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泸顺起义是北伐战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实际由中共独立领导的一场起义，这场起义泸顺起义表现了中共党人善于分析具体形势，争取可能的力量的支持；注重创建军事和政治教育学校，培养军政人才；广泛开展政治教育，重视宣传工作；共产党员艰苦工作、不怕吃苦的先锋模范作用。这场起义虽然失败，但是达到了策应北伐的目的，提高了中共的威信，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优势。

    [关键词]泸顺起义 中共 领导 特点  优势

    引言：

    2016年泸顺起义发生90周年，虽然泸顺起义遭到了蒋介石及其手下军阀等反革命势力围攻下失败了，但其历史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学界关于泸（泸州）顺（顺庆）起义的研究已经非常细致，其中相关的专著有陈石平的《泸州顺庆起义》、匡珊吉等人的《顺泸起义》、王斌的《四川现代史》、杨光彦等的《四川军阀史》、曾宪林等人的《北伐战争史》，这些专著或是对泸顺起义的详细叙述，或者是辟有专节研究；还有专门的资料汇编，如中共四川省党委工作委员会主编的《泸顺起义》、中共泸州市党委工作委员会主编的《泸州起义》上载有重要且珍贵的决议报告、函电、报刊资料、回忆录等。

    这些作品和资料主要是还原泸顺起义历史的真相，叙述泸顺起义的过程及其影响，本文主要是从泸顺起义去论述中共领导的特点和优势，认识问题的角度与之前有所不同，但是因为鄙人才疏学浅，可能在研究上有所欠缺，还望各位专家学者多多包涵，批评指正。

    关于“泸顺起义”这一名称指的是泸州和顺庆两个地方的起义，是并列的关系，只是时间先后的区别，加上泸州起义早于顺庆起义，所以在本文中，还是称这一历史事件为泸顺起义。

    一、泸顺起义概况

    （一）泸顺起义的背景

    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因为物产丰富，人口较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泸顺起义前夕的四川，是由若干大小军阀分裂割据着，他们中的大者据有数十县，小者据有数县。他们在所割据的区域内，自委官吏，自征赋税，拥有封建君主般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割据一方，战乱连年，他们经常进行争夺地盘的混战，并在各自的“防区”内，拥兵称王，横征暴敛，为所欲为，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虽然内部矛盾重重，但都是挂着“五色旗”的北洋军阀的附庸，反革命阵线的组成部分。因为北伐军一路战胜，加上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们只好表明不动声色，假装中立，甚至表示向国民政府“输诚”；另一边又暗中与吴佩孚等勾搭。军阀间的派别成见甚深，你争我夺，是革命军的一个大患。

    1926年9月，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背景下，北伐战争胜利推进到武汉。这时，北伐军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倘若继续北上，东有以孙传芳为首的军阀拥兵20万，西有军阀吴佩孚的部署杨森部2万扼守万县沿长江一带，左右两翼对北伐军不利。因此分化瓦解四川军阀势力，对于促进北伐战争沿长江流域顺利发展，保卫新兴的武汉政权，将起重要作用。

    这时的国民党分裂为左、右两派，四川也一样。当时设在重庆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就发生了两个组织：一个是在国共合作基础上的由中国共产党员杨闇公领导的，革命的省党部，设在莲花池党部，一般称为“莲花池党部”；一个是西山会议派石青阳所领导的，实际上代表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省党部，设在总土地，一般称“总土地省党部”。在共产党的杨闇公等人的支持之下，吴玉章采取坚决的态度，排除国民党右派分子的阻挠和破坏，在四川国共合作的语境中，始终保持了共产党的强势的话语权。在莲花池党部成立以来，吴玉章、杨闇公等同志，即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积极开展运动，工人阶级经过斗争争取到了一系列的权力，自发建立了工会；中共重庆地委派出同志，领导农民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抗捐抗税的武装斗争；此外，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军事运动都有极大的发展。这些斗争在四川汇成了汹涌澎湃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怒潮。

    总之，当时泸顺起义前夕四川的情况是：四川的反革命势力强大，军阀混战，右派势力很猖獗，阶级斗争频繁且复杂；而另一方面，在中共的领导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发展迅速。

