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这次对越军事援助工作都交给总参谋部具体组织实施。罗瑞卿总参谋长、杨成武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副总参谋长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李天佑则一直负责抓具体工作。他根据中越双方领导人会谈的结果，召集各部门有关人员研究，迅速拟定了援越的初步方案。

    1965年5月25日，李天佑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召集的，各个有关部门参加的援越工作会议。在听取了中国拟派大批工兵和高炮部队出国作战的初步方案之后，周恩来总理做了总结性发言和指示。“这次胡志明主席带来了一个公路图，要我们帮他修12条公路。”“这是个大战斗，要抢时间做出点样子。就由罗总长挂帅，李天佑副总长主持具体工作，计委、经委等有关部门要听调用。”周总理还当即决定，为了统一组织支援越南的工作和统一处理有关援越的涉外事宜，立即由中央、国务院和军队有关部门组成"中央国务院支援越南小组”，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小组成员由外交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物资部、外贸部、经委、计委、对外经委、总政、总后、海军、空军、铁道兵、工程兵、总参作战部、军交部、军务部、装备计划部、通信部、情报部共21个单位的领导干部组成，由杨成武、李天佑任正副组长。另由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刘晓、杨成武、李强、李天佑组成7人领导小组，直接对中央负责，掌握援越的重大方针政策和任务的制定，及任何新增项目的审批事宜。这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级的，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中枢。

    至此，中国军队全面介入对越南的援助，配合国家的经济援助，在军事援助方面全力以赴。

    这次集中援越项目主要是在越南北方修建和改建1000多公里的铁路公路；修建数以百计的涵洞、桥梁及附属设施；修建坑道工事为骨干的永久性防御工程；修建现代化机场和飞机洞库；架设数百公里的通信线路。另一项重大任务就是，为掩护我铁道兵和工程兵部队施工，及保卫重要战略交通要道，我高炮部队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军空袭的防空作战行动。这是继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又一次直接面对面的，硬碰硬的战争行动，将让美国军队再次领教中国军队勇敢顽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当然，所有这一切行动都是在一种秘而不宣的状态中进行。双方心知肚明，暗地里较劲。

    由于杨成武副总参谋长需要经常参加军委办公，其它工作繁忙，军队援越任务的具体组织和日常工作就由李天佑副总参谋长主持。

    1965年5月26日，李天佑与来访的越南交通运输代表团会谈，签署了中国帮助越南修建12条公路（后改为7条）的议定书。

    1965年6月20日，李天佑在北京三座门主持召开了一个全面落实援越项目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工程兵、铁道兵、沈阳军区、广州军区、昆明军区和总参谋部具体职能部门的领导。会上，李天佑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宣读了中越两国签署的《中国援助越南修建公路的协定和协议书》，商议了援助工作的具体事宜，通过了总参制定的援助方案。会议还决定，立即组成70余人的代表团赴越，进行现场勘察，以便进行工程设计、兵力部署和工程材料与经费的筹措工作。

    在代表团赴越勘察期间，李天佑按照军委决定，主持组建了3个工程支队、2个高炮师和1个高炮加强团，并令他们向中越边境集结。后来，根据情况变化，又组建了3个支队和修筑公路指挥部。

    从1965年6月到10月，我援越的铁道兵、工程兵、高射炮兵8万大军，先后从各个口岸秘密越过国境线，开向指定地域。我军指战员们身穿越军服装，携带当时我军最好的武器装备，义无反顾地奔向抗美援越的战场。

我高炮部队守卫着越南北宁市交通要道

    但是，在这场大规模援越抗美的作战行动中，也难免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1965年秋，越南向我国提出帮助解决苏联和东欧各国援越物资从我国过境运输的问题。当时，中苏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棘手。李天佑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多次召开援越领导小组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最终我们拒绝了为苏联军机单独开辟空中走廊和借用昆明机场建立空军基地等有损国家主权的行为，但是同意苏方通过铁路进行运输，在我国境内由我方派出部队押运的方式。为保证援越物资运输的隐蔽、保密、安全和快速，李天佑亲自带领军交部副部长、援越办公室主任徐斌等同志，从北京出发，乘火车走京广线、湘桂线，南下至友谊关，对沿途需要停车、加水、休息等重要地点，特别是对广西凭祥口岸进行了实地勘察，并作了具体指示和详细交代。在李天佑周密安排和精心筹划下，经过参加这项工作的全体同志的努力，确保了苏联过境物资安全顺利地运抵目的地。尽管我们做了这么多保障工作，但由于中、苏之间强烈的敌对和猜疑，文革混乱局面对援越工作的干扰，双方工作中产生了不少矛盾。苏联经常不按计划发货，造成我方工作被动，反而指责中国延误他们对越的援助运输。这给中、苏、越三国关系带来了很多麻烦。

