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昌银）光，摄于延安

    对于“苏村阻击战”，许多在山东和冀鲁豫工作战斗过的领导同志都有回忆和记载，但真正详实记录战斗细节的只有我的父亲，因为他是这次战斗指挥员中的唯一幸存者。

    潘溪渡大捷，给回师华北的日军木村师团当头一棒。驻南京的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郎得悉后恼羞成怒，急欲报复。他责令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对鲁西军民发动空前规模的大扫荡。畑俊六很快从津浦、陇海、平汉铁路沿线抽调21师团、32师团和骑兵旅团各一部，共8000余人及伪军7000余人。配备汽车500余辆，坦克20余辆，飞机10余架，大炮10余门。于1月15日兵分六路，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向鲁西军区的濮范观朝等县猛扑而来，妄图一举摧毁我鲁西抗日根据地，消灭我军主力部队和党政军首脑机关，要“夺回大炮，活捉杨勇”。

    1月16日下午，钟营长传达了军区首长的指示，并指出了特三营的基本任务是保卫鲁西军区党委、行政主任公署、军区首脑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绝对安全。并将大部重机枪等武器调集给特三营。

    17日凌晨，部队在马集接到宿营命令，大意是：令特三营营部率9、10两个连进驻苏村，向朝城方向警戒，要构筑防御工事……。部队冒着凛冽的北风，于1月17日（阴历腊月二十二）清晨来到苏村。

    先是9连哨兵报告，东北方向发现敌人的汽车。话音刚落，9、10连的哨兵相继鸣枪报警，钟营长披了衣服提着盒子枪，带领我的父亲和4名通讯员向9连方向跑去。刚到9连阵地，就看见6辆满载日军的汽车，向苏村飞驰而来。待敌人进入我交叉火力圈时，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敌人的汽车被迫停止前进。未被打中的日军，纷纷从车上翻滚下来，组成战斗队形，托枪挺胸的向村东9连阵地冲过来，遭到我方猛烈火力的射击，杀伤过半。部分未被打死的日军趴在地上不敢动弹，等待后援。由于军区机关将重武器全部调给特三营，所以数十挺重机枪一响，敌人以为包围了冀南军区首脑机关，大批敌人的后援部队赶到，数十辆汽车停在400米以外，几百名日军跳下汽车，在几十挺机枪和几十门小炮的掩护下蜂拥而来。战斗打得残酷胶着，敌我都有伤亡。上午10点多，双方停止了射击，战场一片寂静。这意味着更残酷的战斗即将来临。战士们忙着修复工事，包扎伤口，准备弹药。由于弹药消耗太大，有的同志的子弹和手榴弹已经快打光了。父亲和钟营长商量，建议将9、10两连的两个新兵排撤出战斗，把他们的弹药和刺刀补充给老战士，同时决定把重伤员抬走。

    这时，敌人开始用汽车拖着大炮，载着士兵向苏村南、北两翼运动，从郓城出动合击马集的鬼子也从南方转向苏村合围而来。

    钟营长命黄连长派人用几辆大车和木料石磙堵住村口，防止敌人坦克进来。然后准备到指挥所去商量下一步作战方案。他刚站起来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左臂。四架敌机从东北方向飞临顶空盘旋，俯冲扫射。钟营长说：这里作指挥所，看不见敌人，应该把指挥所设在村北。10连连长朱少清用绑带挂着胳臂来报告：敌人正向南运动，可能要从南面进攻。考虑他打伤了右臂，战斗有困难，决定让他带着两个新兵排到马集司令部去报告情况。电话员从7里外的马集拉来电话线接通了电话。钟营长拿着话筒“喂！喂！”的喊，话筒里光吱吱响，就是听不清，邱主任和邱教导员也都听不清，他俩急得出了满头大汗。父亲接过话筒，蹲在地上屏住呼吸，用手按住左耳，侧耳倾听，才听清是何德全参谋长讲话。父亲说：我是特三营。从朝城来了几十辆汽车，满载着日军。我们有近20人伤亡，能参加作战的人员有4个排，加上营部一共不到130人。东西的敌人大概有一个联队，有几十辆汽车，10门大炮，1000多人，加上看见的4架飞机，后边还有骑兵和坦克。现在西南面又发现100多辆汽车正在向苏村驶来。参谋长指示：敌人把你们当成首脑机关了，你们要坚决顶住，牵制敌人，掩护首脑机关安全转移。

    经过研究，特三营指挥员们做了最坏的打算：死守苏村，与苏村共存亡。节省弹药，销毁文件，隐蔽伤员。如果前沿压力过大，伤亡过多，失去指挥，就退到村里同敌人打麻雀战，狠狠地打击和死死地拖住敌人。