    （二）泸顺起义的准备

    四川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良好的革命基础，加上是全国军队最多的省份，以及中共地委对川军的策反工作已具有初步的基础，可以看出，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和四川重要的战略地位，党对四川的关注并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四川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的好坏与全国形式的发展紧密联系着的。鉴于此，国共两党中央对四川均很重视。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为了配合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加强了在四川的工作，力图争取其中一部分军队投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以增强革命的力量，减轻北伐的阻力。军委会在分析了当时的局势之后，决定要采取“前面抵，后面拉[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页156.]”的方法，策略是“对四川军阀一方面做工作，使之有利北伐进军；一方面，培养自己实力”。具体来说就是，“策动倾向革命的川军起义，顶住四川军阀出川支持吴佩孚；同时利用军阀间的矛盾，使他们互相牵制、互相拖住，从而配合和支援北伐战争。”[中共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页68. ]1926年9月下旬，杨闇公以省党委名义召集顺庆、泸州、合川各旅和刘湘、杨森部的甘德明、刘丹五、陈兰亭、袁品文、秦汉三、杜伯乾、黄慕颜等12位将领或代表举行了军事会议，商讨北伐事宜。会后又专门开了计划起义的部队旅长会议。

    11月中旬，杨闇公、刘伯承、朱德等在重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四川各派军阀的动向，部署了工作，决定以顺庆为根据地，发动驻川的邓锡候所属江防军黄慕颜、顺庆的赖心辉部的秦汉三、杜伯乾首先起义，泸州赖部袁品文、陈兰亭、皮光泽随即率军响应，并移师顺庆，预计事成之后，创建共产党人实际领导的革命武装，以刘伯承为军长。再根据情况，或进军川陕边境，策应武汉；或北进西安，与西北国民革命军会合。

    （三）泸顺起义的过程及影响

    驻防泸州的赖心辉部第四混成旅旅长袁品文与第十混成旅旅长陈兰亭的动向被赖心辉发现，赖心辉以袁品文、陈兰亭另有图谋，决定分而治之，于是派心腹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甫章对其进行监视并伺机消灭。这样袁品文、陈兰亭处境危险，不得不提前发难。袁品文于12月1日，以“借本旅所办教导队毕业为名”邀请李甫章参加，届时扣押了李甫章等人，宣布起义，发动巷战，占领泸州。[《赖心辉军队在泸哗变》,《申报》,1926年12月27日.]然后袁品文与陈兰亭宣布脱离赖心辉，并受国民政府委任，解除了李甫章的全旅武装，接管泸州税收，给军阀赖心辉以致命打击。泸州起义获得初步胜利。

    顺庆起义，原计划在12月5日进行，但因为计划被时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发现，决定将秦汉三和杜伯乾取缔。秦汉三和杜伯乾发现之后，于当日午后倒戈，经一夜巷战，4日清晨驱逐何光烈，控制了顺庆，顺庆起义也首战告捷。重庆地委得知消息，当即派刘伯承于5日赶赴合川，按计划率黄慕颜部前往顺庆，支持顺庆起义军，10日，顺庆、合川起义军在顺庆果山公园集会，刘伯承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一职。

    泸州、顺庆、合川起义的胜利，让四川军阀感到很恐慌，邓锡候、赖心辉立即组织军队，镇压起义，首先围攻顺庆。刘伯承根据当时情况，提出放弃顺庆，移师绥定，入陕作战的计划，但是秦汉三、杜伯乾因有家眷在城，力主坚守。加上杨闇公来信说，已经言令泸州部队向顺庆集结，于是刘伯承改变方案，集中兵力与敌兵抗争，争取时间，等待泸州起义军的到来。

    然而这是泸州起义军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泸州方面的长官舍不得泸州的盐款，舍不得出发。陈兰亭、皮光泽投机的革命性质，日益暴露，忙于争取利益，根本不去理会北去顺庆会合的命令；加上军阀赖心辉等从中挑拨离间，坑蒙拐骗，策反了陈兰亭、皮光泽以反对袁品文。这样，虽然袁品文表示愿意听从指挥，向顺庆进军，但是也无能为力。这样，致使本来就势单力薄的顺庆起义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与敌军激战三天后，被迫撤退到四川东部的开江。

