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6日周秉宜采访与对话

    张永池：原北京市公用局离休干部，1949年6月至1958年4月在西花厅工作。

    张永池：我1931年出生在东北吉林，老家是山东，父亲闯关东过来的。

    1946年我15岁参军，1947年秋天调到东北局行政委员会工作。1948年9月有许多民主人士沈钧儒、郭沫若等集中在哈尔滨，准备去北平参加筹备新政协，东北局组织了一个班子负责保卫和接待他们，我参加了这项工作。1949年1月，我们把民主人士护送到北京，安排他们住进了北京饭店。不久，总理召见民主党派的人士商量筹备新政协，我又被派去布置会场和照顾总理。1949年6月，成元功（周恩来的卫士长）把我调进了中南海为总理服务，先做内勤。不久，张树迎、韩福裕也来了，张树迎原来在警卫班工作。还有冯佛成，他一直跟着你七妈（邓颖超）。那时总理正忙于建国的筹备工作，频繁来往于中南海丰泽园和香山，我就跟着总理两边跑。

    十月一日建国后毛主席进城也住在了丰泽园。丰泽园前后两个院子，主席和总理各住一个院子，但厨房和卫生间还是合用一个。我去给总理打饭时，总要经过主席的办公室，常看见他在办公、写文章。

    当时住在丰泽园的小孩，有娇娇（李敏）、李纳、叶子龙的孩子、汪东兴的、杨尚昆的孩子，他们全住一个大屋子。秉德和你七妈住，她上中学了，一个星期回来一次。你们家孩子，秉德是先来的，她刚来时衣服带的少，你七妈让成元功和我陪她去东安市场买衣服。你七妈不让用她的小汽车送我们，我们是走着去的。我们给秉德买了一身衣服，还买了洗漱用品。后来有一次秉德生病了，发烧，你七妈说赶快送医院，是老纪（邓颖超的司机纪书林）送的，就用了那么一次车。我对秉德当时的印象是个朴素的中学生，人长得也漂亮。1953年我学文化时，秉德还送了我一本小字典，现在我还保存着。

    第二个来的是秉钧，来了以后送他上的八一小学。八一小学开始设在府右街的李阁佬胡同，秉钧上小学一年级，一个月回家一次，我们几个同志轮流去接他。那时我们三组已经领了两辆飞利浦自行车，属于公车，谁有事谁用。周末我骑着自行车去李阁佬胡同接秉钧，小学生们都在宿舍里等着，我一叫秉钧，他看到我特别高兴，立刻跑出来了。我骑车把他放在前座或者放在后座上，我们一边走一边聊。我那时年轻，平时在院子里忙，不能出去，接你们就能出去转转，觉得也挺好。秉钧回来后就自己去大食堂吃饭了，由成元功给他发饭票。

    周秉宜：大概是1998年，有一次我去天津参加纪念周总理的活动，遇见了一个老同志。他告诉我他1950年代初曾在西花厅大门口站岗，那时总看见一个小男孩，光着头、穿着棉衣棉裤，手里拿着一个搪瓷饭碗从大门出来，去食堂吃饭，又朴素还规规矩矩的，有人告诉他说这是总理的侄子。

    张永池：1949年11月，总理搬到西花厅来办公。你伯伯和你七妈先过来，我在丰泽园留守，待了一个月，看东西，然后才过来。刚过来时，西花厅大门站岗的战士不认识我，还是成元功把我接进去的，他向站岗的战士介绍我说：“这是咱们里面搞内勤的张永池。”
你好像来的最晚，第一次见到你时已经是冬天了，是把你从幼儿园接回来的。

    周秉宜：我是在1949年的9月份，我父母带着我从天津乘火车来北京的。到北京后，我们先在丰泽园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父母就把我送到了万寿寺的军委保育院。进了保育院我就归七妈管了，不过那时七妈受中央委托已经到上海去了，她的任务是邀请宋庆龄来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任务完成后她回到北京又生了病。所以我在保育院一住就是两个月。一直到11月，七妈为接待一个外国的妇女代表团，需要先到外宾参观的幼儿园、妇女街道工厂等单位去采点和了解情况，于是来到我们保育院，才见到了我。

