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蔺，地理位置很特别：贵州三面环顾包围，以赤水河为界。

    古蔺，位于四川省东南部，硬生生深入贵州腹地。北与贵州赤水、习水接壤，东与贵州仁怀毗邻，南与贵州金沙、毕节相依，只有西面与本省叙永县交界。

    其实，古蔺以前本就属于贵州，而遵义，反倒是四川的。

    有句顺口溜，叫“四川人生得憨，遵义斢龙安。”

    贵州于明代才建省，而行省制度源于元代。

    元朝统一全国后，在全国共设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省、江西、湖广，而山东、山西、河北和蒙古等地则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辖。

    遵义，历史上原称播州，雍正时归四川管辖。

    龙安，即今蔺州及原永宁相当部分地区。明洪武年间，于龙安置永宁宣抚司，先是隶属成都都卫，后改隶属贵州都司，再属贵州威宁府。

    因为永宁距威宁千里之遥等原因，不便管理，故雍正五年（1727），朝廷再次对川黔两省的辖地进行调整，划四川所辖之遵义、桐梓、仁怀、绥阳及遵义协官兵，俱归贵州管辖，同时，将永宁改归四川，隶属于同城的叙永同知管辖。

    古蔺，即原永宁，属于叙永厅管辖。厅县两者治所以河为界，却互有插花之地，裹裹搅搅，一直都是一趟浑水，从来没有清晰过。由于原永宁比较远的边界，比如两河口（今丹桂镇）距县治远，匪患严重，故以傅华峰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屡次呼吁、禀请川督在古蔺场置县。后终获准清廷批复，乃委李薰廷等勘界，以叙永厅属与黔接壤者归永宁县，原永宁县属与滇接壤者归叙永厅。

    1908年2月26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永宁县治由今叙永东城移置古蔺场，1909年，改县名“永宁”为“古蔺”。

    彼时的古蔺，和川滇黔都接壤，其管辖之水潦，与云南威信管辖之水田寨和贵州毕节管辖之林口，共同构成闻名遐迩的“鸡鸣三省”之地。

    因为古蔺的地理位置特殊，民国以来，一直成为川滇黔三省的兵家必争之地。民国3年，古蔺县为川军刘存厚部陈礼门团驻防；民国6年，古蔺、叙永一带为护国军防地；民国11年，黔军新八团驻古蔺；民国12年，川军边防旅李洪由团驻蔺；民国13年，川军熊克武部两个混成旅驻蔺；同年7月，古蔺为黔军柏辉章部所据，继由黔军杨寰诚部驻蔺；民国18年，川黔边防军独立旅独立二团二营驻蔺，继由川军二十四军唐英部驻防；民国21年，川军二刘（刘文辉、刘湘）大战，刘文辉部撤离，古蔺复为黔军侯之担部割据，侯委任其属下一团长谢永言担任古蔺县长。

    1935年初，中央红军进抵川黔边境，谢永言屁滚尿流逃走，川军二十一军范子英旅开进古蔺，派其团长张尚志任古蔺县长兼民团指挥设防堵截红军。

    古蔺这个川滇黔三省结合部，因为特别，也曾留下过太平军的足迹。

    同治元年（1862）四月二十八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取道墩梓场进入蔺境，继而经桂花场、香楠坝入蔺城，复由乐用场再经太平渡渡赤水河出境。同治二年六月，太平军又渡过赤水河由贵州进入古蔺，横穿全境，往西而去。十万之众的太平军，两次过境，曾与清军湘果营、武字营、宝字营等战于二郎滩、镇龙山、箭竹坪等地，击溃沿途团练，击毙团总颜某等多人。豪绅富户多携带家口财物疏散隐匿于深山岩洞，凭险固守。今箭竹煍人洞、鱼化尖山子熊洞、干河仰天窝等都留有当时太平军攻洞、破洞的遗迹。

    赤水河从古蔺县西南纳盘的磨子塘入境，沿境东流74公里，至庙林盐井滩入黔，复由土城马岩滩入境，又27公里，于太平渡小河口北复入黔。

    赤水河上的川盐入黔四大口岸分别为：一是经永宁河运至叙永县，再经陆路运往贵州毕节各地，称为“永岸”；二是经赤水河运至茅台，再经金沙到安顺、贵阳等黔中腹地，称“仁岸”；三是自綦江至贵州桐梓县松坎，再到遵义黔北等地，称“綦岸”；四是从涪陵沿乌江至丙安、思南等地，称“涪岸”。

