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执德照

郑执德（右二）同钱信忠将军（右三）等合影

    参加红军

    郑执德，男，1917年12月出生在湖北省英山县雷家店镇老鹳冲村一个贫苦农家。他有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因家大口阔，家里十分贫困，郑执德十四、五就给地主干活。1932年农历三月间，郑执德在一家姓杜的地主家里干农活，地主婆尖酸刻薄，经常克扣伙食。三月时节，日长夜短，郑执德只得饿着肚子每天为地主干十几个钟头的活儿。一天下午，饿得眼睛发昏的郑执德，偷吃了地主家地里的一个红薯种，刚巧被偷偷来监工的地主发现了，地主不问青红皂白将郑执德毒打一顿，将他打得鼻青脸肿。郑执德含着眼泪跑回家，为了不让父母伤心生气，只好谎称是自己干活时不小心受了伤。

    郑执德心里充满了屈辱和气愤，对地主剥削阶级充满了仇恨。郑执德所在的郑家湾,有几十户人家,人多田地少,大部分是缺衣少食的贫苦农民,为了寻求活路,湾里已经有几个青年人参加红军去了。有一天，郑执德的堂叔、郎中郑世先（又名世宣）回来说，离老鹳冲十里路的杨柳湾来了一支红军，正在招兵买马，扩充队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穷人要翻身只能去当红军，就邀郑执德的几个堂兄郑霞明、郑子明、郑霞战等第二天一起去参加红军，郑执德听说后也要求一起去，第二天一早跟着大家一起来到杨柳湾。

    驻扎在杨柳湾的红军队伍是英山独立十三团的第三营,这几天在英山东河一带征集贫苦青年参加红军。郑世先、郑霞明、郑子明、郑霞战几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征兵的领导二话不说全部将他们录取。轮到郑执德报名，领导见他只有十五岁，身体又瘦弱，说了一句“你还没有枪高”，就把他刷了下来。郑执德见状急得要命，赶紧跟领导求情，说：自己受地主的剥削、打骂才跑来参加红军，如果回家去又要遭地主的毒打。叔叔和堂兄们也帮郑执德说好话，说郑执德尽管年纪小，人特别机灵，个子后来会慢慢长高的。领导看见郑执德执着坚定的态度和表情，就破例收录了他。

    郑执德如愿参加了红军，从此走上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谋幸福的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年纪小的特点，为部队侦察敌情、传递情报，做了很多工作，深得领导和战友的喜欢。

    叔叔郑世先是位郎中，曾在安徽省城安庆一家医院当过医生，领导安排他到红山县红军医院（又称鄂豫皖红军医院红山分院）工作，堂兄郑子明曾经给郑世先当过学徒，也略通医术，也被安排在红军医院当护工。郑执德和堂兄郑霞明、郑霞战等继续留在独立十三团。其中，郑霞明身材高大、头脑灵活、作战勇敢，几个月后就提拔为副连长。经受战场出生入死的锻炼和革命队伍的熏陶，郑执德也很快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定、素质过硬的红军战士。

    年仅十五岁的郑执德瞒着父母参加了红军，让母亲在家十分担心和牵挂。每天晚上，母亲就在村头的大树下，含着眼泪，一声声呼唤着郑执德的乳名，期盼儿子平安回家。两个月后，独立十三团三营的队伍又到杨柳湾驻防，郑执德跟着部队也回到杨柳湾。母亲听说后，立即赶到杨柳湾红军驻地，找到了郑执德，死活哀求儿子回家。郑执德告诉母亲，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要让老百姓不受地主土豪的压迫和剥削，自己当红军就是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这时，外面响起了队伍开拔的集结号，为了不让母亲阻拦自己跟队伍出发，他急中生智，走进厨房捧出一碗米和一盅猪油交给母亲，说，这是打土豪分给自己的战利品，叫母亲先拿回家，自己到另外一个存放粮食的地方拿回粮食后就跟她回家。母亲信以为真，郑执德送走母亲后，就急忙去追赶部队去了。郑执德含泪与母亲在杨柳湾分别，直至24年后才得以重逢。

