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红色歌谣的生成逻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有力推动。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视角，在搜集整理红色歌谣史料的基础上，概括出的红色歌谣思想内涵包括思想、心理、知识、情感、意志、行为六个维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红色歌谣的当代价值是积累宝贵经验、弘扬民族精神、丰富社会生活、筑牢安全防线、增强四个自信、讲好党的故事。

    [关键词] 红色歌谣；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内涵，当代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红色歌谣是红色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宝贵资源。用好红色歌谣资源要对红色歌谣的生成逻辑、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性阐释。学界在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红色歌谣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和多维价值展开研究，洞悉红色歌谣与红色旅游、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系，但对红色歌谣的生成逻辑、思想内涵及其当代价值还有待进一步增强。本文在梳理我国现有红色歌谣资源的基础上，试图梳理红色歌谣的生成逻辑、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红色歌谣的生成逻辑

    红色歌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历史任务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蕴含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是体现中国精神的歌谣。[2]受复杂因素影响，红色歌谣的传承工作步履维艰。坚持问题导向，红色歌谣是怎么来的是红色歌谣的生成逻辑必须要从理论上回答的。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歌谣是时代的号角和心声。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歌谣。据传统的解释，《诗经》的歌谣是孔子编选的。[3]比如,地方歌谣《国风》主要是证示封建诸侯所统治的各国的风习，主要作用是教化民众。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历朝历代都注意到歌谣的教化功能。其实，歌和谣是有一定区别的。《诗经·魏风·园有桃》有这么一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传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初学礼乐部》上引用韩诗章句：“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朱自清说：“本来歌谣都是原始的诗，以“辞”而论，并无分别；只引一个合乐，一个徒歌，以“声”而论，便自不同了。”[4]张紫晨编著的《歌谣小史》（198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将歌谣主要分为古代歌谣、近代歌谣和现代歌谣。现代歌谣时间为(1919-1949年)，与近代歌谣（1940-1919年）相比，其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反映出阶级矛盾冲突加剧。辛亥革命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中国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改造国民性成为主要问题，发起了新文化运动。1918年，由刘半农、沈默提议，蔡元培支持，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发布《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简章》，掀起了北京大学歌谣运动。1920年，周作人等人成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1922年，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刊。就现有的红色歌谣资料看，诸如传统民歌《八段锦》改编成《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歌谣，主要是为传承文化，启发民智。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1914年至1918年，第一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制度矛盾暴露出来，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怀疑和保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让在苦苦探索中国救亡图存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希望。于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正如，1920年4月1日，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道：“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5]创造本身就是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6]生产是生命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必要条件，就类型来看，生产主要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考察现实，民众在物质生产上受剥削压迫，在精神生产上受封建思想和宗教思想影响深。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尝试着将反映民众生产生活的歌谣征集起来，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唤醒民众的斗志，通过武装斗争实现自身解放。就现有的红色歌谣看，打倒旧军阀和旧官僚的歌谣占一定比例，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是分不开的。  

