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战斗在江淮河汉之五：平江惨案
嘉义是江西省平江县境内一个依山旁水的乡村小镇，100多户人家。
1938年2月，随着湘鄂赣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开赴皖南抗日前线。红军游击队在嘉义镇设立新四军平江留守处，共有工作人员、警卫战士、干部家属等100多人。留守处成立后，暂借嘉义镇 “红昌药号”挂牌处理公干。中共湘鄂赣特委为组织湘鄂赣地区抗日救亡运动，也以留守处作掩护机关，特委负责人均以公开身份参加留守处工作。特委书记涂正坤为新四军上校参议，特委宣传部长黄耀南为留守处少校主任，特委组织部长罗梓铭为中校团副，特委秘书主任吴渊为留守处秘书主任，曾金声为少校参谋，吴贺泉为留守处军需，赵绿吟（女）为留守处机要员。
留守处在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的领导下，不断加强地方党组织建设，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发动边区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安置伤病员和抗日军人家属，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发动群众毁路、炸桥，截断日军的运输线。中共湘鄂赣特委和新四军平江留守处为团结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因此成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心腹大患。
1939年1月，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长官杨森率二十军驻防平江。不久，杨森按照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颁布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旨意，将其总部由县城附近搬到离嘉义只有20多里的长寿街，对留守处严密监视，并紧锣密鼓地策划取缔留守处的阴谋活动。杨森部进驻平江不久，即派人突然袭击了中共平江县委开办的“大众书店”，非法抄走和封存了一部分抗日救亡的进步书籍；由二十七集团军发起，召开了湘鄂赣边区和军、师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会上，决定组织“地区防范异常委员会”，增加特务经费，积极发展国民党组织，在各区、乡普遍建立特务班、巡逻队。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吴都俊公开宣称，要借汉奸名义处置共党分子。4月15日，颁布《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通告》、《战区服务团队管理办法》，公然规定凡非本战区所属部队一律不得擅自设立后方机关，否则，一经查获或举发，即勒令停止一切活动。杨森还授意以国民党平江县党部、县政府、县三青团的名义，联名呈文要求取缔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处，并秘密绘制留守处周围地形图和军事进攻线路图，以备需要之时用。
国民党平江县当局提出要留守处搬迁至县城的要求时，留守处经请示新四军军部同意，将留守处改为通讯处，并搬迁县城办公。可是，就在通讯处派人进城查看房子准备搬迁时，国民党顽固派便迫不及待地对新四军驻嘉义通讯处下了毒手。
1939年6月初，杨森向其特务营营长何学植转示由薛岳、陈诚转来蒋介石的一份密电，电文说：据报称共产党在平江嘉义暗中活动，阻挠抗战，速将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处黄耀南、涂正坤等一一解决。然后，杨森命何学植具体执行。
何学植按杨森的部署，率特务营第二连，另带一个重机枪排和第三连手枪队员20名，去嘉义解决新四军留守处。另外，第九十三军派一个连去平江县城捕杀黄耀南。6月11日，何学植率兵赶到嘉义，加上原已驻防嘉义的一个连，共同完成了对留守处的包围。6月12日下午3时许，顽固派开始按计划行动，何学植派侦察员张绍奇以开会为名，先去将涂正坤诱骗出来。
涂正坤是中共湘鄂赣边区的主要负责人，曾任中共平江县委书记和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游击队奉命改编上前线，涂正坤留下担任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以后又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他在通讯处一年零九个月的工作中，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领导湘鄂赣边区的抗日救亡活动，深得边区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就在国民党顽固派策划屠杀阴谋的时候，涂正坤正率领群众破路，以防止日军进攻。6月12日上午，涂正坤率领通讯处的同志参加破路劳动，中午回到通讯处刚准备休息，张绍奇就来叫他去开“紧急会议”。当涂正坤行至离通讯处30步远的“秀记”杂货店前时，早已埋伏好的特务立即朝他开枪。这位新四军的战士当即倒在血泊中。他意识到暴徒的阴谋所在，挣扎着朝通讯处方向边爬边喊：“不许破坏团结抗战！”“同志们快跑，反动派下毒手啦！”但话音未落已气绝身亡。
这时，隐藏在各处的国民党军队在特务营二连连长余启佑的率领下，借口“有土匪”，夹着枪声和喊叫声，蜂拥冲向通讯处。时任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的罗梓铭与警卫班长吴甘成等人准备与暴徒进行说理斗争。但这伙暴徒恃武力强行缴了警卫班的械，扣押通讯处的工作人员，并在通讯处内恣意抄查。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挺身而出，以负责人的身分，严厉斥责暴徒们的行为，竟遭暴徒们捆绑，拖往门外。吴渊怒不可遏，继续大声喊叫：“我要控告你们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恼羞成怒的特务害怕群众了解事实真相，不等吴渊再说，就把他枪杀在离通讯处20步远的“万寿官”门前。这位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坚强战士，就这样惨死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枪口下。