    编入红二十七军

    1932年9月底，国民党纠集30万军队“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鄂皖边区红色核心区的红山（英山）县失陷。10月2日，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的指示，中共皖西北道委在英山金家铺将聚集在英山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统一编成红二十七军，佯装红军主力，调动、箝制敌人，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新成立的中共鄂皖工委决定英山独立十三团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第二团，红山县红军医院编为红二十七军医院。

    八十一师师部由军部兼，辖第二团和第五团，由军长刘士奇直接指挥。刘士奇见郑执德特别机灵，就点名要他到师部当公务员。所谓公务员就是机动人员，有时候担负保卫首长的工作，有时候临时接受分派的紧急任务。10月3日，红二十七军从金家铺出发，掩护红四方面军留在金家铺的两万群众和4000多红军伤病员向东边的太湖县转移。傍晚时分，红军和群众队伍在英山东河大文冲遭到敌四十七师一三九旅的堵截，郑执德所在的二团因走在队伍前面，率先穿过敌人的封锁，迅速摆脱敌军后向太湖县弥陀寺急速转移。后续的大部分红军和群众队伍转向大文冲北部，在七十九师师长徐海东率部奋力掩护下，于当日深夜抵达英山东北部的陶家河。第三天全部人马在弥陀寺集结，继续向东出发，往蕲春张家榜、宿松陈汉沟转移。

    10月9日，红二十七军到达宿松趾凤河，遭到国民党第四十六师的堵击。军首长决定利用趾凤河一带有利地形，集中全军力量歼灭该敌。红军与敌激战至16时，歼俘敌一个团和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随后，为防止敌军反扑，红军撤至叫雨尖、白崖寨一线。10日，敌三十二师及地方反动武装从后面追来，敌四十六师的两个两个团残部也向红军攻击。红军腹背受敌，战局呈胶着状态。激战至黄昏，红二十七军遂主动撤出战斗。两场战斗红军取得了重要胜利，但也付出了两百人伤亡的代价。两天的战斗，使郑执德真正感受到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的惨烈，以往在独立十三团基本是与地方反动民团作战，这样大兵团的战斗他还是第一次经历。当部队转战到店前河时，已经担任红军连长的堂兄郑霞明告诉郑执德，堂叔郑世育、堂兄郑霞战已在宿松趾凤河作战时牺牲了。

    当上卫生兵

    红二十七军转战10余县，行程近3000公里，钳制了敌人5个师以上兵力，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垮了敌人多次追堵，歼敌近4000人，掩护群众和地方干部、红军伤病员突出重围，实现了中央分局的战略目标。11月24日，红二十七军到达黄安七里坪附近，与中共鄂豫皖省委会合。省委根据革命斗争形势需要，撤销红二十七师番号，下辖两个师分别编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郑执德所在部队编入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从此，他与红二十五军这支英雄部队生死与共，把青春、热血、信仰融入红二十五军的峥嵘岁月和无限荣光。

    带郑执德等人参加红军的堂叔郑世先，在英山带领红山县红军医院全体人员参加红二十七军，红二十七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后，郑世先继续担任第七十四师医院院长。一天，郑执德送信路过医院附近，就顺道到医院去看望一下堂叔，在路上发现一名负伤的红军伤员倒在路傍，就忙把他送往医院。其实，所谓医院是一家农户的破茅棚，医护人员少，伤病员较多，郑执德见伤员不断地呻吟，十分同情，就自己给伤员进行包扎。刚巧，红二十五军军部医院院长钱信忠正好在这个医院帮忙给伤员做手术，发现郑执德给伤员包扎的举动，看见郑执德尽管包扎处理的手法不太规范，但动作还比较灵活。钱信忠就过来询问了郑执德的情况，动员他来当卫生兵。郑执德拒绝了，他说：“我要在战场上多杀敌人”。钱信忠说：当卫生兵也是革命，卫生兵的作用跟战场上杀敌是一样重要。战场上及时救活一个战士或指挥员，让他伤好后重新回到战场去，为革命减少损失,同样是为革命作贡献。

