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24日，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到山西临县三交。两天后开始东进，取道晋绥军区赴晋察冀军区河北省建屏(今平山)县西柏坡。

    沿途，父亲他们白天行军，晚上作社会调查，特别调查研究土改整党问题。在晋绥军区司令部兴县蔡家崖住一周，和周恩来陪毛泽东听取贺龙、李井泉等关于边区战争、土改、整党、工农业生产及工商业政策和支前工作等汇报，又参加了晋绥干部会。在岢岚县，父亲听取县委书记等汇报，并和周恩来陪毛泽东接见该县三级干部会代表。在神池，听取县土改工作团长的汇报；在代县，听取正在代县参加土改的晋绥日报社长、县委代理书记郝德青的汇报；在繁峙县，向伯强村农会主席耿香民详细询问该村土改中划分阶级、土改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马不停蹄，4月12日，父亲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翻越五台山，然后乘车南行经龙泉关进入河北省境内。第二天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城南庄，住军区大院。

    这一路，最难走的莫过翻越五台山。五台以群山中突出的五个状如垒土之台而得名，其中以主峰北台叶斗峰为最高，海拔3058米。五台山系中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因峨眉、普陀、九华均在江南，故五台成为北方佛教圣地。山高，岭峻，寺庙多。平原早已是桃梨盛开之际，此处却仍旧千里冰封。山风卷起雪花扑面而至，车轮打滑，无法前进。父亲等一行下车步行。这便苦坏了父亲，本就患有高血压病的身体好天气下攀高都困难，何况在风雪之中，低气压带来的憋闷更显突出。父亲只得揪住马尾巴，在警卫人员的围护下步履艰难，气喘吁吁地翻过鸿门崖。

    在城南庄父亲住了十余日，主持召开区县干部座谈会七八天，听取阜平、曲阳、定县、建屏等县县委书记、部分区委书记和土改工作团干部关于土改、整党工作的情况，各阶层群众对土改的态度、党员干部在土改中的表现及群众的反映和要求。听取薄一波、林铁关于晋冀鲁豫、晋察冀地区土改、整党和职工运动中纠“左”的情况汇报，听取黄敬关于石家庄市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情况汇报。为了协助毛泽东完成改革封建土地制度这篇大文章，父亲一直在兢兢业业地深入调查研究，从陕北的钱家河直到河北的城南庄。

    4月23日，父亲和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先期到达河北建屏西柏坡和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等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因准备赴苏一行而暂留城南庄。两天后，他们接到毛泽东的电报，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

    在离开城南庄一周后，父亲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又返回来出席4月30日至5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自撤离延安后五大书记的首聚。同时，陈毅、粟裕、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也参加了。会议主要是研究粟裕提出的调整南线战略进攻部署的建议，决心先集中兵力尽可能多地歼敌主力在长江以北，然后再南渡长江。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对此，5月3日，父亲在发言中指出：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方针都是战略性的，是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是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方向。他着重谈到，克服战争的迅速推进给老解放区带来的过重负担的出路，在于继续将战场引向国统区，既是决战决胜的需要，又可缓解老区人民战争负担，同时要发展农业生产，要在全党进行很好动员。他说：军队向前进，“政策的中心是团结百分之九十，分化其余的百分之十。”会议一结束，父亲又返回西柏坡。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早已烂熟于心，但真正理解，还是在熟悉了父亲的业绩以后。从延安时期他负责政策委员会讨论开始，这些年来，大凡党内大大小小政策的制定，似乎都与他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解放战争开始后，土改政策自不必说，整党、城市工作等有关政策问题一一摆在他面前。

    接下来的两个月，父亲集中分析研究在土改中的整党存在的问题。根据从晋绥到晋察冀行军中的广泛社会调查和各负责区域同志的座谈汇报，发现普遍存在较严重的“左”的倾向，有的县党员受打击面在半数以上。对此，父亲分别于5月8日和6月28日为中央起草了两个给中共晋绥分局的电报。