    上午11点多，敌人部署完毕，开始向苏村疯狂地炮击。步兵从南北两侧向我采取钳制行动，主要兵力仍集中攻击东面的9连。打得正激烈的时候，9连通讯员报告：黄连长身受重伤，拉响了一颗手榴弹和冲上来的日军同归于尽，部队没有人指挥，现在撤下来了，敌人攻进了村。钟营长命令父亲：秦昌银，你快去组织反击，夺回阵地，一定要把敌人打出去！父亲跑到村子中间，看见9连的战士们边打边撤，几十个日军架着一挺轻机枪趴在东街向西射击。他站在街北面一个胡同口，将撤下来的几十名战士招呼到一块，迅速向他们传达了军区首长的命令和营里的决定。这时，4架可恶的敌机又在头顶上疯狂肆虐，低空盘旋，发出刺耳的尖叫声。父亲命令机枪手胡敬忠:打！他斜挂枪带，仰起枪口就扫。刹那间，一架敌机拖着长长的浓烟尾巴向东北逃遁，其余的也不敢低飞了。父亲命一排长带人沿南墙冲，他自己带人沿北墙冲，在东街被敌人用机枪封锁住了。他一面命令机枪掩护，敌人的火力立刻被压制下去；一面又命令吹响冲锋号，他高喊：同志们冲啊！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战友们争先恐后，奋勇杀敌。攻进村的敌人被打得退出村子，失去的阵地重新被夺了回来。钟营长带着几名战士、通信员和一些子弹手榴弹，前来支援。忽听南面枪炮声密集，钟营长说：副教导员，快到10连看看。

    父亲背了一支钢枪来到街上，从敌人尸体上取下几排子弹，见10连战士边打边撤，指导员严海元正在指挥抵抗。便说：你赶快组织反击。敌人的4次攻击均被我们打垮，他们更认为军区和杨勇司令员就在苏村，便调来了所有的预备队，采用肉刀子战术来围歼。

    中午，邱主任接到军区留守处打来的电话：命令部队向西边的马颊河地区撤退，同接应部队会合。说话之间，电话线被敌人切断了。此时敌人已在苏村周围布满了汽车和士兵，汽车、装甲车，头对头，脚对脚围了三圈，用轻重机枪封锁了所有的退路，整个苏村被围得像铁桶似的水泄不通。

    敌人形成包围圈后，集中兵力开始了更加猛烈的轰击，无数的大小炮弹一齐倾泻在三营阵地上，一百多挺轻重机枪和一千多支步枪，在指战员头顶上、身旁交织成火网，打得冻土横飞，硝烟弥漫，天昏地暗，令人窒息。

    经过一个钟头的轰击，敌人的步兵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苏村发起了总攻击。一场特别激烈悲壮的战斗开始了！

    我特三营营部和9、10两个连的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势与侵略者血战到底！和强敌展开了殊死搏斗。守寨不利守街，守街不利上房，上房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白刃战格斗。那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贵气节，真是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

    5辆坦克向东面9连阵地冲去，一群敌人壮起贼胆紧跟在坦克后面狂吼乱叫，排子枪和手榴弹，竖起一道火墙，向蜂拥而来的敌人猛烈射杀。9连2排长刘勇，四川南通县人。他身负重伤不能行走，便将几颗手榴弹掖在腰间。然后爬到阵地前沿的通道口上，横卧在那里，用手抓住几根导火线，待敌人先头一辆坦克来到身边时，他猛力一拉，闷雷般的一声巨响，我们的英雄排长刘勇同志英勇牺牲，而敌人坦克再也不能动弹，它挡住了后面坦克的通道，后面的坦克有的转动炮塔射击，有的掉转屁股绕道前来。跟在坦克后面的几群敌人，立刻暴露在我军的火网之内，被杀伤过半。其余的敌人不顾死活地往前冲，当即遭到手榴弹的轰击，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敌指挥官看到几个敌人后退，挥刀乱砍，被特等射手周兴国一枪撂倒。

    营长钟铭新是老红军，四川万源县人。他在指挥反击敌人坦克的进攻的时候，被炮弹打中腹部，肠子拖出腹外，钟营长将肠子塞进腹腔，用棉衣角堵住伤口，再用那只受了伤的左手捂住。然后从牺牲了的战士身边捡起一颗手榴弹，艰难的站起来，准备把手榴弹向敌人投去。突然右胸又中一弹，一头栽倒在阵地上。此时，他咬紧牙关，用力滚到了工事的外面。这时，几个敌人围上来，用刺刀对准了他的头，随着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声高喊拉响了手榴弹，和几个敌人同归于尽。

    与此同时，邱主任和邱教导员在指挥所坚持同北面敌人进行英勇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但终因那里只有9连一个班和营部的通讯员，总共不到20人，力量非常单薄，加上敌人猛烈炮火的轰击，我们的伤亡很大。

