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不同的意见可以提出，也可以保留，但必须服从中央的决定。”。

    因王稼祥的战伤未愈，贺昌留在了苏区中央。中央任命原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为总政治部代主任，主持红军总政治部工作。

    贾拓夫派去上海的人，很快就逐个站的传递回情况信息，实际情况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上海中央局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的破坏，而且，书记盛忠亮被捕。按照贾拓夫的命令，由黄文杰为地下党上海中央局书记，接替盛忠亮主持工作。贾拓夫向陈云和贺昌都做了汇报，又派了两个破坏部的人员去上海，帮助营救盛忠亮等人。

    贾拓夫给学员们讲了最后一课，这次他没重复那些已经讲过几十遍的老调。他说：“中央的保密措施做的不好，不是保密不够严密而泄密，相反是过于严密。该让大家知道的，没能及时通知大家。每个人都是全盘棋上的一颗子。每人做的每项工作，都是事关全局。大家的互相默契配合，来自互相知情。不知道要干啥，咋能配合好？中央未能早点把突围转移的计划通知大家，大家就不明白，那些军事行动是干啥？党中央为啥要突围转移，突围转移出去到哪里？今后回来不？去那里如何生存？导致下面的官兵战士，甚至许多领导干部们，也不明白，不理解自己的工作，执行起来就有疑问，怨言，埋怨。工作就有困难。如果早点通知，大家就能理解，主动积极的执行，群众也就能懂得咋样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突围转移的行军路上，也就会坚定不移，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因为，发生了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事件，无线电信号中断，贾拓夫又讲了通讯工具无线电器材的重要性，信息量对党的工作的重要性。并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说：“不是战士们作战不勇敢，也不是苏区群众支持的力度不够。更不是广大指战员不严格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决定，指示。仅广昌一战，我军就英勇牺牲了六千多人，阵地丢失。张宗逊率领红十四师与敌浴血奋战，肉搏战，直至拼到全师所剩无几，被迫撤销了番号。若支援十九路军，帮助福建政府，用不了牺牲一个师，就能给国民党蒋介石增加了几个军的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的敌人。早点与陈济堂谈判，三部分人马联合对付国民党蒋介石，肯定不至于今天的惨败。必定能保住了苏区，而且，还能扩大。或者是按照毛主席，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们的战略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灵活的守，守不住就走。而不按照李德的短促突击，那样必能守得住。事到如今，兵临城下，突围转移是唯一保存实力的走为上策。只能说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革命的火种不被灭，今后，一定能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10月7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中央根据地各军区，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除第五军团继续抗击向兴国进攻之敌外，将第一，第三，第八，第九军团，都从阵地上撤下来，集中在兴国，于都，瑞金地区。突围转移的野战军，编成左中右3路行军纵队。”。

    接着中央颁布《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的行军日程表》。

    贾拓夫尽量让破坏部的人员们全走，但是，上报后，还是被打下来一些。他把没有毕业的白区工作理论培训班的学员们，几乎全部编入了突围转移的队伍中，只有一两个人，因身体原因返回原籍。把破坏部和各省县的白区工作部中，相对年龄太大的，体弱的都返回原籍工作，或者潜伏。并且，告诉他们，今后与留守的中央苏区分局总政破坏部长袁血卒联系。

    天气冷了，看到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他自己也觉得冷，就请乡亲中的一个妇女，帮助他把西安来时，路上穿的长袍，裁剪改成上衣和裤子两件。把总政发给他的上衣，送给了一个挑担子的，穿单衣的小战士。把裤子给了另一个衣服破烂的战士。他自己就穿上改装后的衣服，把带来的女人衣服，穿在里面。大部分的红军战士，还是不知道要去哪。

    中央造币厂停止了生产，《红星》报。《斗争》，《青年实话》，《红色中华》等100多种报刊，全都停办了。贾拓夫向袁血卒交代了破坏部和白区工作部（游击队政治部）的人员名单，各省县的负责人，联系人，联系方式，工作近况。

    10月9日，李富春和贺昌，联名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工作的训令。要求在迅速整理补充配合友军 ，与全国革命力量准备反攻的口号下，进行部队整理补充与战斗准备。“反对一切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要求各军团，各师的政治机关，做好部队长途行军的政治思想工作。

    乡亲们得知，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将要转移时，都来送行。有许多乡亲们，自己虽然忙得顾不上来，还是几家人派一个代表，框担里担着猪肉，鸡蛋，衣服，草鞋，红薯等，对红军战士们千叮咛，万嘱咐，儿女牵着父亲的衣角，父母拉着儿子的手，妻子挥泪，依依惜别，大路上，小路旁，村口，河边，一幅幅泪别的画面，舍不得分开。