此时，通讯处已被洗劫一空。通讯处的干部、工作人员、红军和新四军家属及嘉义镇的人民群众1000多人都遭到了敌人的毒手。暴徒们不仅杀人还抢走了通讯处的经费和各种物资，计有银洋2600余元、步枪2支、驳壳枪6支、手枪6支、手榴弹8枚、子弹1000发、电话机2部、油印机1台、军服等若干物资。而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等4人则被国民党顽固派抓走了。
当天晚上，国民党军对罗梓铭等4人进行秘密审讯，企图从中得到湘鄂赣地区中共组织人员名单及活动情况。
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都是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党员，其中罗梓铭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39年1月，他接替涂正坤任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曾金声是在1927年白色恐怖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曾任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在4位被捕者中，赵绿吟23岁，毕业于省立长沙女中师范部。抗战爆发后，她经徐特立介绍，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中共岳阳中心县委妇女部长，1939年5月调任湘鄂赣特委妇女干事。就是这样4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刑拷打下，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坚持与顽固派斗争。
深夜，黔驴技穷的暴徒将这四名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押往嘉义镇旁虎形岭。4位同志知道顽固派要下毒手了，大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赵绿吟还放开歌喉，高唱：“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歌声未落，4位同志即被推入数丈深的废淘金洞里，惨遭活埋。
这就是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形成统一战线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又一重大分裂事件——“平江惨案”。
国民党顽固派有组织、有预谋地制造了“平江惨案”，却造谣中伤，欺骗舆论，以掩盖罪责。薛岳、杨森一方面在当地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欺骗宣传；指使地方反动势力，假借“民意”联名诬告留守处；另一方面连续急电周恩来、叶剑英称：“涂正坤等纠集土匪，扰乱后方，枪杀国军官兵，灭尸缴械，危害地方。”余连长为维护后方治安，率兵前往清查，但“该处公然纠众拒捕，双方械斗，互有伤亡。”现已“将该连长撤职”，以惩其处置失当。
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彻底揭露，明辨是非，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适可而止，主动团结的斗争原则。6月16日，留守处主任黄耀南在平江县长余达美、开明绅士唐炳初的帮助下逃离险境后，即以《快邮代电》的方式通告全国，公布“平江惨案”的事实真相，痛斥顽固派的无耻谎言。
7月2日至14日，周恩来、叶剑英连发数电致陈诚、徐永昌，一方面严正指出嘉义留守处抗日政绩当地有口皆碑，曾为文伯（治中）先生所赞。而薛岳、杨森却混淆是非，“身为方面大员、国家重臣，不顾强敌入境，挑起鹬蚌之争”，致使“两党自相渔肉”，日寇“坐收渔人之利”，“实属汉奸罪行。”另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在此“国家存亡绝续之际”，唯有“矢志团结，坚持抗战”，方能“两党共存，民族复兴”。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和遣责，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肇事凶手，并将事件真相昭告天下。1939年7月7日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举行了追悼平江通讯处遇害烈士大会，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万人公祭死难烈士大会，中共中央的挽联为：在国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洗古今憾；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与会各界人士愤怒声讨反动派残杀抗日军人的暴行，巩固国内团结，完成烈士未竟事业。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著名演说，严正指出全国出现的众多反共惨案，都是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决议的产物。国民党若要真心团结抗战，维护民族生存，必须废除此类反共决议。徐特立代表中共湖南省委为追悼涂正坤、罗梓铭等死难者题词，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才足以安慰死难者在天之灵”。大会沉痛哀悼涂正坤等革命烈士：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功在人民，彪炳千古。大会通电国民党中央政府，强烈要求严查主使，惩办凶犯，明令取缔《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保证不得再有此类惨案发生。重庆、皖南、桂林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也举行了追悼会，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揭露了顽固派的反共丑恶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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