    当父亲正在南面组织10连反击二次进攻的敌人时，营部通讯员小赵报告：邱教导员牺牲了。教导员邱良左是江西的老红军战士。他长期为党做机要工作，来到三营还不到一个星期，是一位非常忠诚老实的好同志。10连代连长高云汉拿着上午缴获的歪把子机枪，在房顶上向敌人射击。敌人发现后集中火力向他打来，代连长高汉云不幸牺牲。指导员严海元见高云汉牺牲了，毅然爬上房顶，抓起那挺机枪向冲进胡同的敌人射击。他只顾消灭敌人，自己的身体已完全暴露，一串子弹打伤了他的下肢，从房顶跌落在巷内，摔伤多处，但始终没有放下怀中的机枪。他反转身子将剩余的子弹射向冲进胡同的一群敌人，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仍死抱着那挺缴获敌人的歪把子机枪。严海元是山西洪洞县人，七七事变以后，离开学校参加了八路军，在挺进纵队当宣传员。平时老实得像个姑娘，但在这次战斗中，却像只猛虎。

    下午1点来钟，满脸鲜血和灰尘的营部通讯班长张贵生跑来报告：副教导员，敌人从北面攻进了村，邱主任牺牲了。剩下9位同志撤到北面两座院子进行抵抗，我们怎么办？父亲回答：各自为战，多打死敌人，坚持到天黑突围！通讯班长在回去的路上，被封锁街道的敌人打倒了。

    敌人把三营分割包围，使各处失去了联系。父亲带领战士们被压缩到西南一角，三人一群、两人一伙，分散在街道、胡同、院子、房顶上同敌人打麻雀战。敌人死伤惨重，三营伤亡也很大。到了下午4点来钟，三营不足两个连的兵力，只剩下20多人，仍在苏村西南角顽强抵抗。敌人开始施放毒气，呛得大家咳嗽不止，眼泪鼻涕不停地流，中毒重的同志晕了过去，丧失了战斗力。

    下午5点来钟，只剩下9连支书郑锡伍，10连班长张庆和，营部通讯员赵小虎和父亲4个人中毒较轻。眼看天快黑了，他们想寻机突围，于是从东院穿过胡同，又冲到苏村最西边的小院。这时一群敌人在墙外休息，正好有四五个戴钢盔的敌人向院内探头张望，敌人发现他们进院，立刻将头缩了回去，父亲顺手将最后一颗手榴弹投向墙外，“轰”的一声，墙外传来鬼哭狼嚎般叫声。父亲命张庆和监守院门，并叫大家赶快进屋挖枪眼，他很快挖通了一个临街的枪眼，从枪眼里看见街北一个死胡同有一堆敌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烤火，他瞄准一个敌人的后背和另一个敌人的前胸，啪的一枪，两个鬼子应声倒地，吓得敌人乱作一团，混乱中，一个鬼子跑到父亲的枪口下，被一枪打死。张班长说：副教导员，敌人进院了！父亲回头看时，敌人向门口投来的毒气弹爆炸了，弹片穿过房门炸伤了他的头部。他用手拔出一块拇指甲大的弹片，鲜血流了满脸满身。他爬起来透过窗户将冲进院子的3个敌人撂倒两个，那一个吓跑了。这时他想：两条枪被我打坏了，一百多发子弹也被打光了，还有几颗手榴弹都发挥了作用，够本了，老子死了也不冤枉。毒气从门窗缝渗进屋内。他们眼泪鼻涕不停地流，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像大石板压住胸膛似的喘不过气来。于是每人喝了一碗醋，继续坚持抵抗。敌人把房顶捅了个洞，将一颗毒气弹扔了下来，他们陆续晕了过去。

    当父亲苏醒时，发现自己被反绑着双手躺在院中。敌人将他们拉到街心，二十多位受伤中毒的战友靠北墙坐着，几十名鬼子兵用刺刀对着他们。日军少将呜里哇啦地嚷着，通过翻译问：谁是你们的指挥官？谁是共产党员？杨勇到哪里去了？大炮藏在哪里？那个指挥官为了显示威风，拔出战刀向9连支书郑锡伍的头上砍去，郑锡伍立刻晕倒在地。日军少将恼怒地向赵保田走过去。练过武术的山东汉子，飞起一脚，口喊着“去你妈的！”将鬼子踢倒在地。4、5个鬼子兵端着刺刀蜂拥而上，将赵保田活活捅死。鬼子少将爬起来气急败坏的把赵保田的腰和腿砍断，然后将指挥刀一挥喊道：统统考诺斯那！（杀死）。侵略者把20多个中毒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分批押到苏村东南麦地疯狂屠杀。6个鬼子押着最后一批7个同志向村外走去，父亲被押在最后边。在赴刑场的路上，敌人用刺刀杀害我们的战士，还用帽子擦刺刀上的血。父亲想：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老红军战士，绝不能像绵羊似的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下，就是死也要浪费敌人几颗子弹。想到这里，他习惯的低声命令：“往前传，准备跑！”当敌人押着他们走到开阔地时，父亲大喊“同志们快跑！”大家立即分散跑起来，敌人慌忙开枪射击。父亲见三排长受了伤，想去扶他，但因双手被捆，未能如愿。刚跑了几十米远，敌人的一粒子弹穿透了他的左肩，他踉跄着继续跑，又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右背，贯通肺部，他一头栽倒在地，血流不止。他不愿趴着死，挣扎着猛力一翻，瞧见两个个敌人嚓嚓跑来，用刺刀对准他的头，用日语说给他补一枪。父亲一面口吐鲜血，一面用嘶哑的嗓子喊“打倒日本军阀财阀！”，“啪”的一枪，子弹从他的右脖颈进去，左背出来，穿了个鸡蛋大的洞。他当即昏死过去。