    5月8日的电报《完全抛开党支部是不妥当的》，指出：“在整党工作进行中，必须对党员和支部作恰当的估计和分析，才不致采取冒险的整党政策。”根据对晋察冀和晋绥党员调查看，土改前真正地、富成分并不大，约百分之六七十是贫、雇农，这几年相当一部分上升为中农，新旧中农约占百分之六十，贫雇农成分只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大部分党员是好的和可以改造好的。党的支部大体也可分三类，好的、一般的、很坏的。前两类可通过调换干部等方法改造。对很坏的一小部分“异已成分很多，领导骨干很坏，为地富直接把持或实际上完全为地主富农所操纵”的，完全应当超越它来进行土改，只吸收其中好的党员来参加，或宣布解散另行成立支部。“但这种支部的数目不大，要防止随意扩大其数目”。

    6月28日电报《正确分析党支部状况和对待犯错误的党员》，指出：在土改中对整个党的基层组织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采取自流主义的放弃领导的态度，采取抛在一边任凭群众去处理的办法，这种方针是“不妥当的，有错误的”，是对于经过十年斗争的党缺乏正确估计和分析的错误，是与错误的“贫雇农路线”不承认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把党降低到群众水平以下，不重视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有联系的。这种错误的方针必定会伤害广大党员和一批干部情绪，增加以后整党的困难。对此，必须在适当时机用自我批评的态度加以适当指出，以利团结广大党员和干部。

    在对待人的问题上，父亲一向主张要历史地全面地考察。看到他的错误，也要看到他的功绩，看现在，也看历史。不仅对一个党员如此，对一个支部组织也应当如此。他认为：整党，是巩固党的必要步骤。不整掉党内作风上的强迫命令，思想上一切脱离党的路线与政策的想法和自私自利的倾向等，任其发展，我们党就会有完全脱离群众的危险。那种认为“整党是多余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党内思想作风与成分不纯，自私自利，不能正确执行政策等现象的产生，不能只由基层组织来负责，主要应由高级领导机关来负责。因为农民党员在分散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在旧社会统治阶级恶劣作风遗留很多的情况下，他们掌握权力以后，很容易并必然要产生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自私自利等。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未重视这一点，“疏于教育与防范”。同时，分配下级任务时，常常不按实际可能条件，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更促成下面的强迫命令等。因此，由于领导机关存在这些缺点，就不能过严地责备下面的党员和干部。而必须着重于领导机关首先要努力纠正、补救本身领导上的这些缺点，才能保暲以后党内思想、作风与成分的纯洁性。所以，对过去犯错误不十分严重的党员和干部，只要他们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又向群众作了自我批评的，一般就不要去处罚他们，特别不要过重地处罚他们。要向群众作适当必要的解释，在群众面前适当地保护他们。对罪行太大，判罪才能平民愤者，给其应有的党内及行政上的处分，交法庭判罪那也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持我们党和民主政府所必需的严肃性。

    电报强调，整党中首先各级领导机关应该发扬民主，有正确的自我批评，不惧怕和正确地对待人家的批评，正确地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达到原则上分清是非。因为运动中有些具体政策上面缺乏及时明确的规定，如怎样划分阶级，对地主的工商业如何处理，很长时间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本身是错的，下面就容易犯错误。因此有些党员和干部有意见、有牢骚，“要创造机会让一切对党有意见的同志充分发表他们的意见。”对党员干部正确的批评和意见必须接受采纳，对领导机关或其人员正确的批评指责必须倾听和反省，对其错误的意见也必须指出和批评。“让一切有意见的同志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弄清是非之后，反而更利于党内的团结。”

    上述两封电报，我以为与父亲《土改中的几个问题》堪称姊妹篇，为我党解决土地问题和为迎接全国执政而解决党的自身建设两个关键问题提供了高屋建瓴的指导和具体可操作的原则与方法。

