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耿飚，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历任国防部长中唯一一位没有被授予军衔的。爷爷的一生，对人民无限热爱，对党无限忠诚，耿直坚毅，光明磊落。他的品格风范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尊重，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后辈，成为我家最宝贵的精神财产和家风传承。

耿飚

    祖训殷殷恪守不怠

    说起家风，爷爷自小受到了祖辈相传的族规家训的熏陶。“重孝行、尽悌道……在养廉、贵知耻……务正业、慎交友、戒奢靡、崇节俭……”这些做人做事的规矩训诫伴随着他踏上革命道路，对他的思想作风产生了重要影响。

    爷爷做人做事谦虚谨慎，低调内敛，从不居功自傲，这使得他更有亲和力。特别在他作为红色中国派往西方国家的大使时，他的这份亲和力对于打破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成见，迅速打开外交局面，都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爷爷的一生丰富多彩，从投身革命以身许国的铁血征战，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驻外使节开辟外交新程的斡旋担当，以及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长、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多个角色转换的勇挑重担，爷爷的人生留下了一串串闪光足迹。然而，无论角色如何转变，爷爷始终不变的是革命者的初心和军人的本色，正如奶奶赵兰香对他的评价：“一生保持了工人阶级、革命军人朴实无华的本色和胸怀坦荡的品格。”

    耿直坚毅永葆本色

    在大是大非面前，爷爷是毫不含糊的。在工作上，他敢于负责，为了党和国家利益，完全置个人利益、甚至安危于度外。大担当必有大性情，爷爷耿直坚毅的秉性是与党性共生的，是从炮火中磨砺出来的。

    1969年，爷爷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在任期内，他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换来的却是他们的肆意浪费。经过反思，爷爷认识到，“有求必允”的援助法不但加重了我国的经济负担，而且对阿尔巴尼亚的发展来说也是杯水车薪。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身为一个外交官，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出意见是非常冒险的。然而，爷爷还是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如实反映了情况，并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为此，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这封信落入“四人帮”手里，那他肯定会被扣上“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被关牛棚，甚至进监狱，但爷爷此时考虑的却是大使的责任、共产党员的担当。

    意见很快传回国内，并转到周总理手里。总理非常重视，马上向毛主席做了报告，主席看了爷爷的信后，大加赞赏：“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后来，李先念对爷爷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爷爷所提的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中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调整。

    “耿飚之问”反问初心

    1991年7月9日至27日，离休后的爷爷与奶奶回到了阔别50年的甘肃庆阳，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欢迎。许多陇东老乡闻讯赶来，纷纷要求与爷爷见面，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找他告状的。离开庆阳那天，爷爷见了县里的主要领导。他心情沉重地讲述了一件往事：“50年前，我们三八五旅在这里驻防，部队一个战士，犯了严重损害当地人民群众利益的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这个战士。正要枪决的时候，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这个违反纪律的战士求情，连受害者的父母都向部队请求让他戴罪立功。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这时，爷爷停顿了一下，面色凝重，高声发问：“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典故——“耿飚之问”。

    耿飚之问，问出了千古人心。爷爷这一问，源自心底对养育了中国革命的人民群众的热爱，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立心高尚教诲传承

    庆阳是革命老区，也曾是爷爷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那片热土不仅培养了爷爷和奶奶的感情，更成就了他爱兵如子、爱民如亲的大爱真情。他无论身在何处，都牵挂着庆阳的父老乡亲。

    1991年，爷爷奶奶带领子女回到阔别数十年的庆阳。临别时，爷爷拉住县委书记的手嘱咐：一定要管好庆阳的事，照顾好老百姓的生活……2000年6月23日，91岁的爷爷在北京逝世，留下了救助庆阳贫困失学儿童的遗言。2006年，奶奶将爷爷生前收藏的字画拍卖所得全部捐赠给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次年又出资为庆城镇药王洞小学兴建教学楼。2015年，我回庆阳参加慰问活动时，特意看望了一位93岁高龄的三八五旅老战士。老人得知是耿飚的后代来看望他时，激动地捧起爷爷的照片贴到脸边，颤抖着说：“老首长，您好啊……”

    《耿飚回忆录》出版后，爷爷在书的扉页上题字并把书赠给我，嘱咐道：“要好好读一读，不要忘了光荣传统，要立心向善，多做好事，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人。”带着爷爷的殷切希望，多年来，我一直积极参加公益慈善活动。我会坚持做下去，秉承家风，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让爷爷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