    张永池：你小时候长的白白胖胖，见人就冲人笑一笑，也不说话，特别老实。有时在你七妈的办公室，有时在客厅或者卫士值班室，一个人坐着看画报，看小人书，文文静静的。

    周秉宜：我那时老跟在我七妈身后，但是她一般上午都还要上班，我就得从她办公室出来，自己上一边去看画报看小人书。我哥哥和晓枫（彭雪峰烈士之子）、东东（邓颖超的秘书陈楚平之子）他们都在前院玩。

    张永池：总理的工作生活很有秩序，每天的活动安排，几点开会、几点见外宾，秘书都会记在台历上，写的密密麻麻。

    卫士值班室的门永远开着，对面就是总理的办公室。你伯伯的办公室不让你们进，但是有时也会让你们进去催你伯伯吃饭。我们值班时，给总理打了饭回来，值班室专门备有一个大号的盛热水的碗，我把饭菜热在上面，等着总理出来吃饭，但是总理却不肯出来吃饭，催也催不出来，饭热了几次还都不行，你七妈只好搬救兵，就叫小孩子们去叫他。她总派你去，你那时特别小，胖乎乎的，扭扭的就进了办公室，进去后也不多说，只说：“伯伯吃饭了。”过去拉了他就走。你伯伯喜欢小孩子，所以你一拉他就出来了。

    周秉宜：我听粤生姐姐（孙炳文烈士之女孙新世）说过，伯伯在办公室办公，一坐就几个小时，谁叫也不出来。她曾看到七妈为此急的在客厅里来回转圈儿。看来安排小朋友进办公室“打扰”总理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张永池：总理工作忙起来常常几天连轴转。1954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总理要写政府工作报告，三天三夜没合眼，秘书们分三班倒陪着他。我当时年轻，还能盯一阵子。我看他太累，我说：熬点咖啡吧，他点点头，秘书在一旁说：多熬点。咖啡熬好了，总理喝一杯，秘书喝两杯。秘书们都熬不过他。

    周秉宜：我小学同学也对我回忆过一件事：这个同学的父亲抗美援朝时期在前线打仗。1951年夏天伯伯生病了，毛主席让他去大连养病，正好有几个志愿军的军长政委们在大连轮休，他们一见到总理立刻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向总理诉说前线一大堆困难。总理说：大家不要着急，坐下来一个一个说。结果他也没顾上休养，就开始白天晚上连番工作，帮助志愿军解决困难。志愿军派了8个年轻的参谋帮助总理工作，天天熬夜。最后把那几个参谋都给累趴下了，说谁也熬不过总理。

    张永池：你伯伯在办公室办公时，你们不能大声说话，有一次秉钧和东东在值班室聊天，说着说着声音就高了，我就提醒他们：别大声说话。

    周秉宜：我从上幼儿园起就知道：在西花厅后院不能大声说话，因为伯伯在办公或者在休息。记得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寒假，有一天上午我要做功课，先打开铅笔盒，那时的铅笔盒是铁皮的，只听“啪”的一声，铅笔盒盖翻在桌面上，把我吓了一跳，马上就想：“哎呀！千万别把伯伯吵醒！”当时我和我姐我哥我们仨住的东厢房离伯伯的卧室很近，我用的书桌是老式红木写字台，大理石桌面。你想铁皮碰上石头桌面是什么声音，哎呀吓坏我了。那是1952年冬天的事，那时西花厅还有几件过去民国北平政府留下的家俱，后来没过多久，那张红木写字台还有几只红木园凳就上交国务院管理局了。

    张永池：总理工作太忙，对你们小孩说话不多，有时他出来散步看到你们在前院玩，就过去和你们说几句话，摸摸你们的头。他从不对你们发脾气，你们表现的也好，老老实实的，不爱哭不爱闹，也不到处乱跑。当然你七妈也不让你们乱跑，她对你门管的严，除了去大食堂吃饭，她是不让你们随便离开西花厅大院的。后来你们大一些了，允许你们去游泳了，也要看哪个叔叔有空带你们去。