    当他苏醒时，天已漆黑。北风刮在身上，雪花洒在脸上，刺骨的寒风，将他的血衣冻得邦邦硬，和地上的泥土粘在了一块，几处伤口剧烈疼痛。不知躺了多久，他才艰难的坐起来，然后跪着再站起来，踉跄了几步，实在走不动，便背靠在土埂坐着呻吟。他看见敌人在不远的村子里闪着耀眼的车灯和手电筒光，听着吱吱的哨音和轰隆的马达声，估计敌人要走。敌人要走哪条路？汽车会不会从我身上轧过去？不！我既然死里逃生，就不能让他们再抓住，更不能让他们白白轧死。我要活着，还要为死难的战友们报仇！他鼓起精神站起来，摇晃着向安寨方向一步一步挪去，真是寸步难行啊，只有一里多地，直到后半夜，他才硬撑着挪到了安寨村头，几个好心的老乡发现了他： “伤兵，是伤兵！”他们摸索着解开绳子，把父亲扶进村里一间空房，抱来芝麻秆点燃给他烤火取暖，喂开水，一位老大爷还找来朱砂给他镇痛。由李银朋、陈勤希等四个老乡抬着靠背椅，穿过枣林，将父亲藏进一个地窖，用旧棉被盖在他身上。这一夜父亲一直昏睡着。第二天一早老乡用门板把父亲抬到龙王庙，许多老乡跪在地上烧香磕头，祈求神仙保佑八路军伤兵。对于冀鲁豫抗日军民这种鱼水深情，父亲终生不忘。

    这时营部文书孙玉文发现了他，和老乡一起把他抬到邻近村庄南进支队的隐蔽休养所，经医生抢救脱险。敌人的扫荡结束后，政治部宣传干事王德勇等来看望他后，向领导汇报说：秦昌银伤得很重，两枪穿过胸肺，每天咳血不止，骨瘦如柴，看来只有两三天的活头。但是在医生的细心救治和小孙的精心护理下，父亲脱离了生命危险，不但能吃饭，还能起床行走了。20天后，咳血现象骤然停止。小孙找来一头毛驴，把他送到了张村鲁西军区司令部。

    杨勇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热情地接见了他，关切地询问了伤情和健康状况，父亲向他们汇报了战斗的情况。杨司令说：“你们打得很好，应当给你们记功。”苏政委说：“你已经死里逃生，应当尽快把伤养好。”于是杨司令员给卫生处处长李逸打电话：昌银同志的伤尚未痊愈，你们要好好给他医治，加强营养，让他早日恢复健康。苏政委还嘱咐买两只鸡给他吃。李逸是父亲红二十五军的老战友，他们把准备做手术用的一间宽敞明亮的房子让父亲住下，派来特殊护理人员小张，昼夜守护，擦身洗脚，照顾的无微不至。

    孙玉文领着特务营的一些干部和幸存的战友来看父亲，其中有受伤带队的10连长朱少清，他说：你的一个建议挽救了60多条生命！在这次战斗我营共生还了7、8个人，有9连支书郑锡武，前后胸被捅了8刺刀的10连小号兵，战士李长连，3处受伤后被搜出来又补了枪的白义卿，还有通讯员赵小虎等。

    政治部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梁克昌，宣传队长张炳寿等同志也来看望了父亲。《山东日报》、《挺进报》的记者先后来卫生处对父亲进行了采访，山东军区巡视团团长夏川同志也前来采访。随后《山东日报》、《文化生活报》和《挺进报》纷纷发表文章，表扬和赞誉他为“不死的战士——活烈士”、“战斗英雄”、“民族英雄”。同年，毛主席题词“不死的战士”。夏川同志的长篇报告诗《血战苏村》把秦昌银称为“旗手”--英雄的名字俨如一面不倒的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