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家风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倘若优良家风如徐徐春风吹遍每个“小家”，那么优秀传统美德必定会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抓党风，落实到“小家”，就是抓家风家规。开国大将黄克诚的家风，充分体现了这个意义。他常常提道：“从严治党，治家是其中的一部分。高级干部必须从严治家。抓党风是要落到实处的。”

    订家规数条，凡事廉洁奉公

    黄克诚是遵守党规党纪的楷模。他做事讲原则、办事守纪律、不虚伪不贪功，始终做到廉洁奉公、公私分明、两袖清风，这种可贵品质是他从革命年代就奉为人生座右铭且一路锤炼出来的。

    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三师转战苏北时，有一次，他在冬夜里率部进入阜宁县一个村子，老百姓因当时受认识上的局限都不敢开门。黄克诚便命令部队在村里房前屋后草堆旁寻找避风处休息。当时，他的夫人唐棣华还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随队行军，警卫员想要给他们找间房子，黄克诚严厉制止，把妻儿也同样安排在草堆旁。

    1949年10月下旬，黄克诚率领一批干部从天津南下湖南。此行，他是奉中央命令赴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随他南下的还有夫人唐棣华和1岁的小儿子黄晴。途经武汉时他在会见四野和华中局领导后，去岳母家接6岁的长女黄楠和5岁的长子黄煦。他们是黄克诚1945年从苏北进军东北时寄养在岳母家的。两个孩子满脸新奇害羞地看着他们，躲着不肯喊爸爸妈妈。

黄克诚

    一到湖南，黄克诚就对唐棣华说：“棣华，今后孩子们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条件比过去好了，但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高级干部的家风影响着党风政风。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子女、对周围人都会产生影响。从今天起我们家要订两条规矩：一是不准动用公家的汽车办私事；二是不准向公家伸手要照顾。”

    唐棣华立即表示赞成。在她心里，这样的规矩其实早在她嫁给黄克诚时就定下了。

    1949年，正值湖南闹饥荒，严重水灾致使很多农田颗粒无收，加上有些私商囤积居奇，使得粮价飞涨，市场紊乱，人心不稳。黄克诚10月31日抵达湖南长沙，次日早上就上街“微服私访”了一番。满心忧虑回到家，见到长子黄煦争吃警卫员的黑面馒头、不肯吃米饭，他大为生气。

    湖南当时有大量南下部队，很多战士都是北方人习惯吃面食，而湖南的主食是米饭，北方战士吃不惯。于是，后勤部门特地一周两次给北方战士配发黑面馒头作为主食。警卫员是北方人，每周按规定可以吃两次馒头。黄煦是第一次见到黑面馒头，好奇地嚷着要吃。警卫员忙将自己的馒头给了黄煦。

    正在焦虑湖南百姓生计的黄克诚一时没顾及黄煦还是个孩子，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不准抢要战士的粮食吃！不要见到好的、自己想要的东西都想要到自己手里来！你去大街上看看，多少人没饭吃，在讨米要饭当乞丐！比起老百姓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已经非常好了，不能挑挑拣拣！我们也没有资格挑挑拣拣！”训斥完黄煦，他又进一步告诫家人和工作人员：“以后不许再有这样的事发生。像这种情况大家不能由着小孩子们的性子，不能让他们动别人的东西、要公家的东西，在这个事情上帮他们就是害他们！”

    此事让身边人很是长了记性。从此他们心里公是公、私是私，分得清清楚楚，十分自律。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先后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按规定，夫人与子女可以享受相应的生活待遇。唐棣华却拒绝了，她说，我们一直是普普通通的人，孩子们将来也一定要过自食其力的生活。黄克诚也数次重申立下的“家规”：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家属子女坐着公家的小车“抖威风”，不是我们党的作风，万万要不得！

    从此以后，全家老少一直自觉遵守，从未逾矩。黄克诚的长女黄楠，直到15岁才知道父亲是个“大官”，那还是1958年，同学在报纸上看到黄克诚以总参谋长身份接见外宾的新闻时告诉她的。

