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9年3月，“三月三暴动”前，大致前十几天来到老河口的。我们南下一起来的30多个人，有地方干部与新兵合编为一个团叫补充第二团，我们补充第二团河北大名县干部多，近40多位分配到老河口（那时候，叫光化县）。

    1948年8、9月份，历经跋涉千山万水的，补充第二团胜利到达目的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桐柏军区党委所在地———河南省唐河县湖河镇。办理了新兵交接手续后，周士君被任命为桐柏区党委工作团团长，我继续担任他的警卫员。

    1948年10月下旬，淮海战役打响后，国民党重兵向桐柏地区压来。应对这一严重局面，桐柏行署分为两部，一部进入桐柏山区，另一部由行署副主任李实率领，西渡汉水入谷城保康山区。周士君的党委工作团归入李实一部，李实一部总人数一百多人，其中机关干部有五十多人，约占半数，另一半则是担任保卫任务的部队指战员。由于战事紧张，机关干部也穿军装，也佩带枪和子弹。

    我们途经老河口时，老河口已解放，市内秩序井然，一派和平景象。记得是从大街码头过河的，大街码头那时叫第十码头。行至谷城盛康后，休整了几天。在盛康遇到了时任光化县县政府秘书的李文明同志（后任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通过他我们知道敌人已经占领了老河口。他说：“县委在组织紧急渡河向河西撤退时，形势紧张的很，人刚一上船，敌人就赶到了河边，并疯狂地开枪。”李文明同志被敌人的乱枪打伤，是战友们用担架把他抬到盛康的。

    我桐柏行署一部离开盛康继续向保康山区进发，其间发生了数次大小战斗，有的已回忆不起来了。只有一次记得比较清楚，战斗地点是一个叫燕窝的地方。这天，我们前进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上，一百多人的队伍前后扯了很远。周士君带着我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忽然听到枪响，原来是与敌人遭遇上了，是敌人先发现我们，向我们射击。周士君立即命令我们卧倒，仔细观察敌情，向敌人还击。我当时佩带了两支枪，一支二把盒子，一支79步枪。我迅速把手枪递给周士君。在他的指挥下，我们与敌人展开了枪战，坚持了约半小时的时间，后面的部队赶来了，部队立即与敌人交上了火，打得很激烈，打退敌人以后，我们撤出了战斗。这次战斗，有两位同志负伤。

    我们在保康山区一直坚持到1949年元月，此时，淮海战役已胜利结束，大局基本稳定，我们便按来时的路线，撤回到刚刚解放的南阳。

    1949年2、3３月份，桐柏军区撤消，改为地方建制。在安排干部去向时，上级征求周士君的意见，周士君说：“我的许多战友都在光化县，我想和他们在一起。”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周士君同志、我和马夫一行三人来到了光化，他被任命为光化县农民协会主任，我继续担任他的警卫员。此时老河口刚刚解放，政局很不稳定，周士君马上投入繁忙的工作。他刚上任十几天，就发生了有名的“三月三”反革命暴动事件。周士君自始至终参与指挥了平息“三月三”反革命暴乱的战斗，我跟他一起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中共同经受了一次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1949年4月，老河口第三次解放，人民政府刚刚建立。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贼心不死，妄图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夺回他们失去的政权。潜伏在地下的原国民党襄阳督察专员李朗星秘密派遣特务黄志远到老河口组织反革命暴乱。那时候，我们来到老河口前，也有暴动，不过还没搞起来。十天左右，现在洪山嘴暴动首领杨俊、纪洪暴动首领外号叫“陈南瓜”，其他乡镇暴动首领名字，我记不清楚了。后来，暴动规模越来越大，一部分国民党残余势力，联络了陈别三的一部分土匪、流氓地痞，还蒙骗一部分群众，共纠集三千多人发动反革命暴动。他们肆虐乡里，抢劫财物，闹得民间鸡犬不宁。

    光化县委得到这个消息后，县委书记李运先、县大队政委宋凌波带了一个连兵力前往北边袁冲制止暴乱。这个时候，洪山嘴杨家堤暴乱分子，都围攻老河口，情况相当危急！县委决定派农协主任周士君和时任县委收发员的我，火速赶往襄阳，向军分区汇报求援。

    那时候，公家也没专用小车，都是征用私人的卡车。我与周士君主任早上从老河口出发，我主要任务是保护周主任去地委汇报情况。当时，也不是晴雨路，汽车又是民用旧卡车，走到仙人渡轮胎都跑掉了。等修好跑到襄阳地委，已经要吃完饭了。周主任和我到襄阳后不久，又从老河口急急赶来郭志达（当时，光化县贸易公司经理）等三人，向张廷发司令员汇报了更为严重的情况：暴乱的敌人杀害了李运先同志，并已冲进老河口城。