    贾拓夫派破坏部工作人员，去动员群众捐木头木板，搭桥过河。于都县城的居民群众，把所有的门板都捐献出来了，甚至，有人把给家中的老人准备好的寿材，也捐献出来给红军架桥了。

    贾拓夫跑到各处，与陈云，夏彩曦，贺昌等人，一一告别，互相拥抱，互道珍重。与贺昌两人的双手紧紧的长时间握在一起，两人默默无语的流泪，几乎同时说：“后会有期。”。走开后，还回头望了几次站在那里送行的贺昌，互相挥手。

    贾拓夫因为连日来的过度劳累，又睡不好觉，有时就头晕，腿软，眼睛也熬得发红。乡亲们流着泪说：“红军呀！千万要回来呀！”红军战士们一步一回头。贾拓夫站在前来送别的群众队伍面前，含泪歇斯底里的对乡亲们说：“放心吧!红军不会倒，红军不会亡，我们只是暂时转移，很快就会打回来的。蒋介石不得人心，国民党内部混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咱们！”。他也回头看着乡亲们，对同行的人说起中央根据地人民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自己省吃俭用，大力支援红军粮食，油肉，鸡蛋，衣服，自己织的布匹等，把大批优秀的儿女送上前线战场，与敌人战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大部分都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最大限度的支持红军的革命战争。说到中央红军走后，留守的中央分局力量单薄，根据地人民必然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无情蹂躏和屠杀。他禁不住泪流满面，哽咽的说不出话了。

    看到红军把笨重的武器，笨重的造枪弹的机械，笨重的印刷苏币的机器，印刷报纸传单的机器等，以及其他的坛坛罐罐，都全部抬着搬走。马车，人力车，几人抬运，挑担等。贾拓夫对李富春说：“这样，哪里是在突围转移，简直就是逃难式的大搬家。要是突围转移，那就是还准备打回来，那就不应该把这么笨重的机器也搬走，而是应该把它们藏起来，打回来后还要用。现在搬运出去，今后还得搬运回来。带上所有的家当，突围走出去，那就是不准备回来了，既然，不准备回来的话，那就应该让项英，贺昌，陈毅，瞿秋白，陈潭秋等人都走，所有的伤员和部队，也都走。”。

    李富春说：“军人的首要任务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你是红军部队总政治部的高级领导干部之一，必须不折不扣的坚决执行军令。”。

    贾拓夫派破坏部的人员们去探路，在浅水的能趟水过河的地方，都给红军做了路标。

    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突围转移，也确实就像大搬家。从队伍的布局来看，也应证了这一说法。中央的两个纵队在全部突围转移的8万6千人的最中间，一纵队在前，二纵队在后。第一，九军团为左翼，第三，八军团为右翼。一军团为左翼先锋，三军团为右翼先锋。八，九军团为左右两翼之后翼。第五军团为总后卫。整个布局如同抬着个大轿子搬家，年龄最大的已经57岁了，行动非常迟缓。

    最中间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包括中共中央，红军总部，及其直属单位，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等，分成两个纵队。前面的是第一纵队，叫“红星纵队，”，也叫“军委纵队”，跟在后面的是第二纵队，叫“红章纵队”，也叫“中央纵队”。红星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全纵队4693人。红章纵队由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任参谋长。红星纵队是党和红军的首脑机关，突围转移野战军西征的总指挥部。最高“三人团”的博古，李德，周恩来，以及总司令朱德，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们，都在这个纵队。还有多名女红军，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等人。还带着14部电台。

    贾拓夫随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在第二纵队，也就是红章纵队，中央纵队，全纵队9853人。他率领破坏部人员，从瑞金云石山乡岩背村出发，于10月10日黄昏，来到梅坑，与田心乡社公背侣玉公祠来的间谍特工班学员们，一起加入编队中。党中央和政府机关，后勤，卫生，总工会，青年团和担架队等，都在这个编队中，少共中央局凯丰，胡耀邦，赖大超等人，女红军蔡畅，刘英，金维映等人，也在这个纵队。红章纵队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员，都是人拉肩抗笨重的机器和破铜烂铁的运输人员，挑夫。光挑子就有3000多副。

    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向陈云交代了任务，派他去第五军团，即后卫军团，担任中央代表。

    贾拓夫带着那块破旧的棉絮被子和饭碗，长余的衣服也没有了。领着秘书，还有一个专门挑文件的战士，带着所有的文件，跟着大队伍，于10月12日晚，从梅坑出发，到达麻地圩，富陂，黄龙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