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隐蔽战线的奠基人及卓越领导人周恩来与夫人邓颖超在大革命时期合影。

当年任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人，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陈庚。

李克农

钱壮飞

胡底

    我党隐蔽战线的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熊向晖

陈忠经

申健

    我党隐蔽战线的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

    在中国共产党艰苦而漫长的斗争历程中，相对于与敌人面对面作战的公开战场，有一条为夺取革命胜利起过重要作用的隐蔽战线。这条秘密战线斗争的成败胜负，直接影响到革命的每一步进程。周恩来，就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主要创始人与卓越领导者。党的隐蔽战线包括情报、保卫、机要、通讯等工作。我党的隐蔽战线与情报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公开战场，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生存与发展，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出了极为特殊的贡献。

    在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45周年的时候，笔者想重点回顾一下周恩来在领导我党隐蔽战线及情报工作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一、中共情报工作的奠基人

    情报工作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专业。年青时代的周恩来从未接触过情报工作，更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然而周恩来不但具有杰出的组织能力，博闻强记，而且办事精细、缜密，头脑灵活，考虑问题周详，反应机敏，这些都是从事情报工作的优良条件。加上周恩来坚强的党性和出类拔萃的才华，当革命事业需要时，周恩来便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付重担，并取得了十分卓越的成就。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国共第一次合作陷入破裂。在白色恐怖之下，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至武汉。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步蒋介石后尘，大搞“清共”，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于同年九月迁回上海。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政策之下，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人遭到杀害。著名的共产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等，先后倒在国民党的枪弹之下，中共党员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减到1万余人，共产党的队伍被打散，其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面对敌人的大破坏、大捕杀，中共中央要想在上海站稳脚跟、生存下去，就必须有一套适应新的残酷环境的对策。这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瞿秋白，他是在“八七会议”上取代陈独秀新上台的第二任总书记。记者出身的瞿秋白缺乏对敌斗争的实际经验。中共中央于是想到了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

    南昌起义在广州潮汕遭到失败后，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由叶挺、聂荣臻护送，乘坐一只小舟，在大海上同风浪搏斗两天一夜后抵达香港，被中共广东省委组织安置下来治病。10月下旬，周恩来接中央通知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11月9日的重要会议上，周恩来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时是中共最困难的日子。周恩来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然而，摆在他面前最迫切的问题却是，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下，如何有效地预防与阻止敌人的破坏，坚定党内外群众的信心，使中共中央能在敌人的严密统治下开展工作，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痛切地认识到，要在强大敌人的心脏地带开展革命活动，首先必须有自己的情报特工组织，以便保卫自己的安全。其次，要建立一套与地下斗争相适应的严密制度与组织纪律、工作方式。

    二、组建中共情报特工组织：中央特科

    在组织机构方面，周恩来设立了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该委员会由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周恩来和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组成，周恩来是主要领导者。中央特科负责人为顾顺章，下设四个科：第一科是总务科，负责计划与后勤事务；第二科是情报科，负责情报的搜集工作，包括派遣特工打进国民党组织内，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网；第三科是特务科，负责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以及锄奸、营救被捕的同志、打击敌方的特工人员；第四科是交通科，负责中共中央与全国各地的秘密交通联络。

    （一）情报科

    情报科成立于1928年4月，是中央特科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周恩来一向注重情报工作。及时掌握敌情，是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和外国列强严密统治下的上海安全而成功地开展工作的前提条件。情报科的第一任负责人，便是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曾营救过蒋介石，威震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大将陈赓。1926年，陈赓与顾顺章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业务，次年回国后，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陈赓被分配到中央特科工作。当时陈赓只有25岁，化名王庸。他机智、勇敢、老练，经常出入外国租界的巡捕房与国民党特务集中的场所，与敌探警特周旋，混得很熟，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使这些整天搜捕共产党的敌特都以为陈赓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亲切地称他为“老王”。周恩来与陈赓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成功地将共产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中统”，掌握了敌人的核心机密；又成功地在国民党的谍报机关安插了“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杨登瀛，“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宋再生这样的反间谍人员，使周恩来及时地了解敌方所获取的情报和己方出现的叛徒，在中共中央多次面临重大破环的危急关头，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从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二）特务科（红队）