    物资匮乏的年代，买布都要凭票，黄克诚从不利用职权给家里特殊照顾。黄楠说：“我们的衣服很多都是外婆做的，穿坏了补好继续穿，再坏再补，没有新的”，给弟弟缝补线袜成了黄楠童年的一大记忆，她说：“家里的东西都是修到实在不行了才扔，最大程度上使用。”

    在黄楠的印象里，唯一一次与父母一起逛商店是在1955年。当时，身居高位的黄克诚没有惊动任何人，和所有丈夫、父亲一样，陪妻子和孩子们逛商场。然而一罐可可粉却给这次难得的家庭出游添了一个小插曲。黄楠回忆道：“我头一次见可可粉，特别好奇是什么味儿，我母亲也想买。结果父亲一看，标价要八九元一罐，马上就放下了，坚决不让买。他说，可可粉不是生活必需品，用这八九块钱能资助老家上学的孩子两个月的生活费了，这是比尝个鲜更有意义的事。”

    黄克诚很重视培养孩子们的品德。小女儿读小学时因上课说小话，在“操行”一栏被批了“中”。黄克诚知道后，便把她转到要求更严格的部队小学读书，希望能培养她的纪律性。他不喜欢对孩子们讲大道理，但若他们做错，他便会直接指出来。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助推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大家不必再捉襟见肘过紧日子，一些人在结婚的终身大事上开始兴起大操大办之风。

    1980年春，黄克诚的小儿子黄晴结婚，一家老小包括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沉浸在欢乐幸福的气氛中。然而，仔细看看这种气氛中似乎又少了点什么：没有大摆酒席的准备，没有高级贵重的家具，没有花花绿绿的布置。不知是哪位工作人员想到新娘进门事，便向黄克诚“请示”：能否用小车把新娘接进门？

    黄克诚态度坚决地说：“摆这个谱有什么用？年纪轻轻的，不愿走路，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有一个工作人员又善意地补充说，现在结婚大多时兴用小车接新娘。黄克诚最终还是没有答应。

    最后，黄晴懂得了父亲的意思，骑上自行车把新娘接进家门。同时，也没有设宴请客，只是全家人聚在一起，邀请工作人员吃了一顿饭，就把喜事简简单单办了。

    不仅如此，黄克诚还经常教育子女：“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我的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什么‘后门’可走的。”他所立下的家规虽然严苛得几乎“不近人情”，更无什么物质宝贝给予子女，却给后代留下克勤克俭、艰苦奋斗、自立自强、拼搏进取的严格家风和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不搞特权、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

    对待身边工作人员和孙子辈，哪怕是不起眼的小事，黄克诚也同样严格要求。

    有一年冬天，黄克诚不满7岁的小孙子黄健因夜里发烧没睡好觉，早上起床迟了，可要强的孩子顾不上吃饭硬要去上学。那天还下着大雪，司机王秀全见状心中不忍，便想要开车送黄健去上学。黄克诚夫妇发现后连忙制止：“现在你去送他一次，他就会想下一次，应该让他从小养成一个好习惯，不去依赖别人，更不能让后代人破了家规。”黄健很懂事，不撒娇无怨言，和平常一样顶风冒雪带病徒步上学去了。

    还有一次，黄健的衣服扫到茶几上的茶杯，茶杯摔落地上碎了。秘书丛树品听到响声，快步走出来。见没有人受伤，长舒了一口气。他从唐棣华手中抢过扫帚边扫边说：“我来，我来。没事，碎碎平安。待会儿我去找管理员配一个。”黄克诚在一旁听到急忙说：“配一个？要问一下多少钱，把钱补上。”丛树品不以为然地回应：“一个杯子就算了吧，管理员会新换一个。”黄克诚板起脸说：“树品，你是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难道忘记了？损坏公物要照价赔偿，这是人民军队的老规矩，什么时候也不能违背。我是个老兵，不能因为打碎一个杯子事小，就不守规矩搞特殊。”

