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南海里担任警卫战士的六年多时间里，先后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各照了一张集体合影。这两次合影都是具有纪念意义的合影，给我终身留下了永久地记忆。

    主席给我们警卫战士照合影是在1969年9月23日。前一天主席南巡回京路过天津，在天津支线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午10点钟左右，主席吃过了早饭，他分别接见了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副主任郑三生、警备区政委刘政以及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及驻天津陆、海、空三军部队负责人。谈完话后，大约在下午三点多钟，主席和天津市的解学恭等人一起走下车来，先给天津市的领导人在专列前合影。

    送走了天津市的负责人以后，主席稍做休息，又下火车与专列上的司乘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在专列前分别合影留念。

    十六时左右，主席准备与我们随卫的部队在专列前合影留念。在合影前，一中队的领导考虑到这次临时抽调跟随主席外出的五中队战士与主席合影的机会少，就让一中队四区队的警卫战士从哨位上换下五中队的哨兵，让他们全部参加与主席的合影，照相时还把五中队的干部战士安排在前排。

    在警卫工作一切安排妥当后，我们参加与主席合影的警卫战士先在专列前站好队，做好合影的准备后，再请主席下车，让主席坐在我们中间已经准备好的藤椅上。主席的随行摄影记者钱嗣杰，一次次按下快门，记录下了这难忘的时刻，还利用摄像机进行了录像。

毛主席与警卫战士合影更随意一些，合影前，与警卫战士聊天 

    2007年10月中央电视台第六套播放的《走近毛泽东》的电影，采用了当时的镜头：护士刘晓燕搀扶着主席从火车上下来，走到我们集合好的队伍中间，坐在藤椅上，与我们警卫战士聊天并合影。

1969年9月23日16时在天津铁路支线毛主席与随卫部队在专列前合影留念。后数第三排左第二名为本文作者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参加合影的人员绝大部分穿军装，像主席的管理员、厨师、理发师也穿着军装（下图前左3、右1,分别为厨师韩阿福、庞恩元）。

    自从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时穿军装以后，社会上就掀起了一股穿军装热，有的人为了一套军装、一顶军帽，几乎是千方百计。那时，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炊管人员也都习惯于穿军装，他们当中有的有军籍，有的就不一定有军籍。不过有一个好处，有利于保密。不了解情况的人，很难分清哪是首长、哪是工作人员、哪是警卫战士。那时又没有军衔，主席的厨师韩阿福就像一个大首长，有时候主席的管理员顾作良还给韩师傅开玩笑：在进人民大会堂时故意一摆手，说：“首长请进。”不善言谈的韩师傅这时只是嘿嘿一笑。

    我们负责主席警卫的一中队尤其是整天围着主席转的游泳池区队，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跟主席以及中央首长合影，不仅需要主席和中央首长同意，还需要中队领导同意。所以，跟毛主席的合影非常珍贵。

    跟周总理的合影，我记得是1970年6月10日的下午。实际上，这张合影还是沾了人民大会堂118厅服务员的光，是118厅的工作人员向总理提出来照个合影，周总理历来对工作人员很体贴，尤其是对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加上这一天总理很高兴，就愉快地答应了，还提出与我们随卫主席到118厅的警卫战士一起合影。

    这天我随卫主席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和总理上午会见了埃米尔-波德讷拉希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主席每次会见外宾，一般是先在118厅会谈，谈完了再到湖南厅照合影。

    这天照完了合影，送走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以后，总理继续留在主席居住的118厅商量工作，一直到了中午还没有谈完。中队领导见主席和总理谈兴正浓，就让我们轮流去吃饭。

    我们跟主席到人民大会堂时，一般是到三楼的宴会厅吃饭。这时的宴会厅里空荡荡的不摆餐桌，只在靠北墙的窗下摆几张临时用的桌椅。我们在这里用完了餐就急着往回赶，因为有警卫任务在身，不敢离开主席的时间长了。

    在回到湖南厅的东头时，我和几个人去了卫生间。正在这时，有人跑过来喊我们，说：“快点，总理要给我们合影。”当时我还以为是开玩笑，不敢有这种奢望。

    不过，我们几个人还是赶紧跑进湖南厅，一进东门就看见对面有十多个人，已经站在了照合影的凳子上，我们紧走几步站到了最后一排。刚站好，周总理就从我们身后《芙蓉国里尽朝晖》的大屏风后面——湖南厅的西门走了进来。当时，这里是主席经常给外宾合影的地方。

1970年10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周总理与随卫毛主席的警卫战士和118厅服务员合影。后排右起第二名为本文作者。

    我看到周总理的心情很好，身体很健康。周总理在中间站好后，看到汪东兴站在旁边，就笑着招呼汪东兴一块过来合影。汪东兴说：“他们主要是想跟总理照合影。”略作推辞，总理又一再坚持，汪东兴就走过来被总理拉住，站在了总理的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