    经过钱信忠的说服，郑执德当上了一名卫生兵，从此与人民军队的卫生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郑执德在七十四师医院担任护理员,负责从战场上运下来的红军伤员的护理、管理工作。医院最缺乏的是医生，红二十五军医院院长钱信忠就亲自到各师部医院带徒弟，培训医生。郑执德小时候曾跟堂叔郑世先接触多，耳濡目染了解一些医药方面的知识，在医院工作后又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所以在实习培训时接受能力强，很受钱信忠的赏识，是钱信忠最得意的徒弟。钱信忠是上海市人，是一位医术精湛的手术医生，曾给国民党的将军李默庵做过手术，受到李默庵的尊敬，就邀请他从军，担任师卫生队队长。1932年，李默庵率部“围剿”鄂豫皖苏区，钱信忠不满国民党军队的腐败，逃离李默庵部，投奔红军，为红军救治了很多伤病员。同年12月，红二十五军医院成立，钱信忠担任院长，为红二十五军乃至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29师的医疗保障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55年共和国第一次授衔,钱信忠被授予开国少将。几十年革命征战，钱信忠将军是郑执德的良师益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转战鄂豫皖

    1933年9月，红二十五军从鄂东北转战至皖西北，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率部在双河山、汤家汇、南溪一带与数倍于己的敌军作战，郑执德所在的七十四师师部医院驻扎在赤南葛藤山。徐海东因指挥战斗积劳成疾，每天发高烧还奔波在战场上，后来病情非常厉害，只好到葛藤山医院住院。徐海东住院期间，郑执德是他的护理，负责给他打针、服药、饮食和看护任务。期间，钱信忠还亲自从军医院赶来为徐海东看病。大约一个星期，徐海东病情有所好转。由于敌情严重，军部决定全军迅速向鄂东转移，徐海东只得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战斗。

    10月2日，红二十五军从皖西向鄂东北行动。徐海东和保卫他的红七十四师特务营走在大部队的后面，在通过潢（川）麻（城）公路时，遭到敌三十一师的堵击，营长郑霞明带领全营战士与敌激战，掩护红七十四师穿过公路向西转移。因敌军炮火密集，郑霞明和大部分战士牺牲。郑执德行军路过战场时，亲眼看见郑霞明倒在血泊之中。看到这位比自己年长5岁、跟自己同一天参加红军、在革命征途中经常关怀自己的兄长牺牲的惨状，郑执德眼泪夺眶而出。

    1934年8月底，红二十五军转战到英山，鄂豫皖省委决定攻打英山县城。30日，派少量部队向英山县城进行试探性攻击，发现城内驻有敌军第四十七师一个团和县民团，碉堡坚固，设防严密。如果硬攻必然会造成很大伤亡。军部只好放弃攻打英山县城，全军转移到县城东北的杨柳湾休整。杨柳湾与郑执德的家乡老鹳冲只有十里来地，站在杨柳湾的河堤上可以看见他家的背后山。回到阔别两年多的家乡，郑执德十分高兴，很想回家看看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但医院繁重的工作任务让他不能成行。三天后，刚忙完手里的事情准备请假回家时，就接到命令，下午全体集合去攻打太湖县城。当夜红军行军80里，来到太湖西北一个叫回龙湾的地方隐蔽，第二天又夜行军120里，于夜半时分突然进攻太湖县城，以牺牲一人、负伤三人的代价，消灭敌安徽警备旅一部，缴获布匹、药品等大批物资。战后，全军每人分到一把雨伞，解决了部队经常露宿的问题，指战员们高兴地说“一把伞就是一间房啊！”特别是见到缴获的大批卫生药品，郑执德心里乐开了花，说：“这些东西可以救多少战友的生命啊。”