    从1965年6月中国军队出兵越南至1973年8月撤回的这几年期间，我们派出兵力共32万余人，在1967年援越部队最多时达到17万余人，各兵种有30多个团在越南。部队的轮换和援越物资的运输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工作。李天佑将军坐镇北京，需要时时刻刻地关注和处理各种有关问题。

    例如，我高炮一师轮换时路过北京，李天佑专门到丰台火车站接见了师、团领导干部和模范指战员300多人，勉励他们奔赴前线，勇敢作战，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高炮七十师入越轮战时，李天佑将军特别指示他们：“野战高炮七十师入越轮战在国内的行动准备、开进、集结的时间要按战时标准，力争缩短，以利培养部队的战斗作风”。

    我们不仅要将援助物资运到越南北方，而且还要运到越南南方，这更是一个重大难题。李天佑一是指示总参作战部和广州军区等单位，派出干部秘密到境外，深入勘察胡志明小道，寻找陆上解决的办法;二是开辟海南岛经柬埔寨运到越南南方的船运通道; 另外也曾试过将大米装入大塑料袋中，通过海上潮汐，从我国海南岛外海漂流到越南南方的办法。为此，他曾专门在三座门召集总后有关部门开会研究，亲自检查他们送来的塑料袋样品。后来实践证明，胡志明小道和海运成功地成为援助越南南方的主要通道，海上漂流则因为不稳定，且易被敌机发现击沉海中，不久就放弃了。

    当然，我军也从援越抗美行动中获得了很多宝贵的战争经验。1966年，越军就将缴获的美军新型响尾蛇导弹交给我方研究。1967年后，李天佑将军多次组织我军学习组去越南考察战争经验。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万年将军曾回忆说，他1968年任广州军区作战部副部长时，受命参加越南南方溪山战役考察组，5月15日在北京受到李天佑副总参谋长的接见。李天佑将军要求他们，“你们这个组首先是参战，其次才是考察。大家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在他们年底回国后，李天佑将军在三座门招待所又代表周总理看望他们，并对他们写的《学习越南人民军溪山战役经验的报告》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另外在援越物资运输受到文革造反派的干扰和破坏，在中、苏发生重大运输的矛盾、在越军飞机转场我云南祥云机场和广西宁明机场等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上，李天佑将军不顾身体疾病重重，夜以继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协助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完成了大量具体的援越指挥工作。

    在李天佑将军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我军各主管部门优秀的高级将领参与这项工作。其中有军事交通部副部长徐斌、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副部长王德、装备计划部部长封永顺、副部长苑化冰等。他们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形成了一个上下高效运转、协调一致的战斗集体。

    在这期间，我援越工程部队全面高质量地完成了越南向我们提出的工程援建项目；我军还无偿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各种器材，包括米格17、米格19等各类飞机170架、坦克500辆、火炮3.7万门、舰船140艘等重型装备，甚至是我军都没有来得及装备的优质武器都给了越南；在防空作战方面，我高炮部队对敌作战2153次，击落美军战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虏美军飞行员42名。

    笔者曾于1967年6月住在保定38军军部招待所，半夜被38军炮兵主任陈锦渡叫了起来，说是到在河北保定火车站欢迎秘密回国的第38军军直高炮营。该营在越南轮战7个月就击落美军飞机94架，击伤76架，生俘敌飞行员16名。笔者回京后特向38军的老军长李天佑展示了第38军参战官兵用美机残骸做的小礼物。

我38军高炮部队俘虏的美军飞行员

    总之，在这5年里，我军取得了辉煌战绩，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空中强盗，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

    李天佑将军作为我军的高级将领，在1950年至1970年，这20年的对越军事援助期间，自始至终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这项异常艰巨和复杂的工作，对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行径和发展中越人民的战斗友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