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陈明仁和竺可桢均选择了脱离旧政权，投向人民。

    1949年4月30日，竺可桢离开杭州去了上海。5月19日，教育部长杭立武来电：“请与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接洽，乘机飞穗，已为兄办护照，弟杭立武辰巧”。竺可桢没有听从，在上海迎接解放。之后全身心的投入筹建新中国。

    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1949年）9月30日 星期五 北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出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六人及委员五十六人，全国委员180人。……全体代表由车运至天安门外之广场上，为过去反抗帝国主义、封建魔王而殉难之志士以及解放军之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七点回至中南海继续开会，……散会时大家兴高采烈，在极度兴奋中唱《义勇军进行曲》而散。至北京饭店晚膳。遇何思敬、范文澜、刘尊棋。十点回。十一点睡。今日在会场中遇陈明仁将军，问及希文。渠子陈扬铨在浙大机械系。”

    陈明仁由此了解了浙江大学和竺可桢校长，加之他曾经在杭州工作过，对这个城市留有良好的印象。抗战结束后，他让已在贵州师范学院读书的次子陈扬铨退学，报考浙江大学机械系，以图工业救国。被录取后，随浙江大学迁回杭州。陈扬铨毕业后分配在杭州工作，陈明仁两个儿子的后裔，一支在广州，另一支就在杭州繁衍生活了。1973年中秋，已患癌症的陈明仁最后一次来到杭州，住在西湖边岳飞祠旁的北方饭店，再看一眼他钟爱的西子湖。次年的5月21日，与世长辞。

    而竺津在预二师待到1944年，调任步校助教，后任职国防部第四厅办事，从事翻译工作。1949年5月离开军队，子承父业，从事教育工作，在南京第二中学教英文、中华女中政治教员等。他的结局，在此就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