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已成为粤港澳三地深度融合的“试验田”，一个世界级的大湾区正在迅速崛起，新时代广东的改革开放又走在了全国前列。粤港澳大湾区无疑还将位居未来至少十年中国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

    像我们研究党史的，凡事都喜欢追问一个来源或出处。譬如“一带一路”这个想法，最早是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时提出来的，他在白沙瓦大学发表主题演讲时，提出要在中巴之间“建造一条新的丝绸之路”、“建立起一条通往欧洲的现代丝绸之路”，这就是目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规划设想。而广东要向海洋谋发展这种想法，最早就是建国初期叶剑英主政华南时提出并实施的“海洋战略”，他把以广州为中心的城市比作“龙头”，广大农村比作“龙身”，沿海岛屿比作“龙尾”，广东就像是一条即将要腾飞的巨龙，“抓住龙头带动龙身龙尾”。理论界普遍认为，叶帅此政策构想是中共执政后首次提出“面向海洋”的发展思想。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思想精髓其实就是海陆联动，也是“抓住龙头带动龙身龙尾”，只不过是把香港、澳门这两个大岛屿圈进来了，因为港澳要发展必须依靠内陆。我例举这两个历史典故，就是要说明，尽管世界风云变幻，时代沧桑变迁，但中共执政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具有长期性和延续性的。

    研究党史，要把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这样才能了解历史之真相。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是邓小平，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改革开放的真正开创者，走出从0到1这最关键的一步，最早在大棋盘上落子开局的人，却是叶帅，这一点已不大为当代人所知。叶帅这个人，在长期复杂的党内政治斗争中，展现出了极为高明的政治智慧，最难得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非常信任他，毛主席评价他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周总理称赞他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只有大事不糊涂、做事深谋远虑、亦无争权夺利野心之“诚臣”，才可在关键时刻托付国家大事。文革中，毛主席两次关键时刻启用叶帅，让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次是在文革刚开始时，一次就是在林彪摔死后。文革中他虽遭受到林彪和“四人帮”的排挤，但却未被打到。到文革结束时，中共元老差不多都靠边站了，只有叶帅和李先念还在台上，叶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位高权重，可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首辅，当时也只有他有这个权力来左右时局。当大权在握之际，在大是大非面前，如果为人做事糊涂一点，私心杂念多一点，都会给党和国家带来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今天我们来重新认识叶帅的伟大历史功勋，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他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所展现出来的高超政治智慧和高尚政治品格。

    叶帅对改革开放的开创之功，关键在于他力荐了三个人：力主邓小平复出，举荐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兼中央党校校长，举荐习仲勋主政广东。文革结束后，在叶帅等人力促下，邓小平、陈云等一批中共元老相继复出，叶帅对邓安邦治国的能力是高度评价的，他多次公开表态，称邓是“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老帅们的领班”，他是真心实意支持邓出来工作并担当重任的，这种政治表态对后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元老们复出后，“一把手”华国锋无疑感受到了很大压力，元老们都是打天下的一代人，其党内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华虽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但当时以他的资历确实很难服众，再说华是忠厚之人，也做不出来那种翻云覆雨之事。所以，到1980年底，政治局讨论历史决议问题时，连续开了9次会议，长达25天，党内高层开始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华也坚持为自己辩解，双方观点针锋相对，斗争激烈。这是当时党内存在最大的政治隐患，要是解决不好，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中央领导集体势必又会分裂。文革后，叶帅辅佐华国锋主政是真心诚意的，但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维护党的团结、拥护党的事业是第一位的，个人的权力地位、荣辱得失是第二位的，关键时刻，还是叶帅的表态起到了关键作用，再次展现出他“大事不糊涂”的极高政治智慧。他首先检讨了自己有“白帝城托孤”、“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在作怪，但他同时也肯定了华的贡献，并主动自己承担了责任：“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华听后就不再辩解，主动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形成了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稳定的政治格局，其个人也得以善始善终，功莫大焉。叶帅这个表态，对新时期党内统一思想、形成决议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也体现出他坦荡为公、赤诚担责的崇高政治品德。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以后，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才得以徐徐展开，要是历史问题解决不好，“领导核心”问题解决不好，恐怕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很难顺利开启。晚年华国锋说过：“叶帅是我的好领导，好老师，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如何以大局为重，如何处理党内分歧，叶帅给我们做出了光辉榜样。