    5月27日，毛泽东在决定暂不赴苏后，从阜平城南庄移至西柏坡，与父亲和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其他领导会合。从这时起，为便于研究形势和处理各种重大政策性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实行集体办公。父亲更集中于对各解放区土改、整党工作和党员数量及党员队伍状况的研究分析。同时专门听取关于北平等地学生运动情况汇报，听取关于皖南、浙东、闽浙赣、华南和琼崖等地区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发展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国共双方军事力量消长的情况汇报等等。7月中旬，周恩来特函告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廖鲁言，除中央领导交办的文件材料外，“凡是有关政策的传观材料，望先送弼时同志审阅”。是月底，由于李维汉将去石家庄工作，城市工作部也暂由父亲主管。

    这时，我们全家都和爸爸住在一起了，虽然我和大妹远征仍是寒暑假才能回来小住，但总算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家了。然而，父亲却没有寒暑假，没有星期天，仍旧整天忙于开会、听汇报等等。华北的盛夏入伏后暑热蒸人，格外气闷，这使患高血压的父亲很难过。我只记得，闷热得不行时，父亲就把帆布椅拿到了我家附近郭苏河边的小树林中，在树荫下处理公文、阅读材料，研究问题。遵医嘱，此时的他早已烟酒全戒，连带跟的鞋也不敢穿，唯恐磕绊发生意外。但是，他的病情仍在加重，却又没有时间多卧床休息。他曾对给他看病的苏联大夫说：“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现在全国胜利就在眼前，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嘛！”

    是啊！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人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期的1948年秋，父亲更不可能躺下了。

    自8月27日至9月7日，父亲连续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为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准备。9月8日至13日，父亲出席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近三年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7位政治局委员外，还有14位中委和候补中委，以及10名重要的工作人员。

    会上，毛泽东作报告，讲了八个问题，其中第二点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方针问题是会议讨论的重点。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会议讨论气氛活跃而热烈，毛泽东经常在大家发言的关键地方插话。

    父亲主持9月10日的会议，并于13日下午就战略方针与任务作了关于战争问题、纪律性问题、民主问题、党组织的发展与整顿问题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两年来人民解放战争的成绩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如不犯大错，则五年左右胜利大概无问题”。“所谓不犯大错，意即毛泽东同志提出之军队向前进及生产长一寸，如向后退和落一寸，则成大问题”。他说：

    现在战争进入第三年，是争取五年战争胜利中过关的一年，其根据是，如今年再歼敌一百旅，则蒋军将降至三百一十余万，而我们将由现在之二百八十万增加到三百万以上(毛泽东：第三年我们增加部队主要靠地方武装之增加，再加上夺取敌五六百门大炮)，则我们军队在数上、质上都超过国民党，就已经翻过山头了。那时即使美帝增兵，也不过是某些大城市我不能即时占领而已。

    从解放区之人力物力财力说，也必须如此前进不可，现在我们老解放区人民的经济负担已很重，再加上劳役负担，则人民的负担更大，特别是平川大道上。据财经研究者谈，负担最好的不超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间接负担外)，否则生产长一寸就很成问题。故急需军队向前进，把这批负担加在敌人身上，即夺下群众向敌人缴纳之负担。

    至于加强纪律性问题，父亲认为：“我们从农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而且越前进越胜利，则这些问题，这种坏倾向越可滋长。”而加强纪律性必须有一定量的干部和制度作条件和保暲。他说：

    加强纪律性有两个条件，第一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干部掌握了马列，即能保暲政策统一的执行。许多问题早就决定了，六大决议就讲了，但没有解决好。如每个县委能有一个掌握住政策(毛泽东：故须三千个干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必读那五本马列著作，不能以忙来解释，忙可以挤掉别的。

    第二个条件就是建立制度，制定法令，如逃兵处理条例、人民法庭条例等等……我们要有大法，还要有小法，大法管小法，还可由老百姓议订若干公约，但要有统一的法。军队、机关中也必须有制度，制度定下必须遵守。

    关于民主问题，父亲认为对于已有相对和平的华北解放区“党内党外均应强调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召开代表会、选举等，是发扬民主的形式，实际上还是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否则，“是只有民主的形式而无民主的实质。”父亲指出“党内压制民主的现象还是有的，这是由中国党的条件而产生的，以军队之管理办法用到党内来”。因此他特别强调，“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话：与党外人士合作，对于整掉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民主、贪污现象等有极大好处。

