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忘毛泽东——江华同志访谈录

    （原载1992年1期《党建》杂志）

    在没有任何豪华摆设的客厅里，引人注目的是那幅高悬的毛泽东的画像，一座精美的毛泽东侧面浮雕安置其下。西边墙上一轴奔放潇洒的墨迹，是毛泽东在杭州手书的一首唐诗。85岁高龄的中顾委常委江华同志坐在他的书桌前，缓缓讲起如烟往事。

    1928年，21岁的江华从中共萍乡县委调到井冈山区的茶陵县任县委书记。当时任湘赣特委书记的毛泽东同志找他谈话，调查了解安源、萍乡的情况。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从此，毛泽东的形象就印在他的心上，永远泯灭不了。1938年8月，江华去山东敌后工作，不好再用国内战争时期“黄春圃”这个名字，改名“江华”。在送毛主席审批时，毛泽东才知道江华不仅是湖南老乡，而且是一个瑶族兄弟，他改用的名字就取自故乡的县名。

    江老向记者讲起了毛泽东有关党的建设的思想。他说：红军创建初期，在永新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强调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之下，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当时，在党领导军队这个问题上，党内没有共识，还有争论。军阀残余、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都存在。1929年，红军打下福建长汀后，组建了红四军政治部，毛泽东任主任，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从组织上有了保证。到了12月，有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才从思想上解决了问题。

    鉴于东欧和苏联的教训，江老特别强调：要保证执政党对政权的领导权，失去政权就失去一切。1958年毛主席曾讲过：“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现在情况不同，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还要改善党的领导，但是毛主席提出的许多具体的领导方法仍然值得我们学习。江老回忆，毛主席强调加强党的政权的领导是很讲究方法的。在延安时他说，政权不要搞成清一色，要搞“三三制”，团结要大，人要多。建国后，他特别重视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

    江老难忘，毛主席不仅坚持原则，而且心胸开阔，在党内提倡五湖四海。在党的七大上，大家不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是毛主席说，对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应当一掌推开，你们不选我选。一次闲谈中，毛主席对江华说，你看王明，前面是光头，后面还留着头发一大坨，其意是指王明有一定的代表性。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主动做自己所熟悉的一方面军的同志的思想工作，努力使中央委员会从组织成分上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毛主席在会上还讲：每一个中央委员也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知识，陈云管经济比我管得好，我指挥打仗比他好。中央是一个领导集体，一个人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方面，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这些精彩的讲话，使党的七大开成了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永远彪炳党的史册。

    有一件事江老也难忘。1948年江华在哈尔滨时，一天到陈云同志家做客，在座的还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陈云同志对毛岸青说，我从你老子那里学到了两个方法，一个是对比，一个是反复。他解释，对比就是上下左右，正反各反面加以比较，进行研究，分析情况，处理问题，要多提几个方案，进行对比，看哪个更有利一些，这样才能比较全面而不是片面地看问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还要听取不同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面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陈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深刻理解，江老至今记忆犹新。

    江华粉碎“四人帮”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代表人民审判过“四人帮”。他对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党内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他说，前不久北京处决了特大贪污犯管志诚，他以前工作也有成绩，为什么蜕变了？原因就是平常缺少监督，平常缺少批评，平常不开展斗争。如果平常能有经常性的监督、批评和斗争，严格执行纪律，就可以减少腐败分子的产生，也可以教育大多数的群众。江老举了几个例子说，党内不能开展正常的批评，尤其是对大人物、知名人士不能批评，照顾威信，讲究面子，这是一个大毛病。有些同志尤其听不得当面批评，一批评就跳起来，有的领导还用“你不服从组织，你反领导”压人家，报复人家，这哪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呢？

    江老记得，在党的七大上，陈云同志有一段“交代”。陈云同志在大会上说，我当了7年中央组织部长，有些事情要交代一下。他特别批评了党内某些同志听不得批评的“骄傲之气”。陈云同志指出：“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只有你不怕丢脸，撕破面皮，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那时候也许还有些面子。”江老回忆起延安时期的好风气。1937年延安发生一起逼婚杀人案，毛主席问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同志，会不会是抗大的学员干的呢？罗瑞卿是个好同志，当时一口否定，认为不可能。毛主席就批评罗瑞卿：你是调查研究后的结果呢，还是你现在的感想呢？话不要讲早了，讲早了不好。事后调查证实，这件事是抗大六队队长黄克功干的。当时也有人讲情，毛主席还是下决心处以极刑。在公审大会上，当着黄克功的面读了毛主席的一封信，信中说：“共产党与红军，对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江老更难忘，1929年红四军在转战途中，31团军需处截留了一个猪贩子的十几头猪，宰杀给部队吃了。毛泽东听说后，马上派人把31团军需处长杨立三找来，问明情况，严厉批评说：“这哪里是革命军队，简直是绿林，这样的军队还能打胜仗？”并且连夜出布告，四处张贴，公开检讨错误，赔偿猪款。那次毛泽东同志气极了，接连说要撤杨立三同志的职。我们在一边不敢说话，一位同志讲了句情，毛泽东严肃地说：“哪有这样的事，吃了还能就算了？这么大方？”毛泽东同志从来都把纪律当作建军建党的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来抓。正是在毛泽东的培育下，红军成为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党成为最有觉悟、最有纪律的先锋队。

    总结几十年革命经历，江老掷地有声地说：“纪律是党的灵魂，有纪律共产党兴，无纪律共产党亡。不管东欧、苏联的教训，还是我们自己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江老还强调，我们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一定要结合从严治党，加强纪律。你自己还有腐败的地方，还有违犯纪律的行为，对群众的教育怎么能有力量呢？教育不要说空话，就要抓严肃纪律这件实事。纪律并非只是惩办，也是重要的教育。

    谈到当前国际风云变幻，党和国家还有不少问题和困难，江老说起了1962年春天。那时国家也是外有压力，内有困难，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县委书记都请来了。毛主席在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还建议延长会期，大家在北京过春节。他还风趣地引用我们当时浙江省汇报材料上的一句话：“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极大鼓舞，广大党员心情舒畅，为战胜困难提供了巨大的力量。江老一再提起毛主席的一段话：“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建设，就要向毛主席提倡的这个目标努力，不要怕大家讲话，不要怕人家批评，要充分发扬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