    最后，中国革命实践有力推动。红色歌谣的产生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人普遍觉醒。1896年，意大利学者编了一本《北京歌谣集》，比如《看见她》就是这本歌谣集的作品。在清末民初，多地流传着《看见她》这首歌谣。但两首《看见她》在内容和风格上不同。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后者被多次提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对国民党的反动舆论宣传，迫切需要一种宣传方式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当时，主要宣传方式是文字宣传和口头宣传为主，缺少文艺宣传，比如化装、话剧、戏曲、山歌和号子没有被充分运用起来。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提到：“要尽力编著通俗性的问答的歌谣的小册子。”[7]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开办农民夜校，妻子杨开慧教唱《金花籽开红花》。1925年10月，《宣传问题决议案》提到：“编辑通俗的小册子歌曲等。”[7]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一首歌谣《打倒列强》。这首歌谣也叫《国民革命歌》，采用法国民歌谣《两只老虎》曲调。1928年7月，中央文件《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提到：“注意手段浅劣的工农，最好编成歌谣韵语。”[7]1929年，古田会议指出：“革命革命简直没有。”[7]1931年4月，《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提出：“必须编辑各种最通俗的小册子，做反帝，拥护苏维埃，土地革命，八小时劳动日的宣传与鼓动。”[7]1932年11月，《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提到：“利用图画，利用唱歌，利用戏剧等许多群众进行宣传的工作，我们还没有系统的开始。”1939年1月，萧向荣在《部队中宣传鼓动工作》提到：“歌谣与抗战歌曲：北方的京腔，秦腔，昆曲等等，这是民间流传的歌谣。抗战以来，亦产生许多有力的抗战歌曲。”[7]1939年5月，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关于宣传鼓动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到：“特别注意于戏剧歌咏等的活动。”[7]。梳理史料我们发现，在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开展调查研究后发现，歌谣具有通俗性，可以起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的作用，能够有力配合革命任务的完成，服务于政治工作，是群众思想情感宣泄的方式，因而就积极倡导，有组织地创作了红色歌谣，开创了文艺宣传的先河。

    二、红色歌谣的思想内涵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加强思想宣传工作成为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红色歌谣主要在这一时期形成和发展。人的思想，是指制约人的行为的各种精神因素的总结，包括人的理性认识（这是主要的）和部分感性认识。[8]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洞悉国际国内形势，洞察民情，倡导红色歌谣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实践证明，红色歌谣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应用和探索是成功的。梳理现有的红色歌谣的史料发现，红色歌谣的思想内涵包含了思想、心理、知识、情感、意志、行为六个维度。

    （一）思想维度：人民民主、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红色歌谣最初的传播方式是口口相传。通过梳理红色歌谣史料发现，红色歌谣蕴含着人民民主、阶级斗争的思想。诸如红色歌谣《日头一出红彤彤》唱道：“日头一出红彤彤，来了朱德毛泽东，千年铁树开鲜花，工农做了主人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让民众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什么，红军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布告和政令等方式进行宣传。面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攻势，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宣传工作思路，通过调查研究找到了歌谣这种文艺形式。于是，倡导红军要通过歌谣这种通俗的文艺形式将党的主张宣传开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帮助民众生产生活让群众看到了希望。党的八七会议后，土地革命革命和武装斗争成为党的主要方针。歌谣《黄麻起义歌谣》唱道：“暴动，暴动！工农打先锋，拿起刀和枪，一同去进攻！暴动，暴动！那怕白匪凶，拼出一条命，勇敢向前冲！暴动！暴动！天下归工农，再不当牛马，要做主人翁！暴动！暴动！共产党指引，潜伏又后继，革命定成功！”这首歌谣里面的工农是无产阶级的重要构成部分，工农通过武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反动军阀统治，才能实现当家做主人，蕴含着人民民主、阶级斗争的思想。

