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参加天津市延安精神研究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座谈会并作发言。

    在2006年在天津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举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座谈会》上，市人大刘胜玉主任说了一句让我思考良久的话，他说：“红军长征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胜利。”的确，如果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不是凭着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坚定信念和高于天的革命理想，很难想象那样一支疲惫不堪的军队是怎样抢渡大渡河、飞夺庐定桥、突破乌江天险，爬雪山、过草地，夺占腊子口，然后一步步排除千难万险走到今天的。应该讲，七十年前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近代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红军长征开始时是30万人，而最后到达陕北时仅剩不足3万人。而且后来有人做过一个数字统计，这支红军队伍当时的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也就是说，许多红军战士在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时候就为了理想和信念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原军委装甲兵政委李中权将军在电台接受采访时，几乎是哭着讲了他一家7.8口人参加红军并且先后在长征路上牺牲的事情，非常感人。（最近根据他的故事排了个电影叫《母亲河》，母亲是由倪平扮演的。）而我的父亲长征时是红二方面军军部译电员兼首长的警卫员，他1931年参加红军时刚15岁，1934年参加长征时也只有18岁，在长征的路上，他被国民党飞机的炸弹炸伤过，被大渡河的河水冲走过，被藏兵的藏刀砍伤过，过草地时还得过疟疾、打过摆子。要不是萧克将军把自己的马给父亲骑，父亲是很难走出草地的。长征的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由于千百万象父亲一样的革命前辈和成千成万的先烈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不怕流血牺牲，拼着性命换来的。如今，红军已经不在是一支部队的番号，长征也不在是一次战略转移，它已经变成了一种革命精神注入到我们党、我们军队和我们每个人的血脉里，成为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的时候，天津日报记者穆秀玲在采访父亲时问过父亲：“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您是靠什么走过来的？”父亲想都没想告诉她：“靠信念。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党，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不跟着共产党和红军走，穷苦人就翻不了身，就不会有希望和出路。”其实父亲的这些话就是他们那代人的理想和信念，而且这种信念不仅支撑了他们的一生，也深深的影响到了我们这一代人。2005年当90岁高龄的父亲在做完小肠切除手术后，在组织上为他过最后一个生日的餐桌上，他还是动情的说到：“感谢组织为我过这个生日，没有党和军队，就没有我个人的一切。我希望我的子女们和同志们要好好爱我们的党、好好爱我们的国家、好好爱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人民。”他还说：“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这就是我的老父亲、一个老红军、一个坚定的老布尔斯维克对这个世界的最后遗言。

    父亲在病榻弥留之际，我久久地握着老父亲的手难过地想，难道父辈的时代真得要结束了吗？他们那代人卓绝的奋斗历史真得就传承不下去了吗？我们这代人又该够做些什么工作呢？于是，我在父亲去世后的日子里，把我几十年里写的东西编撰了这么一本书，并在书中注入了我对人生意义的一些思考。其实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也不管你是哪个时代的人，首先应该很好地解决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首先要树立起一个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这样才能够走好自己的人生路，实现好自己的人生价值。否则就会出现我在一些文章中说到的当今社会一些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抽烟的一天一包还不够，不怕抽死；宴请席上挥霍公款海吃海喝，不怕吃死；偷盗的敢去剪高压线，不怕电死；开车的横冲直撞，不怕撞死；贪污的千八百万还不算完，不怕昧心钱这辈子也花不完；金库保管员明拿明枪，不怕挨枪子；医院大夫明吃明要，不怕遭报应；官场上搞权钱交易，不怕味良心。在这些人的价值取向中，没有是非，没有黑白，没有对错，甚至有些人明明知道这样做不对不应该但还是要非做不可。现实社会中，一些人变得太现实了。人与人之间只讲利益关系，信念没有了，传统不要了，情感也不讲了，整个社会似乎出了点“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还不是因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没有树立起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也就是说我们常讲的马克思那句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坍塌了，甚至连一千多年前唐朝诗人杜甫那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比天下寒士具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胸襟都没有。比宋朝时期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耶”的境界都不如。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精髓里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样一句座右铭，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能力有机会有条件为社会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时，我们就要勇敢地、积极地、努力地担承起这个责任来。如果我们没机会、没条件、没能力去为国家和社会做更多的善事的话，那我们就在“慎独”上下功夫，修炼自己的品行，做一个独善其身的“好人”。我们说一个没有理想、失去信念、不讲情感、无所谓追求的民族和个人的命运将是可悲甚至是可怕的，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对国家和社会作出什么较大贡献的，这样的民族也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我们的社会即便物质很丰富了，如果道德沦丧、情感底下，是不可能让社会在充满生机与活力中发展和前进的。我之所以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对人生价值意义的体会编辑出版了这样一本书，就是因为我深深地体会和感觉到在法律和道德管不到的地方，还有情感和良知的启发和教育在起作用。那些靠情感而不是靠法律使一些恶人从善的例子有很多很多。比如南方有个城市的电台播音员用自己炽热情感和甜美的声音规劝了许多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改恶从善。还有一个杀人犯，流窜到河南一个村庄，只因一个大娘看他样子很狼狈，主动给他盛碗水喝他就决心不在河南这地方作恶。