    当时，老河口武装力量都一个县大队（下乡平息暴动一部分人，留守一部分人），还有公安中队20多人，不具备对抗千人暴动的反动力量。参与暴动的反动势力，有的持有枪支，有的拿着棍子，更多的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口号是“官逼民反。”1949年春，老河口是一个饥荒年，群众生活确实很苦。所以，暴动者主要目的就是进城抢粮食。公安中队主要负责保护犯人不被冲击，而县大队力量有限，也无法抵挡几千暴动势力。

    事不宜迟，张廷发司令员当即下令临时征集了几辆汽车，组织了五百多人的部队急行军赶到老河口。暴乱的敌人已把城里部分粮财抢走，前来平息暴乱的部队当即分头四处追击敌人。考虑到竹林桥还有一个粮食仓库，周士君和我奉命带领两个排约六十多人向竹林桥镇迅急赶去，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守住那里的粮食仓库，保卫新生的红色基层政权，用武力挫败敌人的阴谋诡计。

    第二天，周士君带领县大队一个连兵力开往平暴前沿、县城以东四十五里的竹林桥，执行保卫粮食仓库的任务。我平时配有一只驳壳枪，这一次要真刀真枪较量，我从通信班里搞了一支骑兵用的马步枪带上，紧跟着周士君，向竹林桥进军。中午时分赶到竹林桥，不一会儿，郭志达和邓南发火速来报：约有三四千敌人洗劫了莲花堰，正向竹林桥扑来。周士君在危急时刻镇定自如，和竹林桥区政委王耀华一起，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敌人三四千，我们说是一个连，实际只有60多人。区中队几十个人和区公所十几个人，还有光化县团委书记冯慧敏带领的光化县政民干校三十多个学员，加起来不足二百，敌人20倍于我们。武器装备上，县大队是正规部队，每人一支步枪，子弹充足，另配一挺机关枪，战斗力强，其他的都不行，虽然有武器，每人才几发子弹。估计敌人要从西面来，周士君会同王耀华，决定把县大队布置在西面城墙上，其他人守东门。周士君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他告诉大家：“敌人虽多，但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只要我们沉住气，就一定能打败他们。”大家迅速爬上了西门城墙，就见黑压压的敌人扑了过来。在苏家店兵分两路，从南北两个方向包抄过来。西面一股敌人冲到文昌庙时，怕中埋伏没敢轻举妄动，暂时停止了前进，敌我双方距离约200米。过了一会，敌人一边呐喊一边向前推进。周士君认真观察了敌情，交待大家：对方有许多拿着长棍子的受骗群众，先向天开枪警告他们。我们立即向天鸣枪警告，一看我们是正规部队，敌人立即被吓住了，再也不敢向前了，双方一直僵持到下午四五点钟。

    这时，从东门慌慌张张跑来区中队的两个同志，向周士君和王耀华报告：“东门失守了，区中队和民政干校学员已经撤出东门。”说时迟，那时快，从东门冲进来的敌人已经把竹林桥不宽的街道挤满了。王耀华向周士君建议，镇中两处地方易守难攻，可作退路，一是区税所的四合大院；二是一个炮楼，是有钱人为防土匪修建的。事不宜迟，周士君当即采纳了王耀华的建议，让部队迅速撤到税务所大院，周士君、王耀华另带十几个人，翻过几处民居院墙，从一家药铺后院冲上了炮楼。炮楼共两层，很坚固。两层之间没有楼梯，我们搬梯子上了二层，慌乱中我重重摔了一跤，把马步枪托摔坏了。这里距敌人约40米远，敌人发现了我们，向我们开枪，乱七八糟向我们喊缴枪不杀。我们环视四周，墙上设有枪眼，地上堆满了药材和棉花。从狭小的空间里向外望去，敌人正疯狂地抢劫保存在相邻的火星庙里的粮食，并不时向我们乱放冷枪。我们架好机关枪向敌人扫射，立刻倒下一片。这伙敌人遭到还击后，丧心病狂地点燃了炮楼周围的民房，企图用大火烧死我们。熊熊大火迅速向我们蔓延，我们立即把中药材和棉花这些易燃物统统推到了楼下。然而大火无情，火头卷着浓烟乘着风势通过了门洞，把我们熏得喘不过气来。周士君急中生智，让我们打开行李用被子堵门，坚持了一阵子，被子被大火烧着了，热浪和浓烟无情地肆虐着，把我们推逼入险境。我们心里明白，就是不被熏死、烧死，天亮后敌人冲上来，我们也是死路一条啊。胆小的同志已掉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