    刘伯承在紧急时刻来到泸州，整顿了泸州，泸州形势的发展，引起了敌人的仇恨，于是刘湘纠集赖心辉、刘文辉和贵州周西成等军阀组织川黔联军，以赖心辉为总指挥，分路向泸州进攻，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赖心辉等频繁施展政治诱降手段，陈兰亭、皮光泽等人开始动摇转向叛变。敌军于5月21日发动总攻，陈、袁、皮三部于5月23日夜晚车里泸州，被贵州军阀周西成和四川军阀杨森分割收编。

    泸顺起义从1926年12月1日到1927年5月16日，时间长达167天，因寡不敌众最终失败。它虽然失败了，但它“惊破了武人之梦，唤醒了群众的觉悟，影响了时局，关系甚巨”[ 《向时俊致顺泸革命军电》,原载《新蜀报》,1927年1月23日第3版.]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起义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推动了四川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有力的瓦解了北洋军阀在四川的势力，迫使刘湘、杨森等军阀不敢轻易东出四川，策应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对拱卫武汉政府的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除北伐主战场外，国内支援、配合北伐战争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为推翻北方的封建军阀势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尝试，是我党策划和领导军事暴动的最早的尝试，“爆发在南昌起义之前，可以说是南昌起义的铺垫。而南昌起义，则是泸顺起义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陈石平:《泸州顺庆起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页3.]因此它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中共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数月后爆发的八一南昌起义准备了军事人才，也为中共从事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

    二、中共领导的特点及优势

    （一）善于分析具体形势，争取可能的力量的支持

    吴玉章同志起初选择驻顺庆的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作为争取的对象，何光烈原是川军第一军熊克武（拥护孙中山的国民党人）的部下，与吴玉章相识，吴玉章未能使何光烈思想有所改变，所以便利用就关系，天天到士兵中去讲演，宣传革命道理。由于四川军阀头目大多阴险狡猾，对于革命有着较大的投机性质，要他们完全对革命输诚很不容易，也不太可能。因此，中共重庆地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具体分析了当时四川军阀的情况，把军运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争取川军中层将领方面。

    通过中共的努力，何光烈部下的两个旅长秦汉三、杜伯乾在吴玉章的教导下，同情革命，靠近了党，表示愿意加入革命的队伍中来，通过对中层将领的政治教育工作，使得泸顺起义得以开展。再通过刘伯承在军中的威望和旧关系，派泸州的袁品文和合川的黄慕颜政治教育工作以争取他们，得到他们的支持。

    又如朱德与四川军阀杨森曾经在云南护国军事运动中共过事，鉴于杨森驻守的万县川东门户，与刘湘并称“川中两强”，势力强大，于是党派朱德回川到杨森部工作,对后来促使杨森通电加入国民革命军起了重要作用。

    这是中共领导的特点及优势之一——善于分析具体形势，争取可能的力量的支持，在泸顺起义中就是争取川军中层将领的支持。

    （二）注重创建军事和政治教育学校，培养军政人才

    “我入党之后，闇公同志便叫我回川，马上办一个学校，培训干部，加强部队。”[ 黄慕颜:《回忆顺庆起义》,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页171.]黄慕颜回到合川之后，着手办了一个学生队，即开办军政训练班，培养一部分骨干官兵。学校注重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每周由教官轮流讲课，讲国际史、讲中革命、讲《总理遗嘱》等。“原来计划等学生队毕业后，派回部队再把部队训练一段时间，这样就能建成一只革命队伍了。”[ 黄慕颜,《回忆顺庆起义》,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页172.]在杨森的20军，党创办军事政治学校，发展共产党员，组建党组织部，部队呈现出新的景象。[ 张继禄、周锐京:《朱德与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页115.]

