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打的又一个漂亮的对外战争。这次反击战，我军取得了完胜，狠狠教训了印度侵略者。这次战争的前线指挥者是张国华和丁胜，其实还有几位将帅也参与了指挥，其中刘伯承的身份就比较特殊，他既不在军委，又不在总参，那他又是以什么身份参与指挥的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中印边境的形势。中印两国原本友好相处，但是尼赫鲁却实行对外扩张政策，竟然侵犯我边境地区。当然这都怪英国殖民者留下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麦克马洪线”，印度政府根据这个从来不存在，连清政府都不承认的所谓边境线，不断对我国边境进行蚕食骚扰。

    1959年，印度对我边境的骚扰、侵占变本加厉，多次在我境内制造流血事件，这种情况自然会上报中央军委。

    当时的刘伯承元帅并不在军委，他是1966年当的军委副主席，当然他也不在总部，他那时是军事学院的院长。刘伯承征战多年，战功赫赫，当然也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被称为“军神”，是我军不可多得的军事家。中央让刘伯承办学，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发挥这位“军神”的特长，让他培养更多的军事指挥员。

    刘伯承作为军校的院长是没有机会参与指挥战争的，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战略研究组的组长。顾名思义，这个组是负责研究军事战略的，刘伯承元帅作为一位大军事家，领导战略研究，自然是绰绰有余，而他的这个身份跟指挥战争就比较贴近了。

    六十年代初，我国的战略重心实际上是在东部，我们既要防备台岛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又要防备美国从海上对我国可能发动的侵略。但是印度却在我西部边境频繁挑事，我们一忍再忍，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因为再忍就意味着认可印度的侵略，就等于丧权辱国。

    在这种情况下，刘帅接受了军委的委托，对中印关系，进行战略研判，通过深入的研究，刘帅得出结论，他认为，鉴于印度方面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中印之间必然会发生战争，而且这场战争的规模会很大，由于我军将在西藏和新疆对印度发起反击，后勤问题成为准备的重点，而要做好后勤准备，就必须修建道路。

    当时中印边境地区的交通远不如现在，主要因为我们并没有把那里作为战略重点，根本没有打算跟印度打仗。但是印度偏偏要把战争强加给我国，我们只得采取应对措施。根据刘帅的建议，我国立即着手在藏区修建了多条公路，为将来的后勤补给做好了准备。

    但是党和政府依然尽最大努力消除危险，周总理多次给尼赫鲁写信，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解决边境争端，但是尼赫鲁却执意要用武力解决问题。1962年，在外交努力失败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做出了对印进行反击的决策。

    此时刘伯承又向军委提出建议，他认为印度虽然刚刚独立，但是从英国那里继承了不少先进装备，其装备水平，跟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差不多；但刘帅又认为印度士兵军事素质较差，印度的战术水平也很低，我们完全可以用我们擅长的运动战和夜袭战打败印军，并一定能速战速决。

    10月20日，印度军队向我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战争已不可避免，中央军委果断发布命令，决心发起对印反击战。

    我军从东西两段对印军发动攻击。东线部队运用我军惯用的穿插战术，派出一支部队疾速插入到章多，切断了印军的退路。印军发现受到我军的两面夹击，立即出现崩溃式溃逃。于是战场出现罕见的景观，一面是印军拼命逃跑，一面是我军长跑式追击。

    西线我军则采取突袭方式，突然降临加勒万河谷，首先清除了印军的据点，之后，我军迅疾推进到班公湖地区，印军自以为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瞬间土崩瓦解。

    我军在东西两线大获全胜，第一阶段的战争顺利结束。假如印度人能够就此收手，跟我们进行谈判，那么他们此时的损失还不是很大。但是印度不甘心，更不服气，他们希望能够扳回一局，以增加谈判筹码。于是印军拼命增兵，单是在西山口就有接近4万精锐，跟我军所有参战部队人数相当。

    此时的刘帅也在对中印战场形势进行研判，他根据前线提供的各种战况，又结合当地的地理、气候条件，给军委提出了新的建议，他指出，印军虽然数量众多，但是兵力部署极不平均，整个部署特点呈现一字长蛇阵形，鉴于这种部署特点，刘帅提出了“打头、击背、剖腹、切尾”的方针。

    根据刘帅的方针，我军对西山口之敌发起攻击。具体采取的是两翼侧击，迂回腹背夹击的战术，很快就击败了敌人，此战不仅攻占了西山口等战略据点，还击毙了一位印军旅长。

    之后我军对溃败之敌展开清剿和追击，第二阶段的战役，只打了5天，就把印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一次，印军彻底服气，作战意志彻底崩溃。而且前线的失败引起印度朝野的恐慌，新德里乱成一团，很多人已经开始逃跑，他们担心解放军一个冲锋就打到了那里。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解放军却开始撤军，因为我们不是侵略印度，而是自卫反击，反击的目标达成，我军胜利班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