    周秉宜：我记得马列叔叔（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带我哥哥去过中南海游泳池。我是由我大姐带着我去过一次，后来上学以后，阿米姐（邓颖超秘书张元之女肖远音）也带我去过游泳池。我耳朵怕进水，一进水就得了中耳炎，还是七妈拿了伯伯用的消炎药给我治好了。以后就不敢去游泳了。

    张永池：刚解放时，你家住在东城区的遂安伯胡同。我跟着总理去过一次，只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周秉宜：我们家住的那房子是伯伯的南开同学陈颂言伯伯的房子，恐怕伯伯主要是去看陈伯伯去了，陈伯伯当时是华北钢铁局的总工。

    张永池：你爸住的是两间小平房，他身体不好，你妈妈是老师，我印象她是在中学教俄文。那时你家比较困难，孩子多，你们姊妹的生活费用都是你伯伯你七妈给出的。穿的衣服也是他们给买。

    周秉宜：是这样，记得我要上小学了，七妈带着我和我二哥去王府井，在一个卖打折童装的排挡上，她给我们俩一人挑了一件带彩色条纹的毛衣。不过我印象她只给我们买过这一次，因为当时她和伯伯的津贴费也不高，而我们八一小学实行供给制，公家给学生们发衣服和鞋子，不过不发毛衣。

    张永池：1953年国务院改为薪金制，你伯伯一改薪金制就立刻给你们交学费。当时成元功掌握钱，你伯伯七妈他们的工资都是由成元功去领并负责掌握收支。当然照顾你们家里的大小事情还是由你七妈负责。

    你爸常去西花厅，自己去，有时能见到你伯伯，有时见不到，只有你七妈在。有几次我看到你伯伯和你爸爸谈话，你伯伯对他说：“你身体不好，总不能去上班，就退了吧。”是我进客厅给你爸倒水时听到的。那还是1958年以前的事，1958年4月我就离开西花厅了。

    周秉宜：伯伯总觉得我爸一生病就不能上班，那就不应该还拿着国家的工资，可我爸觉得家里这么多人要生活，他心里有压力，伯伯就说：“你身体不好，我养活你。”后来在伯伯的一再催促下，爸还不到60岁就退休了。

    张永池：你七妈对你爸很照顾，你爸每次去，她又给钱又给东西，什么水果啊，补品啊。还说：“都拿走，都拿走。”有些补品是朋友送他们的，那时你七妈身体很不好。象宋庆龄、何香凝他们送的人参啊，龟苓膏，阿胶什么的。总理身体好，他是不吃补品的。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那时每年总理都要找一天，把你们周家在北京的亲戚召集到西花厅来，有十几口子人，一是和他们见见面，另一个是听大家的汇报，检查一下大家的工作情况、思想情况，看有没有人利用他的名义去搞特殊化。去的时候只有一杯水，不管饭。会面完了就各自回家去吃饭，见面就在前客厅。我有时听一会儿，有时不听。这种见面没有你们小孩子参加。

    还有一次他在紫光阁接见香港电影代表团夏梦等人，总理对夏梦讲：“我是封建官僚家庭出身，家中的兄弟们也是各走各的路。”我感觉他对周家亲属要求还是很严的。

    周秉宜：我们长大以后，伯伯也是一再强调说：周家子侄要背叛封建家庭，要向劳动人民学习，要做去工人，做农民，要去当兵。哎呀，标准太高了。

    张永池：总理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当自家人，他从不骂人，即使发脾气也不骂人，就是给你讲道理，他也从来不整人，我们在他面前都是无拘无束的。

    总理平时吃饭很简单，一荤一素一汤。他爱吃豌豆扁豆，他最拿手做狮子头，有一次过春节，他亲自下厨房做狮子头招待我们工作人员。他说：“平时都是你们为我服务，今天我来为你们服务。”

    总理吃饭时掉米粒都要捡起来吃，他还向我们念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知道他总要吃掉在桌上的米粒，就总是把桌子擦的干干净净。还有，他吃剩的菜，如果是比较好的菜，鱼呀肉呀什么，我们都给他留下来，下顿热热再给他吃，一般的菜我们就给吃了。只要吃了，没浪费就行，谁吃都行，你伯伯人很实在。