    特务科是一支短小精悍的武装力量，又称红队。主要任务是为中共中央提供安全保卫，镇压打击叛徒奸细，其负责人是顾顺章。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这支队伍机动灵活、神出鬼没，又冷酷无情，打击准确，威震十里洋场，令那些投敌卖友的中共叛徒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特务科使用的武器，小至手枪、手榴弹，大至机枪、炸弹，还有特制的催泪化学手榴弹；交通工具多用自行车、汽车、摩托车，常常化妆成各种小贩、佣工及职业人士，无孔不入，令敌人防不胜防。特务科的打击行动事先经过周密的侦察，详细的部署，出手突然，几分钟内解决问题，然后一哄而散，汇入人群之中，甚少失手。

    顾顺章系上海宝山人，“五卅”运动时参加工人罢工，成为烟厂工人领袖。他对摆弄刀枪、打架斗殴甚感兴趣，他能够双手打枪，百发百中，打击叛徒、工贼、流氓，他都参加。由于表现勇敢，于1925年被吸收加入中共。他曾担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部部长兼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是组织指挥者之一。

    然而，此人生活浪漫，自幼也沾染了一些流氓习气，爱搞旁门左道，会耍魔术，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表演。  

    三、制定工作方针及政策原则，全面提高特科工作人员的素质。

    中央特科成立之后，为卓有成效地侦获情报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在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使特科屡创战绩的秘密工作方法。如他明确了情报与保卫二者关系，使中央特科的情报科与特务科

    （红队）既有不同侧重，又密切配合。秘密工作中，他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精、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份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等。这些，为党的隐蔽战线和情报保卫工作奠定了正确的思路。

    此外，周恩来还强调，特科工作必须置于中共的领导之下，为中共的政治目的服务，而不至沦为单纯的恐怖活动。

    为了不断提高特科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思想水平和斗争能力，周恩来还想方设法举办培训班。周恩来及恽代英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经常为训练班学员作政治报告或上政治课。训练班还教授化妆技术、侦查及反侦查、密码破译、密写技术、跟踪及反跟踪、了解上海市区街道和居民住宅情况等。由于上海居民密集，空旷地少，训练班便组织学员乘船到海上进行射击训练。中央特科能够成为一只红色的铁拳头，与这些政治与技术上的训练是分不开的。

    四、周恩来：成为国民党搜捕的主要目标之一

    鉴于周恩来是中共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又领导着中共的情报系统，自然成为国民党搜捕的主要目标之一。由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很多人认识他，因此他的处境就更加险恶。正因为如此，就需要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周恩来与夫人邓颖超和岳母杨振德一家经常转换居住地方，每个地方少则半个月，多则两三个月便搬迁。这种不断变更居住地点，是重要的安全措施之一。周恩来每更换一个居住地点，便使用一个新名字，而知道他住处的人，也限制在两三个人的范围之内。由于认识他的人太多，为避免不必要的危险，周恩来外出的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五点至七点和晚上七点以后，除有特殊情况，其余时间不外出。外出时不搭电车或公共汽车，也不到公共场合。他对上海的街道地图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尽量熟悉各地的交通道路情况，外出时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他的衣着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头戴礼帽。那是上海最时兴的也是最普通的商人打扮。后来他又蓄起大胡子，党内的同志便戏称为“胡公”。周恩来在上海工作战斗了整整4年，期间发生多次因叛徒出卖而形成的重大危机，并且有那么多中共主要领导人被捕，而周恩来的名声要比他们大得多，却能安然无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与他处事严谨精细、组织纪律性强有很大的关系。

    五、钱壮飞：打入敌人心脏，任“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秘书

    中央特科的一个杰作，是派遣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情报。后来周恩来赞三人为“三剑客”。三人中以钱壮飞为最，成功地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浙江省湖州人，1925年加入中共。他多才多艺，自幼聪明，天赋很高，除了行医外，还擅长书法、绘画、文学、电影以及无线电技术。