    （二）心理维度：仇恨心理、崇拜心理

    心理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梳理红色歌谣资料发现，红色歌谣蕴含着一条心理变化线索，那就是由仇恨封建地主和军阀逐渐过渡到崇拜党的革命领袖和红军队伍。比如《九月暴动歌》歌唱:“民国十六年，湖北黄麻县，就把革命办，县委和区委，做过普宣传，组织农协会，办起青年团，大家联合起，反抗杂税与苛捐！直到九月间，就把主义变，破县城，杀贪官，一致要共产，各区开大会，男女倡平权，义勇队成立，防务会不变，军阀土劣走狗一律要杀完。”诸如此类的歌谣，还有很多。如《麻城二次暴动歌》《杀敌歌》《暴动歌》《妇女闹革命》《心头种下革命种》《国民革命歌》《万安暴动歌》等歌谣通过比兴手法，把对敌人的仇恨通过歌谣宣泄出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众心理发生了较大变化。由宣泄仇恨这种不满情感逐渐变为以歌颂苏维埃政权、歌颂红军和歌颂革命领袖。如《八月桂花遍地开》《拥护苏维埃》《庆祝苏维埃》《农民协会是救星》《工农团体坚如铁》《建立中华苏维埃》等歌谣就是民众庆祝苏维埃政权所作。《十送红军》《不当红军不死心》《红军到了西乡街》《劝夫当红军》《送别红军到渡口》《望红台上望红军》等歌谣是民众对红军的崇拜所创作的。梳理红色歌谣史料发现，送红军、盼红军、念红军、当红军、学红军等歌谣内容在红色歌谣数量上是最多的。因此，我们把红色歌谣，也称为红军歌谣。在红色歌谣宝库中发现，歌颂红军领袖的歌谣影响深远。诸如《赞列宁歌》《三湾来了毛委员》《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救国救民是朱毛》《北斗星》《跟随贺龙当红军》《董必武回黄安》《刘志丹哟到北山》《习仲勋 英雄汉》等歌谣则是歌颂党的革命领袖。根据笔者搜集整理的红色歌谣资料发现，毛泽东、贺龙、朱德、彭德怀、澎湃、方志敏、徐向前、董必武、习仲勋等数十位革命先辈都在歌谣中被歌颂。需要指出的是，诸如使用“救星”“北斗星”等词汇，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随着民众文化程度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心理上逐渐接受红军队伍，认同红军的主张。

    （三）知识维度：一般知识、特殊知识

    土地革命时期，教育工作至关重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通过办夜校、办报纸、出版小册子等方式加强对民众进行知识教育。或者，也称为文化运动。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一文谈到：“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8]可以看出，受教育低是土地革命时期民众的普遍特征。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工作时把办夜校作为一项工作去抓。在夜校中，教员教授民众知识，这种知识有一般知识和特殊知识。就一般知识而言，识字、讲卫生、勤劳动、懂感恩、爱吃苦、要节约、要拥军、婚姻自由、科学种植等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进行教授。梳理红色歌谣资料，如《努力歌》《青年节省歌》《艰苦奋斗歌》《吃水不忘挖井人》《反对贪污浪费歌》《光荣家属门第好》《识字运动歌》《努力春耕歌》《大家都要讲卫生》《妇女婚姻自由歌》等。中国共产党通过红色歌谣将党的主张传递给民众。通过歌谣，我们能学习到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知识。称为特殊知识，是因为个别教育内容与民众生产生活相对来说有距离感的，比如共产主义运动教育、阶级斗争理论、作战要领等内容，难以理解的，是少数代表进行学习。再由少数代表通过结合实际，将其教授给民众。也就是说，特殊知识，阶级性和政治性更强。

    （四）情感维度：火热激情、家国情怀

    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历史任务。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用热血点燃青春，诠释着革命万岁的生动内涵。搜集整理红色歌谣发现，有“农民运动大王”之称的“澎湃”，善于利用各种民间歌谣来教育和发动农民群众。在《这是帝王乡》中写道：“这是帝王乡，谁敢高唱革命歌？哦，就是我。”剪短的词句，流露出敢于推翻旧世界的革命热情。诸如此类的歌谣还有很多。在笔者开展红色歌谣搜集整理工作时发现，《黄安谣》唱道：“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南将打仗，女将送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罪行，黄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踊跃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利用歌谣开展扩红运动。在少数民族地区起到了较好的效果。据不完全统计，长征期间参加红军的各族青年，贵州有1.25万人，云南扎西有3000多人，宣威、会泽有1300多人；四川有5.5万人，陕北有6200多人；甘肃临潭有2000多人。”’[9]长征中,一家人参加长征的不在少数。男女老幼共同参加到革命斗争浪潮中来。究其原因，有科学的理论指引，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他们身患疾病，忍着伤痛，过雪山和草地，这种火热激情在歌谣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如《红色妇女》唱道：“杀！杀！杀！我们在斧头镰刀的旗帜下，已解放！已解放！”《娄山关》（节选）唱道：“千重山，万重山，红军冲过娄山关。吓得白军丧了胆，“双枪”丢掉满堆山。”《翻夹金山歌》（节选）唱道：“翻夹金山呀，大家不要怕呀！实际上，夹金山，并不顶高大呀！”《红军队伍过雪山》（节选）唱道:千辛万苦都能受，为了穷人不怕难。”红军过草地唱道：“川康青边大草原，千里茫茫无人烟。风霜雨雪日夜下，沼泽泥泞漫无边。天上没有鸟儿过，地上不见虫儿现。红军今天由此过，山水草木一片欢。”藐视困难，充满乐观，心系苍生，这种家国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意志维度：坚韧不拔、无私无畏