    在发展党员问题上，父亲强调今后要着重在工业无产阶级方面。

    这一阵，从预备会到正式会议结束，整整18天，过度的劳累，使父亲的健康又出现了一次大滑坡。10月16日父亲在给我的信中说道：“我的身体最近又不甚好，因为开了一个时期的会，引起了血压又高涨，现正由医生检查，可能要休息一个时期。”接到信，非常担心，可我却不敢回去看看父亲，那会被他大骂一顿的。我只好连夜给他写信，提醒父亲一定要注意休息，信中我自然又诉说了对他的惦念，尽管我明明知道我的提醒很难奏效，没有组织的强迫，父亲绝不会放弃工作的。

    不久，听说周恩来亲自召集医生们讨论了爸爸的病情，一致主张让父亲休息一段，我才稍稍安下心。可我知道，父亲是不会真正老老实实休息的。

    这时，人民解放战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将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和西北战场上发动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引向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中在毛泽东住处集体办公常常是通宵达旦。三大战役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辽沈战役，在9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前一天发动，11月2日结束，历时52天，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东北全境解放；
    淮海战役，11月6日发动，历时66天，至1949年1月14日结束，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江北广大地区；
    平津战役，11月29日发动，历时64天，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计52万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我党的工作重心迅速地从打倒旧政权向建立新国家转移。潜心研究党的各项政策的父亲清醒地意识到越是胜利，越要注意党的政策，涉及各个领域里的政策。

    12月11日，父亲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处理矿产与城市房地产政策问题给中原局的指示》，指出：对这些产业的处理“应视这些企业原属何人所有而定。如矿产原属国营或真是官僚资本所有，则应接收或没收为人民政府所有；如属私人资本所经营或其中包含有私人股份者，则应留给私人经营和承认私人股份为有利；并要督促他们继续营业，适当地改善工人待遇。其中规模较大，将来应收为国有者，待以后再行处理”；对城市中的房地产，“目前除公地及官僚资本与被法庭判决之战犯的地产房屋应予接收及没收，由市政府管理外，其他私人地产房产均不应没收，应承认其所有权，由市政府征收一定之地产税及房产税”。同时，《指示》中明确“中央决定不要将很多国有财产划为党产，将来党的经费另想办法解决”。

    1月22日，父亲又就解放军军管会关于反动组织人员登记规定的范围等政策问题致函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他认为关于反动组织人员登记问题，“还有加以分别而慎重处理的必要，”“处理不妥，是可以引起混乱而脱离群众的。”父亲指出，对于特务系统人员及国民党下层党部和三青团的委员，“是必须强制他们登记的”。而“普通的国民党和三青团员似不必规定每人都必须登记”。因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学生及一般公教人员，过去有不少是被迫加入或是为着饭碗而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父亲认为“在今天胜利发展形势下，那些普通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我们宣布解散国民党、三青团等反革命组织，不准再有活动，如果继续活动则严加处分之后，以及在我们手里有了他们的名单，我们有充分可能去分别查究之后，是没有多大可怕的地方。如发现他们中继续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可以另行严加处理。这或者比强迫他们都要登记会好一些。”

    父亲的意见得到书记处的重视，1月27日中共中央即发出《关于对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处理办法的决定》，规定：“一切反动党派、团体和各级委员会(从最下层的区分部起)的每一个委员及特务组织的每一个特务工作人员向市政府或军事管制委员会所指定之专管机关(或公安局)进行登记”，其“普通党员和团员，则均免于履行登记手续”。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天的西柏坡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派前来了解中国革命形势。

    从2月1日至3日米高扬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处书记正式会谈三整天。主要是毛泽东一人讲，周恩来和父亲偶尔插几句作些解释。

    4日上午，父亲专门来到米高扬的住处对他进行了访问。据负责翻译的师哲回忆，两人寒暄之后，谈了几个实质性的问题。交换了关于战争时期党对群众的号召、发动、组织等工作安排方面的经验教训，重点谈了工、青、妇方面的工作。他们谈到战后如何恢复和发展生产问题，谈到在恢复生产中我们可能需要的某些设备，并可能从苏方得到哪些帮助等。以及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革命的进展与转变等问题。父亲最后说，中国解放战争胜利后将逐渐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现在就是为朝这个方向发展而做准备、铺平道路。

