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代宗师

    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不断发生巨大变革，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新文化与旧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形成了一次次的剧烈碰撞，郭沫若几乎都处于文化大潮的潮头，他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引领并推动着近现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以《女神》等文学作品为代表开创新文学的发展路径，还是跳出“整理国故”的范围以“人民本位”为标准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无论是以历史剧创作配合时代主题宣传进步思想，还是通过古文字考证延伸至唯物史观史学研究，郭沫若的治学特点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感，成为“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周恩来《我要说的话》）仅就历史学而言，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

    1928年至1930年间，郭沫若以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从考释甲骨文、金文等新旧史料入手，完成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全书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明确表明作者基于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经济基础的发展为前提”的理论，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诸阶段，以后各篇分别以《周易》《诗经》《尚书》、卜辞、金文以及考古材料论证中国古代历史各阶段的社会性质，在研究中实现了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相结合的首次尝试，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之作。书中的论证、分析虽不免有公式化的倾向及史料史实方面的错误，但是都不能掩盖该书为中国史学开创新路径、例示新范式、贡献新见解、提出新方法的学术贡献，被时人誉为“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从1942年到1945年，他接连推出了5部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复排并上演了历史剧《棠棣之花》，这些历史剧的题材背景主要是在先秦时期，与他正在进行的先秦社会历史与先秦诸子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郭沫若加强了对先秦社会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出版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历史人物》等论著。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于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到《十批判书》等论著对于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学说史的研究，既反映了郭沫若史学研究不断深入的自觉意识，也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郭沫若在这个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在材料上全面爬梳与悉心整理，在基本观点上坚持“以人民为本位”，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向社会还原”与“判定价值”，这些特点使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任中国史学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等历史学领域的领导职务，筹办《历史研究》杂志，出版《奴隶制时代》《管子集校》等专著，主持《中国史稿》《甲骨文合集》的编纂，推动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组织古籍整理工作，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其主导地位、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继续发展做了大量实际工作。郭沫若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代宗师。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