    意志是人们在实践理想、履行道德义务过程中，自觉克服困难和排除各种障碍的毅力。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红军克服种种困难，表现出了坚强的毅力。有的困难是在思想认识层面的，有的困难是现实直接面对和亟需处理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对红军进行军事打击，一面对红军进行经济封锁，造成了革命根据地红军所需的药品、食盐和粮食一度紧张起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红军开辟了秘密通道来运输所需的物资。为了实现北上抗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行战略转移。转移过程中，红军战士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如在长征中，为了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红34师师长陈树湘带着6000名士兵拖住40多万国民党军的追击。阻击任务完成后，他一个人负责断后，被敌军所抓。他宁死不做俘虏，用双手扯断了自己的大肠，英勇牺牲，年仅29岁。在《山歌不是考声音》唱道：“山歌不是考声音，总爱革命意义深。革命不是取人貌，总爱勇猛打敌人。”《革命早晚要成功》唱道：“闹革命，不怕死，老子死了还有娃。一棵树，千条根，世上穷人杀不尽。吹风吹，根又生，革命早晚要成功。”为了革命胜利，不息付出宝贵的生命，他们心里想的不是自己，而是想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红军长征过程中，有3000余名女红军参加，他们承担着医疗和作战等任务，克服各种困难。在我们掌握的红色歌谣史料中发现，诸如《打碎千年铁锁链》《赤色妇女齐下田》《妇女团结歌》《妇女剪发歌》《妇女力量大如天》《犁田能手李玉英》《死了嘴巴也归我》等歌谣充分显示出妇女为了实现自身解放，积极投身生产劳动和革命斗争的过程。有的地方，红军走后，白军进行扫荡，杀害无辜百姓。但是，即便白军威逼利诱，百姓还是拥护红军。从整个土地革命战争史来看，一批优秀将领和百姓牺牲，他们牺牲为的是早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他们心里，始终想着国家利益。所以，他们毫不畏惧。

    （六）行为维度：遵守纪律、心有大我

    行为指的是人们在认识、情感、情感、意志和信念的支配下，在实践过程中履行道德义务的过程。土地革命时期，红色歌谣还具有行为矫正的功能。比如，一些红军战士开小差、一些红军指战员有军阀作风，鞭打士兵、一些红军战士念家等问题，摆在红军面前。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歌谣传递了加强纪律教育的信息。这里的纪律教育内容是广泛的，既有作战纪律，也有生活纪律和政治纪律等。涉及对象是广泛的，既有红军领袖，也有红军战士。比如《三项纪律 六项注意》唱道;“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铸模军纪是楷模》唱道：“传说红军是妖魔，杀人放火亦抢掠。今见真情我心愧，铁铸军纪是楷模。”《纪律歌》（节选）唱道：“红军纪律最严明，爱护群众到处受欢迎。”《红军纪律歌》（节选）唱道：“红军纪律真严明，上级命令不可胡乱行。”《红军三大任务歌》唱道：“红军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要建立起工农政权，坚决斗争，革命到底，坚决斗争，革命到底。”再有《苏区干部好作风》唱道：“苏区干部好做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加强苏区干部和红军的纪律教育，建设模范政府在红色歌谣是可以完全映射到。

    三、红色歌谣的当代价值

    价值是主体对于客体的需要，以及客体的属性和特点对于主体的满足程度。红色歌谣的当代价值是对红色歌谣思想内涵的升华和拓展。立足实际，梳理红色歌谣的史料，阐明红色歌谣的思想内涵，归纳出红色歌谣当代价值。