    红二十五军远程奔袭太湖县城的胜利震惊了敌人，鼓舞了群众，振奋了军心。9月16日，军政委吴焕先率红七十五师向英山与太湖交界的陶家河地区，恢复和建立根据地。10月20日，军长徐海东率领红七十四师向南活动，在蕲春张家榜一带进行掩护，歼灭蕲春县保安团第二中队。郑执德也跟随部队转战此地。10月下旬，国民党张学良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组织五支“追剿纵队”，妄图三个月消灭红军。敌四十七师从英山县城进攻陶家河根据地，红七十四师立即回师陶家河，与红七十五师共同抗敌保卫陶家河根据地。31日，敌军分三路围攻红二十五军，红军利用牛背脊骨、发风尖、猫儿尖有利地形与敌激战两天，杀伤大量敌军。由于敌军派飞机轰炸我军阵地，红军伤亡二百八十多人。11月1日，敌五十四师从霍山方向赶来增援。面对敌众我寡的态势，红军只好将重伤员分散安置在战场十几里外的深山农户家里，夜里全军撤出战斗，在向导的带领下离开陶家河地区，北上南溪、葛藤山一带活动。

    独树镇战斗

    红二十五军两个师集结陶家河，突破敌军四道封锁线，于1934年11月16日从罗山何家冲出发，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开启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按照省委的计划，红二十五军在大别山区难以立足，必须实行战略转移，到桐柏山或者伏牛山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很多战士眷恋自己的家乡故土，都不愿意离开大别山。军政委吴焕先知道后，召开动员大会，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他说：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必须主动放弃大别山根据地，去建立更多的、新的根据地。

    红军一路向西挺进。从陶家河撤离为红军当向导的英山樵夫老刘问郑执德：你们说北上抗日，怎么叫我带你们往西走呢？郑执德回答不出来，其实自己心里也有这样的疑问，队伍中许多战士也都不理解。休息时，吴焕先又给大家动员，说：北上是红军战略转移的目标和方向，但只要是抗日走哪里都是抗日。吴焕先是红二十五军的军魂，知识渊博，能文能武，打仗时身先士卒，全军上下都对他崇敬，威望特别高。他平易近人，平时开会作动员，他一讲话战士们就浑身是劲，信心百倍。如果谁闹情绪了，听他一讲话就心平气和了。所以，郑执德经常说，吴焕先是自己一生最敬佩的首长，因为他的身上总是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红二十五军是一群“娃娃兵”“童子军”，大部分是红军的子弟，年龄大都只有十几岁，郑执德当时也只十七岁。在这支年轻的红军队伍中，吴焕先就是一枚“定海神针”，每时每刻都给战士们传导坚定的信念和无穷的力量。

    是年11月26日下午，红军进至河南方城县独树镇，突遭敌四十军一一五旅及骑兵团的包围，当时雨雪交加，能见度低，我军先头部队发现敌人较迟，加之战士们的手指冻僵，枪栓都拉不开，面对敌人的猛烈冲击，被迫后撤，情况十分险恶。正在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赶到军前，指挥战士们就地进行抵抗，他从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声呼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随即带领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与敌开展白刃搏斗。军政委身先士卒扑向敌人阵地，战士们都是拼命三郎，郑执德也跟着向前冲锋。突然，一颗炮弹落在郑执德的前方，几个战友牺牲了，郑执德的耳膜被震破了，听不到任何声音了，眼前只有火光和冲锋的战友。没有声音的刺激，反而让郑执德十分的镇定。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赶快抢救受伤的战友！轻伤员迅速转移，重伤员送往战场外的老乡家里和乡村干部安置。

    经过指战员们的英勇拼搏，终于挫败敌人的进攻，红军转危为安。独树镇战斗是郑执德参加红军后第一次负伤。

    最好的卫生兵

    1937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配发的衣服都是国民党的军装，帽子上有国民党青天白日的帽徽，郑执德不愿意戴。首长们做思想工作，说：我们为了民族危亡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虽然戴国民党的帽子，但我们的心还是红的，不能用农民狭隘观点看问题，共产党的兵就要听党的命令。但他一时还是转不过来弯，把国民党的帽徽摘了，为此挨了批评。后来，很多战士都痛恨国民党，都不愿戴帽徽，八路军也不把帽徽当做军容风纪的一部分来硬性要求了。