    古蔺县境的渡口以太平渡、二郎滩为代表，它们都属于“永岸”范畴，都有大大小小的盐号。它们在赤水河上往返奔忙的船只，大多为泥鳅船、关刀船和小牯牛船。

    因为各自所处地形均山高路险，所谓运输，便一切依靠人力的背、挑、抬、扛，以背为主，都称为“脚力”。也有少量一行数十匹骡马的马帮，大多往来于沿赤水河域场镇，主运食盐、山货。民国间的农闲腊月，脚力渐增，仅二郎滩背“过山盐”者就多至两千余人。有县外入境作脚力者，被称为“毛子”。境内脚力则组成“力行”。毛子、力行深受地方袍哥、脚力领头盘剥，虽历尽艰辛也依然难以糊口。

    古蔺河也叫“落鸿河”，故而落鸿河和赤水河的交汇处最早名称叫“落洪口”。明代，一个江西商人朱复桐及以后石达开的到来，地名才从“落鸿口”而“鹿平场”而“太平渡”。

    太平渡，与贵州隔河相望，这里很早就是商贾聚散的古渡口，成就一方驿镇。此地，群山环抱中，房屋依山傍水，层层叠叠，素有“小重庆”之称。这里也是南方丝绸之路支线“牂柯道”（夜郎道）上人烟稠密的集镇。出川入黔的盐运古道，成为生活于高原与山区的民众同其他族群进行物资交换的必要通道，由此成就了同一族群或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进而为社会整合奠定了基础。太平渡于是成了古蔺出川入黔的东大门。因川盐入黔的需求，这里设立了水路驿站，于是川滇黔的众多盐商涌入太平设号，一时商贾云集，贸易繁忙，船只胪列，桅樯如林，物畅其流，古镇因此而逐渐繁荣。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太平渡已经成为川滇黔地带极富盛名的商贸枢纽了。

    二郎滩，地处古蔺县境东南部山谷的赤水河之滨。二郎滩古镇依山傍水而建，从赤水河南岸循陡坡而上至官井，房舍都是穿木接斗、瓦屋板墙。有主街道一条，小叉巷三条。这里历来是川盐入黔的主要通道。

    二郎滩盐务始于元代，兴于清代。公元1745年（清乾隆10年），贵州总督张广泗疏通了赤水河后，使二郎滩至长江入口处全线通航。从此，川滇黔边境地区需要的食盐、布匹等由合江沿赤水河溯流而上，到二郎滩卸载，用人背、马驮运到云贵川边境山区。二郎滩成了川滇黔边境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兴盛时有德谦裕、德华隆、德祥盛、德祥裕、天益号、丰盛号六大盐号，川黔数十县的食盐均由此发运，年转运食盐约4000万斤，到二郎滩背“过山盐”的背夫每天多达千人。川、滇、黔、渝、湘、鄂等省商人云集于此，开店设号，贩运食盐、粮食、山货、烧酒、布匹等，故二郎滩据此市场繁荣，商贸发达。

    由于官商勾结和盐商的囤货居奇以及陆路运输全靠马帮和人工的肩挑背驮，造成赤水河两岸川黔境地盐价昂贵，民称“斤盐斗米”。

    川黔两岸广大贫苦百姓因为买不起盐，很多人家饭前常嚼“狗屎椒”，先把口舌麻木了再吃饭。不少人因此而患上很多疾病，对食盐的渴望成了两岸人民的梦想。

    二郎滩的盐运史，是当地贫苦百姓的辛酸血泪史。当年，曾有歌谣如是云：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淡。

    遵义，是中央红军自江西出发以来打下的最大城市。党中央、中革军委曾设想以遵义为首府，在贵州建立根据地，但彼时的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发展大受局限。其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遂调集其嫡系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以及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的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进逼。大敌当前，敌军兵临城下，遵义岌岌可危。

    遵义会议上，党中央、中革军委并没有安排一个什么“四渡赤水”计划，而是根据两个四川将领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四川省泸州西南和宜宾之间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如渡江不成，则暂时留在川南活动，并伺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

    如果该计划得以顺利实现，古蔺则跟红军擦肩而过，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以及茅台渡口就派不上用场了。

