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有一句名言：“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通过制度改革，亿万农民掌握了生产的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就在吴象们不遗余力地推进农村制度变革时，科技工作者也在为农业发展而奋斗。从1976年开始至1987年的10年间，全国累计种植由袁隆平培育出的杂交水稻面积达10.5亿亩，为全国水稻增产增收做出巨大贡献。在多方合力的推动下，中国粮食产量迎来了194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197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3.048亿吨，198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073亿吨，六年间平均递增百分之4.9。1984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吴象（中）和杜润生（右）在一起

    学术界普遍认为，长期以来的“吃不饱饭”的问题得以彻底解决，主要得益于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改革和农业投入。如果说，技术进步的代表人物就是袁隆平先生，那么制度创新离不开杜润生、吴象等农村改革健将们的推动。农村改革不但解决了“吃饱肚子”的问题，而且为中国改革打开了一个突破口。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就业，中国农民开始挤进国家现代化的门槛。农村改革的成功，既为全国改革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改革的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

    袁隆平曾说，他希望让种田农民都富起来。科技进步确实可以提高农民收入，不过科技进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要想让中国农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还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民能够融入城市，让留下来的农民能够耕种更多的土地。这就需要进一步推动各项改革，通过制度变革让农民平等分享现代化的繁荣成果。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变革比技术进步更为重要。回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应该给我们许多启示。就像吴象先生生前所说：“初期的农村改革，是历史，又不是历史，因为相去不远，我们应该回顾这一时期，认真总结经验。”

    正值农历小满时节，南方稻田插秧，北方麦梢转黄，两位为中国农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老人却先后辞世。吴象先生安享百岁之寿，袁隆平先生已过“鲐背之年”，他们的贡献已经载诸史册，赞誉不足增其功。不过，他们在农忙季节告别而去，似乎在提醒人们应该继续关注“三农”问题。当年和吴象一起并肩奋斗的“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曾指出，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需要科技的力量，也需要制度变革。这是一条艰难而光荣的道路，值得后来者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