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2019年5月18日，笔者在收到吕运祥、吕世煌二张苏区时期早期的《耕田证》（图片见本网8月31日刊登笔者的文章）的同时，还收到与吕家相关联的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地契文书。这些地契一共有8张，均为当地产毛边纸，损坏较严重，还散着发出些许霉味。有7张为清朝道光、咸丰和光绪年间，最早的一张为道光二年九月（1822年），至今已有二百年历史。最近的一张为民国十六年十二月（1927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开始暴发的那一年。

图1：清朝道光至民国16年八张地契文书

    8张契约，5张为买卖木梓山、1张为早田、1张为晚田，1张为承租田地、渔塘及房屋。文书纸张大小格式不一，但内容陈述基本相同，上面朝代、年号、日期、中人、执笔人和画押人一应俱全。

图2：道光二年九月吕起葱受让杨姓人家耕地（1822年）地契。契幅57.5×60㎝。

    插入一段题外话，上列地契在内容陈述中有二个显著特点，与其他地域的地契不一样：一是先“问过亲房人等，不愿承交”，而后请中人“送至×××向前承退。”这句话又有二层含义：1）对卖者而言，所卖东西经过了本姓族人，体现一种对同姓家族房亲伯父兄弟等人的优先与尊重。2）对买者外姓人而言，没有强取豪夺。这样写避免以后有什么纠纷与争议，特别是对弱势一方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二是“得时值价银    两”或铜钱    枚，“即日钱契两清，不少分文”。多少钱不写于纸上，而是用空格代之。这样做有利于给买卖双方都留足面子。这二点，也许是客家人特有的讲究诚信、重视亲缘关系和内敛与含蓄表达。

图3：民国16年吕世晃受让钟姓人家木梓山（1927）地契。契幅68×89㎝。

    8张地契均为白契。中国古近代地契分为白契和红契两种。所谓白契，即买卖双方未经官府验证而订立的契据叫白契或称草契。所谓红契，即立契后，经官府验证并纳税，由官府在白契上加盖县州府衙的官方大印或粘贴由官方统一印刷的契尾，便成了官契，也叫做红契。

图4：嘉庆三年官契（图片来自网络）

    8张地契中有6张都是吕姓的人家出钱承买外姓人家的田地山岗。笔者当时想，吕姓人家真不错，还有钱买这些山岗田地，不会是地主或富农家吧？如果是，农协会怎么还会分田给他们呢？

    2021年6月的一天，笔者带着相关疑问来到离市区西北角二十几华里地的七堡村吕屋小组找到一位远房亲戚吕绵春。听笔者说完来意后，他介绍说：“姓吕的在瑞金是小姓人家，除吕屋外，只有大柏地乡和九堡乡有少部分，也是我们这里搬迁过去的。吕运祥、吕世煌不是我们吕屋人。”而后，他热情地拿出族谱与笔者一同查找。其族谱介绍，瑞金吕姓人家源于明未，为避战乱由河南南迁而来，在瑞金落户已有四百余年。1995年为其第三次族姓修谱，距第二次咸丰癸丑年修谱有140余年。

    族谱记载，吕运祥、吕世煌为叔侄二人。白契中涉及的吕运祈为吕运祥兄长，吕世煌父亲，余吕世林，吕世晃，吕起文，吕起葱，吕家珮、吕运琴，均为其同房族人员。

    族谱还记载，吕运祥生有四子，其第四子吕世伟，生于民国五年（1916年）长征老干部，殁于1990年，享年75岁。其下生有男5人，女4人。男5人，名依次叫重中、重华、重人、重民、重军。5子名字最后一字串连起来叫：中华人民军。看到这，笔者对吕绵春说：“吕世伟是个有福之人，参加长征还能生存下来，回到家乡后还生了一大堆儿女。

    吕绵春也告知笔者说：“我们这个姓吕的村子，共去了10个年轻人参加长征，结果只剩下一人活着到新中国，后留在了南京任职。”

图5：《河东堂瑞金吕氏三修族谱》第228、250页

    瑞金市革命烈士纪念馆有张统计表，统计当年参加长征的瑞金籍红军战士约35000人，到达陕北人数约300余人。也就是说生存率不到百分之十，真的叫“九死一生”。吕世伟也是这九死一生之人。

    为了解吕世伟长征干部的身世和他的“中华人民军”背后的更多故事。笔者于6月底来到市区西北角50华里的九堡镇。七拐八拐，通过熟人打听到横山村有姓吕的人家。于是，请其村里干部带笔者找到了横山村吕世伟后人吕重中本人。吕重中1952年生，虚年已有70岁，除了在田地里劳作外，还到外面收购废品赚点零花钱。一栋砖混结构的三层独立房屋，还未怎么修膳好，看来家境很是一般。与笔者所见长征干部子女家庭状况相距甚远。

    听笔者说明来意后，吕重中简略地说：他父亲吕世伟17岁参加红军，后随红军长征，全国解放后，从陕西带了他母亲张桂兰回到瑞金，而后生了5男4女。回瑞后，他父亲任过九堡乡乡长，后又在九堡官仓粮管站任站长。他说对自己父亲的过往也不是了解很多。

    “按理，你父亲是长征干部，回瑞后不应才这个职位，是不是还有什么过节导致他后来只当个粮管站的站长。”因笔者知道，当时回瑞的长征干部能胜任工作的，最低职务也是个副区长。