    郑执德在八路军的129师卫生部的担任司药长，当时的129师卫生部的部长是开国少将、后来的国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

    1938年，八路军129师769团团长陈锡联在与日军的遭遇战中负了重伤，子弹打中了他的下巴，整个脸都肿了，郑执德和几个医生、护士都参加了救治，用了很多消炎药都没有效果，伤口已经严重感染，眼看要有生命危险。师长刘伯承听到报告，非常着急，马上派钱信忠部长来。钱信忠问，能喝水吗？郑执德回答说喂不进去，一喂进去就流出来。钱信忠在陈锡联的嘴巴和脖子上检查了一会儿，说，伤口中有碎骨头，要马上手术。然后，钱信忠亲自主刀，郑执德在旁边当助手，为陈锡联做手术。他帮钱信忠取出陈锡联伤口中的碎骨头渣子，清理好伤口再缝合好。手术做得很成功，陈锡联马上就感觉好多了。钱信忠对陈锡联说：“陈团长，您命大，没有伤到颈动脉，就差一点点。放心吧，我们给您派最好的护理员。”

    陈锡联的术后护理非常难，那时候没有静脉输液，只能靠喂水维持生命，钱信忠教郑执德怎样制作葡萄糖水，怎么顺着嘴边一点点喂进去，他叮嘱郑执德，“千万不能大口，会呛死人的。”

    陈锡联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郑执德和几个护理员没日没夜地值班护理，喝糖水，喝米汤，端屎端尿，擦身子，活动四肢康复训练等等。

    钱信忠经常来检查工作，每一次来都表扬郑执德护理工作做得好，也夸奖陈锡联身体素质好，康复得很顺利。陈锡联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再痛也忍着不叫痛。他很感激钱部长，也感谢护理的郑执德这些医护人员，他出院时还特别搂着郑执德的肩膀说，“我每次醒来都能看见你，我最痛的时候也都能见到你，你这个小老乡是最好的卫生兵！”

    钱信忠对郑执德很器重，夸他心灵手巧，耿直诚实，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他多学点文化。1940年，钱信忠送他到太行山129师卫生学校学习了两年。毕业后，郑执德担任太岳军区卫生部手术组组长。

    陈锡联伤好之后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他是开国上将，担任过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曾任中央军委常委，主持过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火线救伤员

    在冀中地区，抗日根据地军民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术打击日伪军，恼羞成怒的日伪军也开始了疯狂的报复。1942年9月，129师771团在山西永年驻地被日军偷袭，团长徐深吉身负重伤。徐深吉团长是著名的“麻雀战”的首创人，开国中将,担任过空军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徐深吉负伤，刘伯承师长命令师卫生部不惜一切代价把他送回后方医院。钱信忠部长派出了手术组组长郑执德担任沿途的救治及护送任务。当时抬担架队有两个民工，配上四个战士。他们抬着负伤的徐深吉翻山越岭，眼看就要突围出日军的封锁线，可是就在永年县西部靠近邯郸紫山时，发生了意外。一队日军正好从山上下来，日军的手电筒的强光照过来发现了担架队，敌人立即开枪了。大家原地卧倒，郑执德赶紧趴在徐深吉的身上，生怕他二次受伤。郑执德命令战士们投出手榴弹，烟雾中，担架队迅速撤离。鬼子兵不断开枪扫射，郑执德的左脚踝被击中，开始是麻、烫，后来是疼，疼得他牙齿都快咬碎了。他知道子弹打断了骨头，便迅速用三角巾包扎好左脚，右腿单脚跳着走（英山话打跛脚）。那几个战士开枪还击，掩护着担架队抬着徐深吉团长通过了封锁线。他们跑了好一阵子，发现日军没有追来，才停下来休息。徐深吉看见郑执德的脚上都是血，命令郑执德上担架，自己要下来走。郑执德坚决不同意，强调自己是军医，自己的脚伤都已经处理好了。他说，我的任务就是保证首长的安全。就这样，郑执德走了十几里山路终于把徐深吉团长送到后方医院。从此之后，郑执德的脚落下了活动功能障碍后遗症。解放后鉴定为三等乙级残疾。