1950年，黄克诚、夫人唐棣华和孩子们在长沙合影

    丛树品闻言面红耳赤地说：“是，首长批评得对，我立即去买一个配上！”黄克诚这才说道：“这就对了。茶杯虽小，也是公物！”唐棣华会心地附和：“对。树品你别管了，我这就去找管理员付款赔偿。”

    黄克诚还经常告诫夫人：“抓党风是要落到实处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实处就是生活上不要和别人比，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还有，不管怎样，我们的子女不能经商。”

    黄煦回忆说，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这三句话是父亲在世时，传给他们兄妹四人的家训家规。黄克诚教育他们工作上要少谈私人的事；与人交往要说真话实话；即便是与人有争吵，也要拿道理说服对方。

    黄克诚的崇高品德深深影响着家人，仅从他的4个子女没有一个经商的，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在黄克诚、唐棣华夫妇的教诲和熏陶下，黄楠、黄煦、黄晴、黄梅都很自觉，从小到大一直注意公私分明，“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一门心思读书，在各自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从不向组织伸手要名要利，个个独立自强、事业有成、身正品清。也许在外人看来，这未免有些“迂腐”与“可惜”，但正因如此，黄克诚才顶天立地，令人敬仰。他留给后代的是价值连城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1949年9月21日，黄克诚（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

    正人先正己，严禁请客送礼

    黄克诚经常教育亲属：“不要打我的牌子、旗子，不准利用我的关系开后门、走关系，要靠自己奋斗成才”“为人要正直清白，淡泊名利，工作以公众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作为准则”“不要去做人民反对的事，不要去做老百姓痛恨的事”。

    黄克诚的家乡在湖南省永兴县油麻镇下青村，是一个贫困山村。全家6口人，只有3亩多水田、2亩多旱田，一年辛苦劳作也只是勉强糊口。他曾说：“自幼至19岁，未知过冬穿棉衣是何滋味。”由于家境窘迫，他读书全靠亲戚资助。1920年，他考取了衡阳省立三师，乡亲们送衣、送物、送钱、送米，由大哥黄时玑用一个旧木箱挑着，送他去衡阳求学。在这里他走上革命道路。1928年湘南暴动后，他被敌人列为“暴徒首领”悬赏通缉。于是，他和两个战友来到家乡附近的太平山上打游击。他和战友在山上活动，大嫂想方设法把饭送到指定的地方。后来，敌人多次围村抓人，他都是在大嫂的掩护下脱离险境。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他身居高位，但是大哥、大嫂一直在家务农。村里人纷纷劝大哥找黄克诚谋个差事，大哥却说：“他当他的官，我种我的田。”

    黄克诚公事繁忙，回湖南工作一年多，也没能抽出时间回老家去看一看。这年初冬时节，大哥黄时玑到长沙看他。他自20岁离开家，除了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躲避国民党搜捕时见过大哥，20多年过去了，这是头一回相见。大哥家一贫如洗，加上连年灾荒，苦得很。这次来，一是代表家里人、村里人来看看弟弟，二是想求弟弟给他买一件皮袄御寒。黄时玑身子骨虚弱，衰老得厉害，觉得冬天越来越冷，坐在火炉边，穿着棉衣也总像透着风似的。

    黄克诚一口答应下来。在他心目中，大哥是普通老百姓的缩影。想起革命年代里大哥一家为他所担的风险、给予的帮助，别说一件皮袄，就是十件百件也应该。但那时，皮袄在湖南属紧俏商品，指标极少，虽然以黄克诚的权力，批办一件皮袄给大哥不在话下，可他绝不会批这个条。于是他给在张家口担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的王平写信，请他帮忙买件皮袄，哪怕旧的也行。皮袄买到了，黄克诚如数付了钱。说实在的，他就那么点津贴，平日里帮这个帮那个，现在帮大哥买皮袄后，就所剩无几了。别看他这次很大方，在自己身上花钱却出奇地抠门。可他并不在意，反而觉得平时节俭是有道理有意义的，否则哪能帮得上别人，又怎么能给大哥买得起皮袄？