    然而，遵义会议后，设想的打一场胜仗来激励士气，却旗开得败，折戟土城，中央红军被迫渡过赤水河，经过古蔺，开往云南威信。

    在《一渡赤水的行动部署》中，党中央、中革军委对“赤水河”留下了伏笔，其第四条如是说：“（四）诸纵队在由西进路线折向古蔺之东南行进时，其转折处以距赤水河边较近为要。”

    土城一战，红军伤亡三千多人，牺牲了红一军团红二师五团政委赵云龙，像张宗逊、杨勇、张震、王集成这些将领也均临阵负伤，这对“湘江战役”后仅存三万多人马的中央红军来说，损失不可谓不惨重。毛泽东重掌兵权之初就打了一个败仗，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威信。

    吕黎平，长征中曾任中革军委总部第一局参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第一局作战科副科长，他在回忆文章《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中说，党中央、中革军委在扎西跟干部们讲话时，“毛泽东站在一个斜坡上，注视会场，好像有点自责的神情……”

    中央红军向威信扎西地区集结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10日凌晨，在扎西境内的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的会议，统称“扎西会议”。

    其时，根据敌情的急剧变化，中共中央暂时放弃遵义会议决定的北渡长江的计划，决定中央红军“以川、黔、滇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这一新的战略行动方针的确定，对于扭转中央红军的被动局面，创建川黔滇游击根据地，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渡赤水前夕，中央红军从云南扎西循原路返回到古蔺途中，曾经有三次电令占领古蔺城。

    “2月11日，《关于当前敌情及我军之部署》，（二)我野战军为准备与黔敌王家烈及周浑元部队作战，并争取向赤水河东发展，决改向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并争取渡河先机，在前进中应准备与薛敌‘追剿’支队遭遇，并相机占领古蔺城。”

    “2月12日，《关于我军13日行动部署》之乙条D款：第三军团应进到站底及其以东地域向永宁方向警戒并侦察古蔺敌情，准备14日接近古蔺相机占领之”。

    “2月13日，《各军团14日行动部置》之乙条E款：第三军团仍取以薜敌之追剿队两个团遭遇的姿势并准备于15日袭取古蔺城，其前进地点自定，向左前方警戒但须到达便于袭击地位”。

    由于周浑元部下“追剿”队的两个团在14日已先期赶到古蔺县城，考虑到敌我双方实力的差距，中革军委不愿与之发生正面战斗，故作出放弃古蔺县城，转兵东进，向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黔北进军，抓紧时机分别由太平渡和二郎滩东渡赤水河的决策。

    中革军委于14日晚11时电告各军团变更行动计划，对15日的行动作了紧急部署。“各军团到达目的地后，秘密调查由各当前直赴二郎滩至土城一段的渡河点及平行路，并准备东进。”

    1935年2月15日和1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回师东进中，在古蔺白沙召开会议，确定了“运动战”的军事思想。所谓“运动战”，就是不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阵地战、堡垒战，不再与敌人拼消耗，而是进行游刃有余的调动穿插，使敌人在来回的奔波中疲劳丧气，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以保存自己。

    2月1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在此文件中重新确立了“运动战”思想，并将该思想作为此后红军作战的指导思想。

    中央红军于18日同至21日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向黔北的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一个团向温水开进，以吸引追敌。

    2月19日，红三军团政治部在二郎滩开仓分盐，打开了二郎滩黔军侯之担的“德谦裕”盐号，将盐巴分给了大家。贫苦百姓手持盐巴，个个喜笑颜开，不少人热泪盈眶，纷纷赞叹红军是百姓的救星。“德谦裕”盐号的6万斤盐巴很快分完了，红军又在二郎滩上游30华里的豹子滩，将“集大成”盐号尚未卸下的12船盐巴也分给了群众。经过三天三夜，分盐完毕后，负责分盐的部队才渡河跟随军团主力部队再入黔北。

    建国后担任过人民大学校长的成仿吾，时任红一方面军干部团政治教员。他在《长征回忆录》记载：“敌人已先到二郎滩。企图在东岸筑垒堵击。而我仅有渡船三只，每船只能装30人，渡过了一个营后，同敌人进行背水战，打垮了敌人。附近的古蔺、古宋地区原有一支新成立的游击队，在这次战斗中起了作用。”