    “说过他有什么问题，但后来搞清楚了。我只知道当时他的工资是51.5元。这十来年，每年政府还会送一张贺年历来，但自去年就没有了。”吕重中说完后，指了指近些年挂在墙上的贺年历。

    “你们吕家过去买了不少人家的山岗田地，有没有划到地主、富农成份？”笔者想他父亲是不是因成份问题受到一定的牵连。

    “我们姓吕的是从大柏地乡搬迁过来的。横山村有二千余人，多为姓钟、姓刘，是这里的大姓。我们姓吕的现在都才十几户人，过去更少。一个小姓人家，事事都要谨小慎微，哪里能成为地主富农。”

    笔者知道，过去的年代，农村中小姓人家身处大姓堆里必须是低调做人，谨慎行事。外迁于此，无田无地无山岗，更应克勤克俭，先租后买外姓人家田地，才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吕家人承买的那几处山岗田地因时价除1份以银两计算，余均以铜钱计算，说明多为小块木梓山和小块田地，成不了这里的地主富农。

    “你们‘中华人民军’几兄弟有几个参加了工作？有没有继承父志再去当兵的了？”

    “大家都在家作田（耕田）。更年轻的到外面打工，有的在市里买了房子，有的在市里还在租人家的房子住。有一个侄儿子当过兵，还是一个姓吕的副县长来这里蹲点时推荐去的，退伍后也到外面打工去了。”

    告别吕重中后，笔者心里有点酸楚。这么多子女怎么没有一个被安排到相关单位上班呢？是党和政府忘了他们，还是另有隐情？因为那个年代，长征老干部的子女们要安排一个工作都是很容易的啊！

    于是，笔者通过各种渠道想解开这一疑惑。笔者到过市老干局。老干局的曾主任非常认真地查找，但就是没有吕世伟这个人的任何信息。笔者又先后通过各种关系，请人查过市组织部、市人劳局，回答均是查无此人。笔者觉得有点怪了？难到吕氏族谱因修谱不严谨夸大了吕世伟的身世？还是另有什么蹊跷？

    今年8月初的一天，笔者忽然想起钟鸣先生。他在粮食部门退休，也是瑞金收藏界的名人，想必他一定清楚。于是，突然造访于他。果然不负笔者望，在他参与编纂的《瑞金县粮食志》里记载了吕世伟是局里二个长征干部之一，可惜是并无其他详细资料。如此看来，吕世伟是长征干部无疑，因干部管辖权问题，组织部和市人劳局不会有吕世伟的档案可以理解，但老干局应该要有才对。

图6：1988年瑞金县粮食局编纂的《瑞金县粮食志》

    钟鸣先生建议笔者找几位老局长们聊聊，看看他们对吕世伟身世是否了解更多。没想到，找了二位健在的局长们均问不出更多名堂。

    因第一次见吕重中时忘了留下联系方式，8月中旬，笔者再次跑到他家未能见到人，虽留下了便条，日后他也未与笔者联系。9月10日午时，笔者第三次登门造访时，吕重中正准备午觉了。“上次我留下便条请你与我联系，是没见着条子吗”笔者问吕。“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吕重中老实巴交地说。笔者将了解的一些情况反馈于他后说：“你不觉得你的父亲“有点冤”吗，一个长征老红军，除他退休单位里编的《瑞金县粮食志》里记载他是长征干部外，怎么老干局、组织部、人劳局均没有他的名字呢？是不是组织上对他有过什么怀疑，或历史上受过什么委曲与打击？”。

    “没有什么啊。说过我父亲是“四不清干部”，后来又平反了。当时我们都还很小。他死后，粮食局还派人来开了追悼会。”

    吕重中所说的“四不清干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前期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因此，又简称“四清运动”，运动中有问题的干部叫“四不清干部”。这一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也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交谈过程中，吕重中见笔者很诚恳，便拿出他父亲的四本证件给笔者看：一本是红布面底由瑞金县人民委员会制发的《退休人员证明书》、一本是塑料外套的由瑞金县委员会组织部补发的《退休干部证明书》、一本是江西省民政厅制发的《优待劳动日定期定量补助兑领证》，还有一本是瑞金县卫生局制发的《江西省瑞金县干部优先诊疗证》。

图7：《退休人员证明书》和《退休干部证明书》扉页

    从以上证件看，吕世伟确实是长征干部，1932年4月参加红军（时年17岁），65年退休时行政22级，工资51.5元全额照发，实际享受了离休待遇（我国离休制度是1978年6月开始实施的，因此，吕世伟当时领的是退休证而不是离休证）。

图8：《退休人员证明书》内页

    《退休人员证明书》内页吕世伟简历如下：

    1932年4月至1933年红三军团5师15团3营8连战士；
    1933年至1935年11月红三军团5师15团3营8连班长；
    1935年12月至1937年红三十军四团一连任指导员；
    1938年至1944年7月在八路军延安后方留守兵团警一旅三团司令部作过民运干事、统计干事、副官主任、团参谋。
    1952年9月至1955年在九堡谢村乡任乡主任；
    1956年至1957年在杨梅乡任民政主任；
    1958年至1960年在九堡公社任副乡长；
    1961年至1962年在清溪乡任副乡长兼民政主任；
    1963年至1965年4月在九堡公社任民政主任；
    1965年5月至现在九堡粮管所官仓粮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