    正确的路线政策决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搞改革开放，当时是叶帅、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们的共识，但经过十年文革浩劫，党内极左思想根深蒂固，要冲破重重阻力，启动改革开放进程，当务之急就是要把“真正的改革者”放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去，去处理解决各种实际难题，因为元老们不可能亲自去冲锋陷阵，只能在幕后指挥。改革开放亟需选拔出一批“闯将”，冲在最前面去“杀出一条血路”。最先打开这个局面的人，也是叶帅。因为文革结束时，只有他还在台上，有这个权力（邓小平1977年7月才正式复出）。1977年3月，叶帅向中央举荐胡耀邦担任恢复后的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他意味深长地说：“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不久后叶帅又力荐胡出任中央组织部长，他态度鲜明地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正是因为有叶帅等人的大力支持，胡耀邦到任后，充分表现出“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真正改革者之大无畏精神，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很快就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的两大全国性运动，这是两场“硬仗”，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彻底点燃了改革开放的燎原大火。后来胡耀邦接任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成为全面启动改革开放的主要操盘手，其人格风范和历史贡献是无法抹灭的。这不得不说叶帅识人用人是极有先见之明的。

    叶帅另一个重大决定就是举荐习仲勋主政广东，创办特区，真正杀出了改革开放的一条血路来。用对人才能做成事，人没用对，再好的谋略规划也是白搭。广东毗邻港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创办深圳特区，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最大的“试验田”，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只要再多几个像深圳这样的成果，那中国现代化早就实现了。广东是叶帅的家乡，广东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在叶帅的全力支持下才开始腾飞的。当时的广东，偷渡外逃潮最为严重，全省工农业增长已连续14年低于全国最低水平，连吃饭的粮食都要靠从外省调运。叶帅考虑到，要想在广东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沿海大省打开局面，必须派一位资格老、级别高、政治经验丰富的中央大员去主政才能镇得住。1978年3月初，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叶帅当选为全国人大委员长，他见到了刚刚恢复工作的习仲勋。建国初期，习仲勋就是西北局书记，“五马进京”中最年轻的一位，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年遭诬陷被打倒，复出时已被关押长达16年之久，他历经磨难但依旧意志坚定，身体也锻炼得很好。叶帅长习仲勋16岁，历史上两人并无工作交集，但一见面，叶帅就认定他是最适合人选，决定向中央推荐他去广东主持工作。4月6日，在广东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习仲勋当选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主持省委工作。随后，4月11日至5月8日，叶帅就到广东视察工作近一个月，给新班子扶上马送一程，期间叶习两人多次促膝长谈，共商大计。叶帅对习仲勋寄予厚望，除面授机宜外，并以6句话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习仲勋把这36字真言铭记于心，身体力行。一个在中央掌舵，一个到地方上大胆去闯，叶习两人紧密配合，齐心协力，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共同推开了那扇沉重的历史帷幕。

    习仲勋到广东后，首先做的事就是整风，拨乱反正，他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统一认识，解放思想，增强团结。同时，他大力平反冤假错案，一举解决了当时在广东影响很大的反彭湃烈士案，文革中，周总理曾亲批字条给叶帅去调查处理，都未能解决此案，可见阻力之大。习仲勋赴广东前，叶帅当面把这张字条交给了他，他到任后就把此案列为头等大事亲自抓，成立联合调查组，搞得动静很大，并以严查此案为契机，又追查了“反地方主义”等一批重要案件，打开了广东工作的局面。但习仲勋大张旗鼓地搞整风平反，也得罪了不少当地领导干部，不久后就有人向中央告他的“黑状”，想把他挤出广东。8月，叶帅了解情况后，代表中央给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写了一封信：“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这对初来乍到广东工作的习仲勋无疑是莫大的支持。此后，习仲勋就稳定了大局，团结省委一班人，励精图治，大胆闯关，开创了广东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