    当日下午，苏联客人休息散步时，米高扬对师哲说，任弼时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觉得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这说明，你们党的领导是坚强的，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的第一个保证。

    2月7日凌晨，父亲和朱德两人亲自陪同米高扬到石家庄，顺便乘车观览了市容后，送苏联客人登机返国。

    一月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决定和通过各项大政方针，为建立新中国做好直接准备工作。

    3月5日至13日，亲在西柏坡出席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转入城市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五大书记组成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全会由毛泽东作重要报告和总结发言。会议就毛泽东的报告进行热烈的讨论。明确在全国胜利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研究和规定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13日，父亲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对我党在步入城市进行全面执政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行深人思考与构想。

    父亲在发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毛泽东宣布我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提出了一个带历史性的问题”，“没有城市或不能把城市搞好，我们是不可能获得最后胜利的。”他说：“以城市为重心，基本意思就是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并组织贸易，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如市政建设、民众运动、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都应服从于工业的发展。”

    他强调：“工业化，这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质的问题。”“城市工作应以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为中心，这是我们一进城就应明确的方针。”他从三个意义上阐明工业化之必须：

    首先从“完全的独立自主”意义上说，“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这已经没有问题，但是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就是说，除中国资源上所没有的以外，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解决。要有强大的机器制造业，还要有军事制造业，能够制造飞机、坦克、舰艇等等。这才在国防上也独立自主了。”

    第二，从“转到社会主义”的条件上说，“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过去‘左’倾错误也在此”。转人社会主义时，工业的比重大致说“总不能少于百分之三十”。

    第三，从“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上讲，“工农联盟，现在和过去主要是表现在给农民以土地，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农民，来实现联盟。今后农业要发展，农民生活要提高，就是要供给以便宜的工业品；同时，农民以自己的产品供给城市，使工业发展，工人生活改善，这样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工业发展还要向农业提供农业机械，以提高农业技术；农业亦要向工业提供日益增加的大量的粮食和原料，提供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等等。“我们必须认识这种互相促进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同时，父亲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要责成一切还留在乡村中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以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畜牧业、林业等)为自己的中心工作，而且要使他们认识提高农业生产也就是为着工业的发展，没有这种认识是可以造成错误的。”

    接着，父亲讲到解决发展工业的资金来源问题，他主张：第一靠工业利润；第二靠农业增产；第三靠税收；第四举办内外债；第五提倡节约。对于举办内外债，父亲特强调，“我们不能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这上面。我们外债不会很多，内债可以适当时期举办”上述五个来源中，“最基本的是依靠工人和农民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只有如此，才能增加贸易利润和税收，为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

    最后，父亲重点谈到工作重心转移中党的建设方针也应有所转变，“要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重点，在工人劳动群众中积极发展党员”。他分析了农民党员的特点，指出靠农民党员建设工业是困难的，“必须吸收大量工人党员，现在我们有了城市和产业工人，我们应该在工人中建立党的基础”，否则“不能与工人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就谈不上真正依靠工人阶级”。因而“城市党的发展对象，主要应是产业工人，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店员和学生”。同时，他十分强调“党内教育是很重要的”，“必须建立起经常的组织生活”，各地尚习惯的一揽子会的方式应加改变。党支部和党小组除过组织生活进行教育外，还应经常检查党员的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这对于改善党与群众联系是很重要的”。他郑重指出，“现在，我们要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将来更可能发展。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

    父亲的发言，多处得到毛泽东的补充与赞同。那时候，这一代人都在为历史赋予他们的新课题而满怀信心地准备迎战。然而，健康未能假父亲以岁月去实践他的雄心壮志了。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十天，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下，离开他们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前往北平。此时，父亲血压已高至220不下，这段行程父亲大多是躺在中型吉普车中完成的。同志们为我父亲放平车座，垫好被褥。为防止意外，傅连暲派医生随行。24日下午到达河北涿县。当晚，叶剑英和滕代远带专列从北平赶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入城安排。傅连暲考虑到父亲健康状况，恐难以承受过于热烈的场面，建议不参加北平人民组织的欢迎大会和阅兵式。但中央考虑到政治影响，最后还是决定参加，只是特派一名医生于左右。