    大哥大嫂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儿子黄开衡身上。新中国成立后，大嫂对儿子说：“你去找二叔吧。他在长沙城里做了大官。也许，他能帮你找份好工作，找条出路。”黄开衡见到黄克诚，直截了当地说：“二叔，我要工作。”黄克诚问：“你的文化程度怎么样？”侄子回答：“只读过一年书。”黄克诚语重心长地说：“不错，大哥大嫂对我有恩，我真的好想念他们。可是，你文化这么低，干什么工作合适呢？依我看，你还是去煤矿挖煤吧。怎么样？”黄开衡连连摇头：“我不去挖煤。我要去读书。”黄克诚说：“读书？好！就去考湖南革命大学吧。”

    第二天，黄开衡去参加考试，要求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他从未学过，无从下笔，自然没考上。黄克诚当时正兼任该校校长，却并未为侄子开绿灯，他说：“我看，你还是去衡阳铁路当个工人吧，当个信号工。怎么样？”但黄开衡还是坚持想去读书。见侄子决心这么大，黄克诚就把他送到长郡中学，在那里读初中和高中。临行前对侄子说:“我只能给你指一条明路，至于怎么走，就靠你自己了。”黄开衡读书十分用功，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南政法学院。

    庐山会议后，黄克诚受到不公正对待，黄开衡也受到牵连，“文化大革命”中还被批斗和关押。1978年，黄克诚被平反、复职后，黄开衡向他提出想从岳阳麻袋厂调到长沙工作。黄克诚没有答应，说了2条理由：一、我是中纪委书记，我不能办自己的私事；二、我没有时间管这个事。

    1979年国庆前夕，堂弟黄时申去北京看望黄克诚。临走时，乡领导委托他给黄克诚带去30斤茶油，算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见面后，黄克诚意味深长地说：“请客送礼不利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人先正己嘛！”并叫堂弟将礼物带回去。黄时申感到很为难，离开时悄悄留下了茶油。黄克诚得知后，立即让工作人员按市价折钱汇给乡领导，并写信告诫家乡的党员、干部，不要再搞请客送礼的事。

    长春市一家医院的一位医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政治上受歧视，级别待遇长期受影响，精神上很压抑。无奈之下，他试着向黄克诚和中央纪委写信申诉，黄克诚知道后，立即给这个医生所在的医院党委写信，责成他们认真复查处理。医院查清情况并报请上级批准，很快解决了这位医生的问题。这位医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问题居然得到黄克诚如此的关注。感激之余，他又给黄克诚写了一封信，表示要加倍努力工作，同时寄去一筐苹果答谢。黄克诚知道后对工作人员说：“回信告诉他，帮他解决问题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是应该的，现在问题得到落实，放下包袱好好工作就行了，不必送礼。”他嘱咐：“苹果要坚决退回去，一筐苹果要花掉几十元钱，是一个普通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啊，况且，不能助长这种风气。”工作人员十分为难，若千里迢迢退回去，苹果会烂掉；但以黄克诚的脾气，不退又不行，于是将那筐苹果用手推车推到商店，请人家帮助卖掉，将钱寄给了那位医生。

    黄克诚晚年在中纪委工作期间，经常有老部下或他们的子女去看望他，也有不相识的干部向他反映情况，求他帮助解决困难、落实政策，有的来时提点水果之类的礼品。对此他一再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凡来求我帮忙办事带东西来的一律拒收，当然按政策规定应该办又可以办的尽力办，不符合规定的决不能办。”

    上述这些细节，除了反映出黄克诚的清廉作风值得我们称道和提倡之外，其表现出来的“拒礼”艺术，也值得领导干部细细咀嚼和长久品味，身体力行，严于律己，时时处处严把“廉关”，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