    周秉宜：说起“锄禾日当午”那首唐诗，我也是跟伯伯学的，那还是在我上幼儿园时候呢。不过他就教过这一首，后来就再没教过了。

    张永池：总理从外地工作回来或者从国外回来，我们去机场接他，他和接他的领导们一一握手，也和我们握手，很平等。

    记得1955年，有一次印度总理尼赫鲁来访，送了总理十几盒雪茄烟。一般来说如果外宾送的是贵重的礼品，就要上交外交部。如果是水果等消耗品，退还给外宾也不礼貌，就留下来分给大家吃了。那几盒雪茄烟放在客厅桌子上谁抽谁拿，还送给了陈老总几盒。张树迎抽烟，他拿了一支，我不会抽烟也跟着起哄，也拿了一支来学着抽。让总理看见了，说我：“小孩子不学好。”我立刻把雪茄烟放下了。以后我也再没学抽烟，一直到现在，我不抽烟还得感谢总理。

    那些年常有地方的剧团来北京汇演，他们一般先有一场给领导人看的汇报演出，希望得到首长们的审查指导，地点大多在怀仁堂。我们工作人员的家属也能去看，总理说：“剧场别空着那么多位子，那样对演员不尊重。”

    周秉宜：我那时的印象中，值班室桌子上放着的演出招待券是从来没有我的份儿的，七妈不让我拿招待券去看演出，当然她自己也从来不去，至于这些票都送给谁了，按西花厅的纪律，小孩子不允许瞎打听，所以我也不会去问，就一直以为这样的票都浪费了，怪可惜的。原来都给你们了。

    1959年人大会堂建成后，北京市每年春节在大会堂举办一个春节游园会，游园会的票好象也都送给了咱们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家属。如今想来，这也是伯伯七妈对大家一年来辛苦工作所表达的一点谢意吧。

    张永池：但总理管我们时该严格该批评还是抓的很紧的。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找人谈事，谈完之后他让我去找饭。按照他的规定每次在外面吃饭都要把账算清楚，要及时交费。那顿饭我记得是2块8毛钱，当时我忙着照顾总理，没来得及去结账，他上车以后问起来才知道我没交钱，就批评我，从北京饭店一直批评到西花厅。回去后我赶快又骑自行车去了一趟北京饭店，把账结了。

    还有一次，他让一个秘书替他参加一个招待会，这个秘书没有去，说他不愿意去吃饭。那次我看到总理发脾气了，他对这个秘书说：“我不是让你去吃饭，我是让你去了解情况。”

    我和赵行杰原来住在西花厅外院水榭南边的西平房。1956年我结婚，就搬到国务院西北门对面一个家属院去住了，那个小院住了咱们国务院好几个同志和他们的家属。第二年我生老大续平，我父母也从外地来到北京，家里人口多了，我的经济负担一下子加重不少，我也就不再去大食堂吃饭了，每天由我母亲或我爱人琚春英给我送饭。小琚是国棉一厂的工人，工作三班倒，只要她上夜班，中午就过来给我送饭。她一般会把饭送到西花厅大门口的传达室，我再去传达室取。有几次总理和大姐散步出来，在大门口看见小琚，总理总会对小琚说一句： “你辛苦了！” 大姐也跟着说一句：“工人最辛苦了。”我感觉总理和大姐对工人非常有感情。

    周秉宜：你说伯伯七妈对工人阶级有感情，我想起成元功叔叔也对我讲过，伯伯在外院散步看到打扫院子的工人，看到老周叔叔（花工周保林）总要上前去打个招呼。前院大坑里的蔬菜是老周叔叔种的，老周叔叔送来玉米、豆角，伯伯都付钱，而且付的比较多。成元功叔叔说他想不通，说给钱就行了，干嘛还要给那么多呢。七妈说：“这是人家老周辛辛苦苦劳动种出来的，这么一个老工人老同志，我们怎么能只给一点钱。你们就是不知道替人家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