    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站，他们是乘火车行进的。3月25日凌晨，列车载着中央五大书记离开涿县车站向北平进发。天亮时分抵达清华园，转乘汽车前往颐和园稍事休息，准备下午会见群众代表和举行阅兵式。

    阅兵式是在西苑机场举行的。下午5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在北平的各界人民代表和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1000多人见面，然后分别登上检阅车，检阅由第四野战军的三个步兵团、一个摩托化团、两个炮兵团、一个坦克营及英模功臣代表连以上干部组成的受阅部队。暮色渐起，只见50门六○炮陆续发出500发照明弹，照亮天宇，战士们昂首挺立向领袖们敬礼，父亲一行无限欢欣，含笑还礼。伴着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伴着人们发自肺腑的欢呼声，阅兵式结束。

    当晚，父亲与毛泽东一行乘车前往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第一个居住与办公的地方——香山。毛泽东住在香山寺下的双清别墅，父亲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住在香山寺北侧的来青轩。

    进城以后，父亲的病势仍未见缓。但他还是抱病参加了3月27日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及林伯渠、董必武等接见并宴请四野在北平的师以上干部，欢送他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这一时期，父亲着力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各种准备指导工作。他亲自起草了1.2万字的大会政治报告，并送毛泽东阅看。为什么由父亲亲自起草团代会的政治报告呢?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父亲于1946年5月听取山东青年工作代表团关于解放区青年工作汇报后发出倡议重建的。

    抗战时期，为广泛团结各阶层青年共同抗日，党中央决定，以青救会为青年组织的总形式。胜利后，青救会组织完成了历史使命，需要以新的组织形式将青年团结起来。

    父亲倡议后，指导中央青委对此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讨论，并于是年8月26日和9月13日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座谈会和中共中央座谈会，讨论了建立青年团的问题。两次座谈会上，父亲都作了重要发言，强调了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性质和任务，提出了建团的办法和步骤，确立了党与团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原则，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设计了一个蓝图。不久建团工作即按父亲发言提出的原则展开。1946年11月5日，父亲为中央主持起草《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指示各地党委试办青年团。1947年9月22日，在转战陕北的征途中，父亲收到刘少奇、朱德、冯文彬关于全国解放区青年工作会议的情况及建议在全国解放区范围内正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电报。10月2日，父亲代中央起草复电：“同意关于建团提议及布置。”但因战争环境制约，父亲酝酿已久的建团计划直到西柏坡时才开始实施。

    在父亲的领导下，中央青委以《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中所提出的原则为依据，拟写了团章并由父亲最后审阅定稿。为筹建青年团培训大批干部，父亲指示中央青委在华北党校，设立青年工作干训班；1948年秋，青年班从华北党校分出，正式建立了中央团校。在父亲的倡议与关怀下，《中国青年》在平山嘉峪村复刊。刊物的出版方针、编辑计划及第一期的全部稿件，父亲都亲自审阅，就是对小文章、短讯等都不放过，都是提到政治原则高度来审查的。《中国青年》终于在1948年12月复刊。

    在全国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的通知》。2月18日，中央成立了由57人组成的全国青年团筹备委员会，父亲亲自担任筹委会主任。

    1949年4月11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隆重召开，标志着中国青年运动历史和共青团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340多名全国各条战线19万青年团员代表，欢聚一堂。次日，父亲代表中共中央抱病向大会作政治报告。

    他说，目前局势的特点，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已经基本上为人民力量打垮，不管用和平方式还是战争方式，都无须很长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在全国取得胜利。今后的任务是要用更大的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以巩固新中国的独立与统一。他指出：