    第一，红色歌谣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证积累宝贵经验

    红色歌谣从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10]实践证明，红色歌谣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曲。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的新民歌运动，掀起了新民歌创作高峰。改革开放后，诸如《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歌曲传入千家万户。新时代，《不忘初心》《万疆》等歌曲弘扬主旋律，为新时代建设注入活力。梳理发现，红色歌谣的产生与吸收国外歌谣创作风格和本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创作。新时代，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坚持以我为本，为我所用的原则，以开放的姿态，取其精华和弃其糟粕，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的内在关系阐释清楚。破解这一难题，需要案例，红色歌谣的产生充分证明了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的。如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传承好红色歌谣，剖析其思想内涵，能够为中国共产党破解发展中的难题提供丰富的经验，那就是要立足实际，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

    第二，红色歌谣为新时代弘扬民族精神指明实践路径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不断弘扬。红色歌谣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传承着革命精神。《辞海》中的“精神”有五项释义：一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二是指人的神态、心神的集中与指向程度；三是指精力、活力；四是神采、韵味和做人的基本立足点；五是宗旨、内容的实质和主要的意义。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革命实践中创造和形成的，诸如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内容，构成了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一环，滋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鼓舞中国人不断开拓前进，实现新的更大的成功。梳理红色歌谣的主要形成时间段不难发现，主要集中于1927年至1937年。至于原因，在第一部分中已做过解释。在此，不再加以赘述。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斗争形势变化多端。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孕育了井冈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红军精神、延安精神等丰富内容。这些精神的形成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更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因此，新时代传承红色歌谣，赓续红色基因，就是要把红色歌谣蕴含的革命精神内涵阐释清楚，结合新时代特征，弘扬好民族精神。就具体路径来看，一是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利用红色资源的指示精神。二是要开展调查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红色歌谣的产生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解决了当时的舆论打击问题。三是要加强人才培养，建强育人队伍。红色歌谣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能够发挥重要功效，在于在党的领导下，有一支宣传鼓动家出现。新时代，要立足现实，将专业人才引进工作落实好。四是要注重环境育人，打好组合拳。社会环境、校园环境、家庭环境要发挥各自职能，普及好红色歌谣。五是完善体制机制，产生育人成果。久久为功，弘扬好民族精神。

    第三，红色歌谣为社会生活提供类型丰富的教育资源

    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在实践中形成了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从类型来看，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源自实践的，更深一层说，是源自生产劳动。马克思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歌谣最早就源于人们生产劳动，人们在生产劳动中为了表达思想情感和传递信息才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红色歌谣的物质载体也就是场馆、遗址和史料逐渐被保护和建设起来。红色歌谣所孕育的红色精神在各地被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传承。以场馆为例，江西兴国建设有《苏区干部好作风》纪念馆和纪念园。江西瑞金歌谣《沙洲坝》广为传唱，吃水不忘打井人的故事广泛流传，红色遗址参观络绎不绝。就史料来看，笔者整理发现，目前有130余种红色歌谣书籍，主要是红色歌谣的搜集整理，缺少系统性的研究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川陕苏区革命历史歌谣》《陕南红色歌谣集》《闽西革命歌谣》《红安革命歌谣选》《江西革命歌谣选》《红色革命歌谣选》《革命歌谣选》《红军歌谣集》等史料为红色歌谣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配有相应的短视频资源和漫画资源。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娱乐化成分较多，对自身的思想状况和情感世界缺少关照。社会中，焦虑情绪、跳楼自杀、精神空虚、逃避学习，向往自由的现象较为明显。因此，精神家园的打造工作颇为重要。著名学者郑永廷讲：“精神家园是人赖以生存的心灵港湾，没有精神家园的庇护，人的精神便无所寄托。”[12]精神家园的生成需要主体养成阅读的习惯。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时，还要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中提高认识，提升能力。就阅读而言，红色歌谣小册子，看完后不仅能学习到历史知识，还能组织鉴赏会、讨论会、辩论会和读书会，也包括学术沙龙等。利用节假日，开展红色歌谣寻访活动，用镜头记录红色歌谣的呈现样式，用声音传递革命道理。