    严守党纪律，居所因陋就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黄克诚当选中纪委常务书记。早在中纪委成立之初，黄克诚就请示过陈云：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抓什么？陈云明确回答：“抓党风。”1979年1月，黄克诚在中纪委第一次全委会讲话时明确表示：“我赞成陈云同志的意见，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抓党风，要整顿党风，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转变党风。”在中纪委工作期间他强调纪检干部必须带头维护党纪，端正作风。指出：“打铁先要本身硬”“正人先正己”。只有严于律己具有高度原则性、无私无畏的人，才能同违法乱纪和种种不良倾向作斗争。

1979年1月4日至22日，黄克诚(右一)出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央纪委重新设立后，很快颁布了一系列党规党纪。其中，针对党内一些干部利用职权谋求私利、贪污腐败、生活特殊、使党的威信受到损害的现象制定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这一文件共十条，意在敲响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化的警钟。比如，《规定》对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各人民团体的高级干部生活待遇，明确规定：“一个高级干部的宿舍只能有一处，不得同时占用两处。调到外地工作时，应将原宿舍交回”“高级干部外出视察和检查工作，不能携带家属子女和无关人员”“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等。

    《规定》颁布之日，黄克诚就对唐棣华说：“中央纪委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只能享受一套由公家提供的住房。有了规定，我们总要带头按规定办。现在公家给我安排了住房，你单位以前分给你的宿舍就要归还单位。”唐棣华问：“你是说干面胡同的那套单元房？”

1978年，黄克诚在三〇一医院治疗期间，夜读批文

    “文化大革命”时期，黄克诚被罢官后，唐棣华也跟着受到批判。她精神上受了刺激，有一阵还患了严重的抑郁症。适逢单位分房，按级别她在干面胡同分得一套三居室的单元房，她和黄晴、母亲等人搬到该胡同住，只在周末回大水车胡同四号院。黄克诚外放山西后，大水车胡同四号院就腾退了。她和全家人都挤住在这套单元房里，住房虽小却为他们遮风避雨，陪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现在要归还，从情感上她有些不舍。

    黄克诚说：“舍不得也要舍！你也是一位抗战时期就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既然中央纪委有了规定，不管别人执行得如何，黄克诚家要带头。是一套房子重要，还是抓党风重要？”唐棣华连忙说：“我明白了，我明天就去办交房手续！”黄克诚知道妻子对那套房子充满了感情，但正人先正己，不能只挂在嘴上。他又强调说：“谢谢你理解我、支持我。你是黄克诚的妻子，从严治党，治家是其中的一部分。高级干部必须从严治家。抓党风是要落到实处的。”

    黄克诚夫妻留下的唯一住宅，是黄克诚复出工作回到北京后，组织上考虑到他眼睛不好，上下楼不方便，安排他一家住到南池子的这处平房小院。

    这处新中国成立后已被维修过多次的老式住宅，屋顶椽朽瓦碎，四壁斑驳，整个房子显得乏力、衰弱，很像是一个走进垂暮之年的老人。漏雨、漏雪、暖气不热、地面潮湿……黄克诚却十分满足，在给老战友们打电话时，他常常说：“我有家了，得空来瞧瞧吧！”

    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北京南池子大街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新邻居：戴着一副黑墨镜，拄着拐杖，身体很瘦弱，穿的那件中山装式的黑棉袄，在庄稼院里的老农身上经常能看到。他双眼已接近失明，走起路应该由人搀扶，可他总是自个用拐杖敲着路面走……谁会想到他就是战功卓著、举世闻名的黄克诚大将呢！

    一次，下起连阴雨。屋外下大雨，屋内落小雨。黄克诚住的屋子内屋顶有个大洞，不停地往屋里淌着雨水，工作人员不得不放个脸盆接水。他忙喊警卫员：“小刘，快，把脸盆放到院里接水去吧，给我量量这场雨能下多少！”这是他的老习惯，从战争年代开始就用这种接水法测量降水量。现在有的是现代化预测天气测量风雨冰雪的设备，可他因双目几乎失明，还得沿用这古老的方法。雨停了，警卫员把降雨量告诉了他，他一听兴奋地说：“太好了，天旱了这么长日子！这回庄稼有救了，农民不会受罪了！”这大雨天的，他不念自己屋子漏雨不舒服却只惦记农民们日子好过与否、庄稼影响与否。一句话：不管私家只顾公！大公无私啊！