    要知道建设比破坏要艰难多少倍。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只会破坏旧的，而不会建设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设起新的，确实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比以前在旧社会里要过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会由不满而反对它的，而它终于要走向失败。因此，要认识在全国获得胜利之后，还必须以同过去一样的努力，保持那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要准备节省每一个铜板去为新社会经济的建设而积累一分力量。

    从青年时代就从事青年工作的父亲，深知青年人热忱有朝气，容易吸收新的思想和作风，把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再经过这些积极分子去教育、组织和团结广大的中间分子，并提高一部分较为落后的分子，使他们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参加解放军和支援战争，参加工业、农业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会大大地增加我们的力量。因此，在报告中父亲提出，“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要领导并鼓舞全体青年团员及广大青年，在各种不同的实际工作中进行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步，以便能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培养出千千万万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坚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的优秀的革命后备军，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各种工作岗位去，推动革命事业前进，建设起确实比旧社会不知道要好多少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且准备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

    报告中，父亲充分肯定了青年团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提醒青年团警惕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先锋主义的第二党及闹独立性的错误偏向。“同时，应当把青年带头当先锋与‘先锋主义’加以区别。带头作用，打先锋，不仅是可以的，而且要去提倡。”父亲强调，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过去三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最好的领导者和保护者。”保证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包含两个意义：一方面团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团员，必须明确地深刻地认识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绝对必要性，坚决执行和服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策决议，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作风，保证全体团员及广大青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完全信任，另一方面，各级党委，不放弃或放松对青年运动的领导职责，把青年工作放在一个应有的适当位置上，给以必要的关心和帮助。“加强对青年团领导时，又应当注意尊重青年团在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不要在组织上事事去干涉青年团”。

    父亲的报告,不仅深刻地总结了我国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透彻地阐明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绝对必要性，更明确地提出了今后青年运动方向和青年团的基本任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以此政治报告作为今后全团工作的总的指导方针。

    然而，至今许多与会的老同志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报告，父亲只讲了一半，虚弱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在同志们几经劝说下,后一部分由荣高棠替他宣读。就这样,他仍自始至终和同志们一样坚持坐在那里,接连听完冯文彬在大会上作团的工作任务报告。

    4月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一致推举父亲为团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同日，经心脏专家与眼科专家会诊，确认父亲病情严重，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让他休息养病。从此，全家随父亲搬到玉泉山休养所。傅连暲特派黄树则医生为父亲主治，并专派刘佳武医生特护。

    休养中，父亲仍坚持读书、看报、听广播，但很少参加大型活动了。5月8日，出现昏迷症状，经医生诊断，脑部血管已有器质性病变，眼底亦有小出血点。父亲的健康在继续下滑。

    10月1日，多么振奋的一天啊，首都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父亲从16岁起即为之奋斗了30年的事业有了如此辉煌的成功，怎能不令人欣喜若狂！然而，无情的疾病却残酷地将父亲按在收音机旁，借电波享受这一辉煌。我听他对母亲连连说道：“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啊！”从他的神态中读懂了父亲那一份深沉、那一份感慨；我从他坐立不住地等待远征参加大典归来的举止中，体会到父亲被病魔纠缠的无奈，更看到父亲对胜利到来的喜悦和激动！

    那一刻，我为父亲未能亲身出席开国大典感到遗憾！

    那一刻，我更从心底里为父亲感到骄傲！父亲的的确确为“造成大福家事业”贡献了他的一切！这一年，父亲才刚刚45岁！

    是月底，父亲经苏联克里姆林宫医院内科主任瓦西林科等详细检查诊断，建议他去莫斯科休养治疗。诊断表明，此时父亲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显著硬化症，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脏初期硬化、肝脏肥大，并有轻度糖尿病，且病情在严重发展。11月下旬，中央决定父亲去苏联就医。

    1949年12月上旬父亲抵达莫斯科。先后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和巴拉维赫疗养院等处医治、疗养近半年，病情有所好转。1950年5月28日，父亲返回国内。

    父亲回国后不足一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父亲又抱病出席了部分会议，6月26日，朝鲜内战爆发次日，父亲致信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要求恢复部分工作。2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自此，断断续续近一年未能好好工作的父亲，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他负责的工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