    遵义之战，我军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五天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善战。这次胜利，鼓舞了全军士气，获得了物资补充，打击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使我军得到了短期休整的机会。蒋介石哀叹，此战，为“国军自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3月15日，由于鲁班场战斗失利，而援敌第一纵队已进至枫香坝地区，我军遂主动撤出战斗，向仁怀以北的茅台地区机动。

    3月16日，中央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接着，奔袭镇龙山，击溃川敌一个团的拦阻，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中央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敌误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向川南压逼我军，企图再次对我形成合围，聚歼我军于古蔺、叙永的狭小地区。

    为进一步造成敌之错觉，3月20日，我以一个团的兵力伪装主力，继续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引敌向西。我主力则以快速的行动回师东进，于21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再次折回贵州境内。至31日，红军主力向南全部渡过了乌江，巧妙地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

    四渡赤水，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四渡赤水战役，我军首先能够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调整行动方向；其次，我军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争取和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最后，我军在运动战中，正确地处理“打”与“走”的关系。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一再造成敌人的错觉，积极创造战机，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没有向扎西的“走”和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就不可能大量调动敌人和造成有利战机，取得遵义地区歼敌的胜利；如果没有以后的三渡、四渡赤水的“走”，就不能加深敌之错觉，牵着他的鼻子来回打转，以至将其拖疲、拖垮，使我乘隙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

    四渡赤水之战，毛泽东等根据情况的变化，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敌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大量国民党军，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在四渡赤水战役中，面对面参加过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的敌军，对红军的战术各自都有深切感触——

    滇军：曲线运动，难以捉摸。
    川军：太极图形，神出鬼没。
    黔军：磨盘战术，出奇制胜。
    中央军：红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

    陈云是第一位将红军长征传向西方的中国人。他化名廉臣而作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曾这样说：“而赤军之忽然由威信折回赤水河东，待川军发觉而折回时，赤军已渡赤水河而占桐梓、娄山关。赤军此种狡猾机动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朱德、毛泽东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通过四渡赤水，中央红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保存了党和军队的大量精英，最终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了共和国。

    四渡赤水每一渡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渡赤水：化被动为主动。渡口：土城
    二渡赤水：避实击虚。渡口：太平渡，二郎滩。
    三渡赤水：声东击西。渡口：茅台。
    四渡赤水：跳出重围。渡口：太平渡，二郎滩。

    古蔺的两个渡口太平渡、二郎滩，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期间，在毛主席恣情挥洒神来之笔中，均被浓墨重彩重复使用。

    我们不妨以敌我双方电文来看，两个渡口在当时所起的作用。

    我一、三军团18日行动部署

    林、聂、彭、杨：
    （甲）敌情另电告，判断何知重所指挥之六个团在赤水、土城，其警戒部队或在太平渡。
    （乙）我第一、三两军团以到达顺江渡至淋滩地段渡过赤水河东之目的，明18日行动应如下：
    A.第一军团应进到太平渡及其以东沿河岸地域并在太平渡、淋滩，如太平渡确有黔敌一部则消灭之，乘势夺取渡口并特别注意捉拿俘虏，查明土城敌情，其先遣团须预先控制渡河点进行架桥，参昨16日24时电示架桥法，向土城方向严密警戒，该团最好先渡过东岸，一军团主力则准备于情况紧急时于明晚赶到河岸渡河，万一敌情变化不能在上述地段渡河时，则应迅速向临江渡移动，立选渡河点架桥并控制渡河点。
    B.第三军团应进到临江渡附近，其先遣团应预先到临江渡控制渡河点并于明日架好浮桥，三军团主力则于明晚赶到渡河。
    （丙）第一、三两军团均须明日白天完成渡河准备并侦察东岸敌情，限于明 18 时前电告军委。
    （丁）军委明日前进方向另告。
    朱  周
    1935年2月17日19时

    2月18、19日红军经由古蔺县境的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

    由红三军团先锋团第13团团长彭雪枫指挥的二郎滩背水战，俘敌500余人，缴获枪械1000余支。二郎滩背水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是“遵义大捷”的前奏。

    二渡赤水后的红军，五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尤其是消灭了从长征开始就一直追击红军的中央军吴奇伟93师大部、59师一部，击溃黔军8个团，毙伤敌军2400多人，俘敌约3000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辉煌胜利。