    第四，红色歌谣为国家安全体系的建设奠定文化基础

    国家安全事关事业发展全局，要高度关注国家安全问题。土地革命时期，红色歌谣为国家安全体系的建设奠定文化基础。之所以这样说，在于红色歌谣的特殊性。就宣传方式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报纸、书籍、标语宣传党的革命主张。但相比国民党掌握的宣传工具和舆论阵地而言，在宣传力度和宣传效果上有一定差距。后来，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一问题，认为口头宣传、文字宣传宣传效果有待加强，亟需文艺宣传补充进来。宣传理念上，将人民性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通过歌谣将人民所感、所思、所想、所念、所疑、所悟传递出来，以具体的革命行动为基础，将思想宣传与具体行动结合起来，实现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在搜集整理红色歌谣史料过程中发现，红色歌谣因其通俗性，极易被民众所接受。有一点，笔者认为红色歌谣相比其他宣传方式而言，它的投入成本相对低，但产生的效果大。比如，在扩红运动过程中，有的地方通过唱红色歌谣，就会有青年踊跃参军。在创作主体来看，党的倡导，政府配合，领袖践行，群众参与的创作队伍已经形成。在创作主题来看，配合革命和战争工作需要。我们调研发现，诸如查田运动、禁烟运动、妇女运动、扩红运动、选举运动、卫生运动等内容在红色歌谣都有相应的史料支撑，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法律等方面。如今，我们传唱红色歌谣，赓续红色血脉。传唱红色歌谣，在于通过一首首红色歌谣，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时，把人民安全作为根本宗旨，把经济安全作为基础，把政治安全作为底线，把文化、卫生和法律安全作为保障。这些宣传工作的理论和方法是制胜法宝。如今，我们国家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立足实际，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获取奋进力量，结合时代特征，继续建构国家安全底线。

    第五，红色歌谣为增强国人的四个自信准备充足条件

    红色歌谣是记录着时代历史、讲述着时代故事、传递着时代声音，诠释着时代精神，也为增强国民的四个自信准备充足条件。从理论自信来看，透过红色歌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关于歌谣的论述真正践行了。 马克思19岁时在《给父亲的信》中讲道：“同时我翻译了塔西佗的《日耳曼亚》和奥维狄乌斯的《哀歌》。”[14]塔西佗在其著作中明确提出：“歌谣是日耳曼人传述历史的唯一方式。”[15]通过这些表述，红色歌谣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记录历史的功能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一些地方地理地貌特殊孕育和造就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北大歌谣运动的发起，中华大地掀起了将中国本土歌谣与其他国家歌谣相结合的浪潮。这个过程中，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充分体现了革命先辈对本土文化在理论上的自信。准确地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从道路自信来看，五四运动以来，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透过红色歌谣，如《凯旋歌》唱道：“高举起来，我们胜利的红旗，看日本强盗和汉奸，正在死亡和崩溃，我们铁的红军胜利了，打垮了卖国贼，杀开条抗日的大道，走上抗日的最前线去。”诸如此类的有《反对封建婚姻歌》《政府颁布婚姻法》《凯旋歌》等。透过这些歌谣，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民众走的是奔向光明的道路。从制度自信来看，从查田运动、妇女运动、禁烟运动、扩红运动、卫生运动等一系列的运动内容来看，这背后是一套系统的制度体系。从文化自信来看，革命文化，是以革命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以倡导、研究、阐释、传播、实施、奉行革命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文化现象、文化性状和文化追求。[15]透过红色歌谣，能看到党对区域文化、群体文化、个体文化的重视和传播。之所以重视和传播，就在于他们对革命文化有高度的认同。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通过红色歌谣，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宗旨，能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的真实密码。我们传承好红色歌谣，探讨其内在的思想内涵，就是在为增强国人的四个自信准备历史、理论和实践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