    习仲勋说过，搞改革必须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要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这是真正的改革者必须具有的“敢闯敢拼”精神。打开工作局面后，习仲勋就把全部精力放到了实地调研上。1978年7月到8月，习仲勋冒着酷暑，连着跑了粤东21个县，当时还是大学生的习近平，也跟着父亲做暑期调研。习仲勋在宝安县考察时，他看到一街之隔的香港热闹繁华，而大陆这边却冷清荒凉，就萌生出了中央给广东特殊政策，吸收港澳、华侨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在内地发展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的想法。11月初，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叶帅在闭幕会的讲话中，高度称赞了习仲勋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代表中央对他这几个月在广东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随后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习仲勋被中央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尚昆担任第二书记，两人搭班子，就是要在广东大干快上。文革前，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习仲勋也担任了近十年的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两人工作联系紧密也非常配合。叶帅自己说过：派出他们这两位资格老、吨位重的曾任中央重要职务的干部到广东，就是因为广东问题复杂，他俩个可以压得住阵。风起南粤，潮涌珠江，在老一辈革命家的亲自推动下，改革开放这艘巨轮扬帆起航。从革命到改革，这是历史意志的大转折。

    1979年1月8日至25日，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提出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施政思路。此时，他的头脑中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济特区建设思想。正好叶帅来广州休息，听了习仲勋的汇报后，他非常支持，吩咐他尽快向邓小平去汇报。叶帅跟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后任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的吴南生谈话时，他语重心长地说道：“南生啊，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你们有什么办法，快想一想，得把经济搞上去啊！”4月，习仲勋和吴南生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叶帅专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这次进京汇报的重点就是，争取中央给予广东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贸易合作区”。在汇报中，吴南生提出要尽快制定特区经济条例，通过立法来保障特区发展，这个建议看得非常深远，叶帅当即表示支持。随后，邓小平也专门听取了广东省委的汇报，他当场就说了那句后来众所周知的名言：“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至此，特区建设就一锤定音，叶帅的一番苦心，习仲勋这9个多月的心血，终于水到渠成，修成正果，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搞经济特区无疑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创举。

    中央做出决策后，关键就要看落实了，中央和地方这两个积极性，必须步调一致才能办成大事。叶帅对广东改革开放的支持可以说是倾注了全力，4月29日至6月5日，他再次赴广东广东视察工作，跟习仲勋等省委领导多次深入交流，充分肯定了创办特区的发展思路。6月1日，叶帅还亲自参加了广东三级干部会议，这相当于是一次改革开放的动员大会，他勉励大家：“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如果搞不好，也会搞乱全国的。大家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加倍努力搞好。”同时，对省委新班子前一段时间的工作，他也再次予以充分肯定：“广东省委的负责人是可以信赖的，地委书记也是可以信赖的，关键在于领导。”听完叶帅的发言，习仲勋表示，一定要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搞好，出色地完成中央交给广东的任务。

    在叶帅等中央领导的重视下，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就正式批准了在广东创办经济特区，广东也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深圳特区成立不久后，叶帅不顾当地招待条件简陋，也不顾自己腿脚不便，1980年4月27日，他亲临深圳蛇口工业区建设工地视察，数日后又去珠海视察，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他必须要来亲自走一走，看一看，为特区建设排忧解难，为大家打气鼓劲，他对两个特区的领导人说：“你们办得很好，希望大家努力。”吴南生后来回忆说：“在广东的改革开放遭遇非议和阻力时，叶帅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特区搞起来后，“租界论”“洋务运动”“资本主义复辟论”等党内非议非常大，又赶上中纪委严打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特区试点差点也被夭折。当时主管特区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回忆说，叶帅曾明确跟他表态：“记住，如果再遭围攻，你顶不住了，就来电话。我叶剑英立即调飞机飞回北京，旗帜鲜明地支持你搞改革开放！”没有叶帅亲力亲为的大力支持，后来广东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