    三渡赤水后，红军再一次来到川南古蔺，并集结于古蔺县境的丹桂、石宝、大村一带隐蔽休整。蒋介石虽然对于红军三渡赤水感到意外，但是仍然认定红军是要寻机再次北渡长江，因而将大量兵力调集到长江，形成碉堡封锁线。他认为红军前有长江天险，后有大军追堵，已经走上绝路。然而，就在国民党军各路部队蜂拥而至川南之际，毛泽东则巧布疑兵，派出红一军团第五团佯装成红军主力，奔袭镇龙山，进逼古蔺城，作出经由叙永北渡长江的阵势迷惑敌人。

    在我军灵活机动地运动战中，蒋介石完全懵了，上当了，最后调兵遣将，还踌躇满志，志在必得，发了如下电报：

    蒋介石三月二十日电

    此次朱匪西渡赤水河，麇集东南地区。我川军刘、达、袁、魏、周各部，在天池、叙永、站底、赤水河镇防堵于西，周、吴、侯各部沿赤水河流防堵于东与南；黔军现正向此线接防，腾出周、吴两部担任追剿；孙纵队亦向赤水河镇堵剿，郭部由茅台渡河追击。以如许大军，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尚望防堵者，务在封锁线上，星夜并征集民工，赶筑工事，以筑碉堡为最善，尤须严密坚固，并与友军确取联防，使无间隙可乘。并另控制兵力于相当地带，准备迎头痛击，改派多组别动队，遍处游击，阻其行进，眩其耳目。追击者，不顾一切，以找匪痛击之决心，或尾匪追击，或派游击队绕出其前拦击、腰击或堵击，或主力赶出其旁截击。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而我军则运筹帷幄，紧紧抓住战机，作出以下相应部署：

    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一）估计尾追我军之郭敌，将配合叙、蔺之川敌及毕节、赤水镇之滇敌等的截击，这使我西进不利。

    （二）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淋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三）为此各军团今（20 号）明两天行动应如下：

    1.第五军团应以迟滞并吸引郭敌向古蔺前进争取渡河时间为目的，以两河口、大村、鱼洞沟、太平渡为后方交通线，明21日拒敌于大村以东至21日晚，即迅往鱼洞沟转移到太平渡，于22日上午继续渡河。以下各军团采取道路及渡河点如次。

    2.九军团经核桃坝大路渡二郎滩。

    3.军委纵队经鱼洞沟渡九溪口。

    4.三军团经鱼岔、石夹口、走马坝渡太平渡。

    5.一军团经石夹口、走马坝渡淋滩，在三军团未到前则以一部渡太平渡。

    （四）2项以下各军团于得令时即各派先遣部队带全部工兵、电台各赶到渡河点，各以其主力过河东岸向可能来敌方向警戒，并限于明21日12时至16时架桥，各军团主力则限于明晚全部渡过东岸，但一军团主力运动时须加快速度，勿阻三军团，其在太平渡之先遣团，候三军团先遣团到后即协同动作。

    （五）为迷惑川、滇敌人起见，一军团主力在镇龙山应留一个团，并派队逼近古蔺方向之敌游击，伪装我主力西进，该团遂行此任务后于明日午前跟主力进路，限于明晚渡过太平渡。

    （六）各军团渡完后各负责破毁桥梁，但太平渡桥梁须候交五军团使用和破坏。

    （七）我率军委于今晚移鱼洞沟，明午抵九溪口。

    1935年3月20日17时

    关于一军团派先头部队控制太平渡淋滩的指示

    林、聂：
    （甲）我军决东转二郎滩、淋滩之线渡赤水河。
    （乙）一军团得电后立刻派出两个先头团，每人沿途砍带可架桥竹子一根，并带全部工兵连夜兼程赶到，并急袭太平渡（今夜袭占）、淋滩（明日上午）两点，抢船各架桥两座，由师长、政委分往亲自指挥。太平渡之桥限明21日12时架成，淋滩限15时架成，其先头两个团主力应过河控制太平渡、淋滩渡河点，向二郎滩、土城严密警戒。
    （丙）一军团主力（缺三个团）于今20日下午出发，入夜休息，限明15时到达淋滩渡河，限明晚渡河完毕，太平渡桥则交三军团渡。
    （丁）一军团应留一个团在镇龙山，今日向古蔺游击惑敌，明晨再跟一军团主力进路，限18时全部到达淋滩渡河。
    （戊）架桥须绝对秘密，详细命令另下，你们部署望电告。

    朱 德
    1935年3月20日15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