确判断，才有了“一切以人民为中心” 的初心回归，才有了脱贫攻坚伟大战役的全面胜利，也才有了毛泽东思想和灵魂逐步得以恢复的氛围。

    从专家学者的角度看，不少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没有这一经历的人也有着明显区别，他们尽管身处高位，但时刻不忘为最基层的农村老百姓鼓与呼，受到了普通群众的热烈。这与那些“现在的人哪家没有50万元的存款？”“不能剥夺低收入阶层的纳税权利”等言论发布者的所谓“砖家”们，所站的立场截然不同，当然归根结底还是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不同。而现阶段许多政策严重不接地气、且越来越走向“官僚化”、资本化，也与出这些馊主意的所谓“砖家”“血汁”们没有深入实际，与老百姓没有建立起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感情有着极大关系。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些参与政策策划、论证的“海归派”和“公知”们，已经成为了他国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别动队”。

    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视剧《新星》的播放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该剧以教育干部怎么样才能当好官、当清官为主题，以其对生活的贴近，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响和收视率。而该剧的作者，正是曾经在山西绛县插队四年多的一位北京知青。小说的主人翁，却是以被称为“百姓书记”的吕日周为原型的。吕日周同志在担任原平县委书记期间，根据当地农民的改革实践，推出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改革措施，仅用三年时间，就使原来穷困的原平县“咸鱼翻身”，创造出一个县财政收入相当于周边12个县总和的奇迹。2002年，该作者又以吕日周在长治市任市委书记时市委大院撤销门卫，百姓可以随便进出，以方便群众反映问题；为了方便接触群众，下乡不坐小车而是骑着自行车；和农民一道睡土炕，一起过年；亲自下百米深的矿井了解煤矿工人的生产安全情况，听取工人呼声；以及使《长治日报》成为国内舆论监督领导干部的第一党报等一系列亲民爱民行为，写出了长篇小说《龙年档案》，后又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在全国陆续播出后，再一次引起轰动。文学作品是作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浓缩，如果不是四年多的插队经历和老百姓建立起的深厚感情，这位作者就不可能喜群众之所喜，忧百姓之所忧。这与那些以污蔑祖国和人民为能事的所谓国际大奖获得者，以及那些专注于写屎尿屁的所谓作家们的所关所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再一次用事实证明了，各个阶层的人，都需要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苦与忧。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人类一项最伟大的千秋伟业，不仅需要一大批与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和实干精神的带头人和社会精英，更需要千千万万志同道合的普通人的价值认同和行动支持。而全国1700多万有过知青经历的人，无疑是当今这一队伍中的强大生力军。回想这部分人，在回城分配工作后，不仅在毛泽东时代苦干实干加巧干，迅速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面对下岗失业的困境，仍然识大体、顾大局，没有气馁，没有躺平，他们用插队时期培养出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忍辱负重品德，默默地告别企业，背起行囊，开始了自己重新创业，不少人也由此取得了成功。正像柳林县的一位知青曾经所说的那样：“正是由于有知青生活这碗酒垫底，才使自己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面对下岗失业等艰难困境，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

    而一些步入仕途的知青，即使身在官场，由于有着和群众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为基础，因此继续心系百姓，成为老百姓称赞的“清官”、“好官”。党的十八大后，山西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先后有十几名省部级领导干部被查，但在山西有过插队经历的6位省级领导，无一人涉案。吕梁更是塌方式腐败的重灾区，据公开报道，仅2014年前，吕梁就有百余名县级以上干部涉案，此后又查处了更多的大要案件。但我们柳林县有过知青经历的13名县级以上干部，28名科级干部，无一人涉及其中。

    出现这种状况绝非偶然，而是与知青特殊的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一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其他群体的最明显区别就是从小在城市家庭中熏陶出的城市思维和城市意识，使他们比之纯粹在农村长大的人眼界更为开阔；而对最底层老百姓艰难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相濡以沫培养起的深厚感情，又是一直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人所不及的。这种特殊的经历，对这部分人的成长过程影响是巨大的，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的那样“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苦难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15】二是大多数知青都是在二十岁以前就开始插队的，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刻，他们通过在农村的艰苦锻炼，不仅体会到基层老百姓生活的不易，更与老百姓结下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这极大地影响到以后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正像一位有过知青经历的官员所讲的那样：“只要心中有了老百姓，就不会走的太远”。前述山西以及柳林县有过知青经历的领导干部，在塌方式腐败中没有人被卷入，与此有着极大关系。三是农村社会，使他们学会了面对实际，也学会了克服困难，培养出百折不挠的精神，这在未来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的那样：“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16】

    更重要的是，由于大多数知青与高层领导人有着共同的经历和情节，使这部分人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诚心的价值认同者和最坚定的拥护者。同时这部分人亲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全过程，几十年的生活磨炼，使他们在是非判断过程中，少了年轻时的冲动而多了成熟者的理性，这是这部分人成为“毛泽东热”的积极推动者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