    后来，黄克诚调到中纪委工作。当时，有关部门考虑给他换房子。可他不同意，这是人们没有料到的。还得换！有关同志觉得，让一个年迈多病的首长住这样的房子太不合适了。再有，这房子旁边有一个消防站，警报器经常出其不意地响起，连年轻人也会被吓一大跳。

    不用换了！黄克诚就是不松口。他对人们陈述理由：“你们看看南池子大街上，再看看北京市，能住上我这样独门独院的人家有几户？跟谁比嘛！我住的比那些一般人家住的阔气多了。退一步说，我嫌房子破、嫌吵搬走了，别人搬来还不是照样吗？”

    人们说：“那就把房子维修一下吧。”由于他的住房实在太破旧，一次，腐烂的顶板竟然掉下来一块，正好落在他的床边。万幸的是，他没有被砸伤。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翻修屋顶。可当他一打听维修费少说也要七八万时，他口气坚决地说：“一个破房子花这么多钱去修，没有必要”“哪里坏了就修哪里，不要全部翻修，能节省一点是一点。”最后以工程连几个战士爬上房顶把瓦维修了一遍而算完事。

20世纪80年代，黄克诚与家人合影

    冬天时他家的供热设备陈旧，一直是自己烧煤取暖，热量不足，常常断气。可周围不管单位和住家，全是用热力管道，暖和得人流汗。工作人员沉不住气了，终于在第三个冬天到来之前，把暖气问题反映给了服务部门。于是，服务部门决定改装黄家的供热设备，换成由热力管道供给暖气。

    改装管道的施工很快就开始了，几个工人破土探坑，院里堆了一堆堆新土。黄克诚虽看不见，但他拄着拐杖来到院子里，和管道工人拉家常时得知改装暖气要花3万元后，第二天，他就下了停工的命令。

    黄克诚批评工作人员：“你们干吗老是瞅着我的住房，想在这上面大手大脚地花钱？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咱们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到正道上去。我这里能有个房子住、能有取暖的设备就不错了，以后你们就别在这上面再打主意了！”

    就这样，直到他1986年逝世，一直都在南池子这栋新中国成立前遗留下来的旧房子里住——夏天漏雨，冬天透风，也始终没有接通热力管道……这就是中纪委常务书记的住宅。

    尤其是老年多病的境况下，黄克诚不仅屡次拒绝修补破旧住房，而且还数次谢绝老部下邀请他到南方过冬的好意。他说：“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即使浪费了一分钱，都愧对老百姓。”

    黄克诚早年患有支气管炎，晚年病情愈发严重。尤其是冬季经常发作，发作起来咳嗽不断，有时竟能咳上几十分钟。对此，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都很心疼着急。知道他病情的同志都劝他到南方去过冬，以避免支气管炎发作，减少一些痛苦。在南方工作的领导同志来探望时，也邀请他去南方疗养，但每次都被他谢绝了。他说：“我已经是80岁的人了，眼睛又不好，出去就得带工作人员，需要花很多钱。而我出去又干不了什么工作，只能给国家浪费钱财，给地方上增加不必要的负担。所以，还是不去为好。”

    1985年，黄克诚鉴于身体状况，和唐棣华商量，准备给中央打报告申请辞职。唐棣华完全赞成。组织上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只简单地回答：“没有。”这年9月，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批准黄克诚的辞职申请，同时给这位历经磨难的老革命家发来致敬信：“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直不阿，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一心为公、无私无畏……”

    黄克诚因病住过几次医院。住院时他曾对医护人员讲：“等将来有一天，我的病重了，你们不要抢救，打一针让我过去就行了。因为抢救过来也是个废人，干不了什么工作，还不如把国家的钱省下来，抢救那些需要抢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