    作为一位军事家，刘伯承一贯主张“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泸顺起义期间，为了整顿陷入混乱状态的泸州，刘伯承采取了很多措施，做了很多努力。为了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培训基层官佐和革命骨干，刘伯承在泸州创办了“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他亲自任校长，调集各部队中下级军官和有志青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选用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教员。收学员约四五百人，编为5个大队。

    从1月30日颁发的《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计划大纲》，可见该校的基本情况。经过一系列的措施，很快将起义部队整顿就绪，军心稳定。

    这是中共领导的又一特点及优势——注重创建军事和政治教育学校，培养军政人才，为之后的革命培养了有生力量，使中共的人才源源不断，人才济济。

    （三）、广泛开展政治教育，重视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直接向各实力派改编的国民革命军各军中派遣大批党员，担任军到连的各级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工作人员，共计四五百人；而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约有1500多人。[ 姜思毅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4年6月版,页35]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这些部队的党代表制和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也建立起来了。

    共产党人来到各军以后，加强对士兵的宣传工作，努力把党的主义(即“三民主义”)的内涵、政策传到士兵中去，使每个官兵明白要服从党的主义，在党的指导之下与中国民族的仇敌作战，以争取到士兵的支持。

    黄慕颜在《回忆顺庆起义》中写道：“我回到合川就办了一个学生队，表面上是搞军事训练，实际上更重政治教育。”[ 黄慕颜：《回忆顺庆起义》,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页171-172.]队长是莫师谟，是原来讲武堂的队长，政治教官是由党中央派来的，有四个党员，就是黄均尧、廖宗泽、张嘉明、曾净吾，一个黄埔生向鉴荣。这都充分证明，中共对与政治教育的重视。

    刘伯承在整顿泸州过程中，整顿部队，严肃军纪，提高士兵政治、军事素质是首要任务，具体过程中，他首先统一指挥起义部队，其次就是整编部队，整编就绪之后，为了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注意开展政治教育。在泸州起义后不久，鉴于泸州起义军的特殊情况，中共重庆地委就曾以莲花池党部的名义，先后派来了张际春、秦少括、彭定述、李文学、王映秋、颜努西等一批政工人员。刘伯承到泸州之后，又陆续调来了二三十名政工人员开展工作。总指挥给各司令部派一名政治部主任或党代表，各团委派一名政治指导员。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负责向官兵宣传革命思想、解说时事新闻、组织官兵阅读进步书刊。刘伯承总指挥对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的政治工作非常关心，除了政治部进行外，自己也格外注意。这都是中国共产党注意政治教育工作的表现。

    刘伯承时人在泸州创办的学校中，中共党员黄埔三期乔茂材北伐到武汉受吴玉章派遣协助刘伯承起义，时任泸纳军官学校教官，宣传科科长。国民革命军第五路二团团长许剑霜任泸纳联合军官学校教员，带头实施团指导员工作等新制，并在军粮困难时带头实施一干一稀两顿节约粮食接济居民，发现起义军里皮光泽，陈兰亭逮捕迫害刘伯承意图，与韩伯诚一到保护刘伯承脱离危险。时陈毅受党派遣任团指导员。可见党中央向泸州派遣的宣传思想的人数之多，以及对泸州派来的许剑霜、乔茂材等重要人才，这表明了中共宣传思想的重视。

    广泛的宣传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加上起义军比较关心人民的利益，所以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如在起义军撤退时都得到了人民的掩护。

    这是中共领导的又一特点及优势——广泛开展政治教育，从思想上对士兵进行政治改造，达到为党战斗，为人民战斗的目的。

    （四）、共产党员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发挥艰苦工作、不怕吃苦的先锋模范作用

    因为当时在云南的时候，朱德救过杨森这一旧关系，于是党决定朱德同志到万县去任杨森的政治部部长，策反杨森，结果当时军阀都是两面三刀、口是心非的，朱德处境非常危险，但是仍然留在杨森手下工作，深入虎穴。

    在12月3日，刘伯承与黄慕颜启程去往顺庆的路上，“路上黄慕颜坐轿子，我要伯承也坐轿子，他坚持不坐，始终和部队一道步行。”[ 黄慕颜：《回忆顺庆起义》,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页173]黄慕颜在回忆顺庆起义时说：“有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农民宿营，卫士给我铺了一张床，我去找人叫总指挥来谁，到处都不见人，最后才发现伯承同志睡在灶房的柴火堆上。”[ 黄慕颜：《回忆顺庆起义》,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页174]这是刘伯承同志作为总指挥的模范作用，他接着又说：“行军不坐轿，宿营不睡床，伯承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给我深刻的教育。”[ 黄慕颜：《回忆顺庆起义》,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页174.]这就是先锋模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