    1928年夏，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到上海招办无线电训练班。在周恩来指示下，经陈赓多方奔走，钱壮飞考试合格，得以进入这个训练班。钱壮飞进入培训班后，勤奋好学，常常熬到深夜也不休息，一心钻研无线电业务，进步很快。日子一长，引起了徐恩曾对他的重视。钱壮飞又多才多艺，善于交际，在训练班中广得人缘，加上与徐恩曾是同乡，于是徐恩曾开始对钱壮飞另眼相看。不久，徐恩曾被委任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钱壮飞这位同乡便被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秘书。1929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由针对异己力量变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组织，负责侦探、搜捕、审讯，徐恩曾被任命为调查科主任，到南京走马上任，而钱壮飞也就跟着进入了这个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的核心。

    在新的战斗岗位上，钱壮飞工作更加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徐恩曾对他的信任与日俱增。各地来的电文和重要情报，先由钱壮飞审阅并加以处理，徐恩曾只在上面签个字就算完事。钱壮飞等于代替徐恩曾，掌握了这个特务组织的全盘秘密。

    1930年至1931年，蒋介石对红色根据地发动多次围剿，钱壮飞都事先得到许多准确的军事情报，及时地由上海中共中央转发江西，对于保卫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例如蒋介石1930年底至1931年初对江西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中共中央早在两三个月前便获悉了这方面的情报。周恩来于1930年10月28日就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通告第92号》指出：“国民党军阀最近在湘鄂赣三省调动了将近20个师的兵力，准备实施他们的围剿计划”。从而使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有所准备，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厉兵秣马，结果龙岗一役便消灭了张辉瓒部，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不久，经过中央特科的同意，钱壮飞还帮助李克农打入了国民党在上海的情报机关无线电管理局，并取得了徐恩曾的赏识与重用，成为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而胡底则打入了国民党在南京的情报机关“民智通讯社”（后来又转到天津的“长城通讯社”），三个人密切配合，并肩战斗。

    中央特科还成功地将另一位共产党员宋再生打入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区司令部，任第四号政治密查员。宋再生将企图出卖李立三和李维汉的两位叛徒的情报及时报告中央特科，两名叛徒被立即处决，李立三和李维汉安然无恙。

    六、顾顺章叛变事件始末

    1931年4月，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在返回武汉时被叛徒指认被捕，顾旋即叛变。他首先供出共产党在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致使10多人被捕牺牲。然后顾主动要求面见蒋介石，出卖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主要领导人。这个重要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统机关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获悉，连夜报告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再转报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的协助下，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安排中央机关和人员安全转移。4月27日，顾顺章被押到南京，蒋介石亲自接见。顾除出卖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恽代英外，还率领国民党特务在香港抓捕了著名共产党人蔡和森。蔡和森在狱中坚不吐实，遭到酷刑毒打。最后，国民党特务把他用铁钉钉在墙上，蔡和森仍不屈不挠，直至刺刀刺进他的胸膛，鲜血喷涌而亡。

    顾顺章还于6月22日在上海抓捕了工人出身的、整日无所事事，追求生活安逸的草包总书记向忠发。当周恩来得知向忠发被捕后迅速准备组织人员营救，但没有想到他很快就叛变了，不仅供出了周恩来、陈绍禹和博古的住处，还带着敌人前去捉人，连审讯他的敌人都感到很意外。6月24日，向忠发被国民政府枪杀于上海，终年51岁。

    顾顺章还将中共中央机关和重要负责人的地址全部出卖给国民党。国民党随之进行大搜捕。由于中共中央和主要人员已事先转移，国民党一网打尽中共领导人的计划落空。

    钱壮飞以自己过人的胆识与智慧，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将一场扑向党中央的腥风血雨化为无形。在顾顺章叛变事件中幸免于难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等。

    5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永远开除顾顺章的党籍。由于顾顺章的一些亲属在中共特科工作，熟知中央机密，认识许多中共的负责人，如果顾顺章的阴谋得逞，会给中共造成极大损失。于是周恩来在陈云等人协助下，采取断然措施，下令顾顺章的副手、三科另一负责人王世德，率领红队将顾顺章一家8口以及一干亲戚，全部杀掉，以为叛变者戒。此后，顾顺章加入国民党法西斯组织蓝衣社，1935年遭国民党中统嫉恨而被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