    郑执德说过，我们卫生兵为什么胳膊上要戴一个红十字的袖标？因为红十字标志是国际人道主义保护标志。有人以为卫生兵风险小，其实在战场上卫生兵的伤亡是很大的。打仗的时候，战士们有经验，他们会找隐蔽点，而为了救伤员，我们就要冲上去包扎、救治、转运，很容易暴露自己。我的战友好多都在火线上牺牲了。有时为了救一个伤员，搭上了好几个卫生兵的生命。同样是牺牲，战士为战斗，我们为救治，都是值得的。

    临危受命

    解放后，郑执德得到了组织上的重点培养，先是在中国医科大学学习了三年，然后到第一军医大学临床管理部当副部长兼任三院院长。1958年初夏的一天，突然被王恩厚院长叫到办公室谈话，命令他立即打起背包出发到福建执行任务，还要求他保密，不能告诉家属。第二天，郑执德就从两千六百多公里之外的长春火速赶往福州。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专门召见了他，让他在原来的93医院的基础上组建福州军区总医院，担任首任院长。福州军区主要是对台作战的，要筹建军区总医院，钱信忠向韩先楚推荐了郑执德。同是从红二十五军走出的韩先楚也比较了解这位湖北老乡，知道他有着丰富的野战医院救治伤员的经验。所以，要求军委调郑执德到福州军区工作。

    金门炮战的准备期间，郑执德在福州、厦门、泉州几个野战医院来回跑，指挥着救治伤员的准备工作。时任炮兵司令的陈锡联和郑执德在前线见面了，陈锡联久久地握着郑执德的手，说：“我到处找你呢，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当年要不是钱部长和你们，我就没了！救命之恩啊！你这个最好的卫生兵当院长了？不错，好好干！”

    炮击金门这段时间，在长春的妻子孙应钦没有郑执德一点消息，一直提心吊胆生怕他出现意外。后来，王恩厚院长把孙应钦调往福州，他们一家才得以团圆。

    从1958年开始到他离休的1984年，在福建几十年间，他倾尽全力为解放台湾做着军事斗争的准备工作。他从人才引进，到硬件设备采购，从院部基础建设，到科室完备床位增加等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福州军区总医院现已改名为九〇〇医院，是东南沿海部队医院里学科齐全，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先进，诊疗环境优良，集预防、医疗、保健、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文革”结束后，郑执德卸任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副参谋长一职，再度回到福州军区总医院担任院长，他重新召回了那些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优秀人才，把“为兵服务、为战服务”作为医院工作的纲和魂，让红色血脉在福州总院得以赓续。他一生钟爱医疗卫生工作，在提升为福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副军职）之后，还一直兼任福州军区总医院院长一职。

    隐藏功名

    郑执德十五岁参加红军，参加了红二十五军万里长征。他不怕牺牲，英勇顽强，信念坚定，多次立功受奖。但他不居功自傲，谦虚谨慎，从不在人前炫耀功名，以致很多人对他过去的革命事迹了解不多。郑执德和夫人孙应钦结婚时，钱信忠将军应邀来当证婚人，他在婚礼现场向大家披露了很多郑执德在战地救护工作的英勇事迹。他向大家讲述郑执德在长征途中、抗日战场、解放战争中勇敢善战的故事，多次受到军首长、师首长们在大会上的口头表扬和表彰的经历，使在场嘉宾对郑执德肃然起敬。

    儿女后辈们经常要郑执德讲战斗故事，郑执德对自己的战斗经历讲得很少，讲得最多的是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等红军领导人的革命智慧和人格魅力，讲红二十五军万里征战的理想信念和蹉跎岁月，讲红二十五军陕北会师的历史贡献和忠于领袖的党性原则，讲抗日疆场“地道战”“地雷战”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