    概括地讲，我的这本《一个红军后代的情感路》书中主要讲了3点人生体会，

    一是做人要首先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有高尚的目标追求和正确的价值取向，在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中我们应大力提倡讲奉献的价值观；这个问题解决的好，那么不管你当官没当官，发财没发财，也不管你是明星学者专家，还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和小贩，你都会平静平常平和的生活着，默默而不是张扬的奉献着，尽自己的力量去为他人和社会服务着。

    二是在追求物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更要加强道德层面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自身修养，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尤其要加强情感教育和社会责任的教育。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很难想象他会担当起国家、集体和社会的责任来；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讲“忠孝”两字，而且当官必须先在基层考“孝廉”，再考“举人”和“秀才”。虽说忠孝很难两全，但一个不孝敬父母不讲亲情的人很难想象他会做一个爱党爱国爱民的好官。我在《读书就是追求快乐》一文中写到：“有钱的人不一定快乐，有权的人也不一定快乐，当然无钱无权的人也快乐不起来。但书读的多得人一定能够快乐起来，因为读书多的人在心智方面和情感方面都很丰富，这种人追求并获取各方面的知识营养自己的身心，使自己在精神层面上滋润起来，读书使人快乐，其实每个人的命运可能就在读书中决定了。”

    其实，我们这代人就是读着《青春之歌》、《红岩》、《战斗的青春》、《保卫延安》、《白洋淀》、《红旗谱》、《谁是最可爱的人》、《党的女儿》、《雷峰之哥》、等等一大批反映各个革命斗争时期和建设时期的文艺作品成长的。同时我们也记注了扬沫、罗广斌、杜鹏程、孙梨、梁斌、魏巍、王原坚、贺敬之、郭小川这么一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名字。在读书中，我们体会到历史的使命与责任的担承，也培养和陶冶了自己如一张白纸般的情感和品行，从而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不管做什么工作，也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够自觉得为自身立德、为社会立言、为党和人民立功。正如保尔科察金讲得那句名言：“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有一句名言说得非常好：“生命如同故事，重要的不是它有多长，而是它有多好。

    三是当下我们应该大力宣传我们党的历史、军队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和文化发展史，让祖国宝贵的历史文化为现代文明服务，让我们现代人在了解我们党的历史、军队的历史的基础上更加热爱我们的党和军队，更加自觉得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以及我们的下一代不太了解党的历史，不知道党的一大是哪年召开的？总书记是谁？纲领是什么？不了解军队的历史，不知道十大元帅十大将都是谁？不了解中华民族近代史和现代史？更不知道孙中山、黄兴、秋谨、陈天华是谁？这是非常说不过去的事情，但却是很无奈的社会现实。我们说，一个连自己国家历史都不清楚的人，很难想象他会有很强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做出多少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事情来。如果说我的这本书能够在理想、情感、传统和自律内省等方面给同志们尤其是青少年们以启发和影响的话，我将感到无比幸福和满足，因为，我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