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钱振标前往张家口报到的第二天,便投入了工作。他与先期到达的宣侠父一起,利用刚成立不久的军中俱乐部这块阵地,开办图书室,开办训练班,分批组织冯玉祥总司令部卫队旅的官兵演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大张旗鼓地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对广大官兵进行启蒙教育,使国民革命军的官兵深受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的教育,增强了爱国思想和革命热情。钱振标和宣侠父还活跃在部队的基层,与官兵一起开展教唱革命歌曲活动,开展打篮球等文体活动,使国民军的精神面貌和士气大为改变,“革命军队”的形象在张家口树立起来。钱振标和宣侠父,利用冯玉祥对共产党人在军内活动的“不限制”,广泛接触国民军中上层军官,与他们一起参加冯玉祥开办的营以上军官轮训班,先后结识了孙良诚、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等高级将领,不同程度地影响和转变了他们的革命立场。吉鸿昌后来成为著名爱国将领、民族英雄被载入中国革命史册,应该与这一时期接受共产党人的引领教育密不可分。
(4)受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委派,前往张家口国民军总部工作的共产党员有七八个。在这个团队中,宣侠父和钱振标是实际上的负责人。他们在国民军总部的出色工作,得到了冯玉祥的赞赏。有一天,李大钊赴张家口与冯玉祥会晤和参加会议,听到了对钱振标、宣侠父俩人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李大钊勉励他们,要进一步利用国共合作有利形势,进一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左派力量,充分发挥中共在国民革命活动中的先进积极作用,推动和发展革命运动广泛深入的开展。钱振标和宣侠父再次聆听了中共北方党组织最高领导的教导和指示,倍感鼓舞。他们向李大钊表示,一定要做好党交给的工作,更加出色地完成好任务。宣侠父、钱振标的活动,开创了共产党在国民军中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5)1925年8月,冯玉祥接受李大钊的建议,委派钱振标、宣侠父、贾宗周、邱纪明、李印平等共产党人前往包头,加入即将西征甘肃的以刘郁芬为师长的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开展政治宣传工作。临行前,李大钊还特别要求他们在西北地区伺机建立党的组织。
(6)冯玉祥指令刘郁芬的这次“西征”,是甘肃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1925年3月,原任甘肃督军陆洪涛因中风偏瘫提出辞呈;7月,北洋政府为解除后顾之忧,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办,以达到既名正言顺地将屯军张家口一带的冯玉祥部引开,又在甘肃为冯玉祥预先制造矛盾的“一石二鸟的”目的。(因为当时甘肃省有拥兵自重的8大镇守使,他们都觊觎甘肃督办这个肥缺,谁知花落冯玉祥之手,自然心存怨恨)。1925年9月,冯玉祥任命刘郁芬为国民军入甘总指挥,代行甘肃军务督办职务,开启了千里大远征之旅。刘郁芬率师从包头出发,过五原、往磴口、走银川,一路辗转向兰州。
(7)1925年9月中旬,钱振标、宣侠父等向刘郁芬报到工作随师部行动。他们利用冯玉祥给予的在国民军的合法身份,在行军途中广泛接触各族各界人士,多方面了解到西北地区政治形势和民情习俗。每到一处驻地,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向当地军民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的主张,争取各族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在五原,钱振标、宣侠父了解到当地的“哥老会”势力较大,就有针对性地写了一份“告哥老会书”,印制成传单到街头上散发,并组织群众大会进行演讲。通过正面宣传,使五原“哥老会”解除了对国民军的戒备和敌对情绪,使五原的群众对国民军的态度由冷变热。
部队到达平罗县城后,钱振标和宣侠父顾不得休整,马上起草印发“告民众书”,向广大群众宣传鼓动,灌输新思想、新文化、新主义。就在钱振标等人正在大街上散发传单时,出现了一辆骡拉的轿车,车内坐着平罗县知事,车后紧跟着一群穿着奇异短褂、前后缀着“亲兵”字样的兵勇。钱振标听到了街上行人在嘲笑这群“复辟狂”,便趁机做起宣传工作。他站在显著的位置,大声说,“骡子拉的是一口棺材,里面装着一具腐臭的僵尸!”“父老乡亲们,封建皇帝的时代已经寿终正寝14年了,中华民国已经建立,民主共和新时代已经来到了!”这些新鲜的言辞,激起了在场听众的热烈反响。
在宁夏府城(今银川),钱振标、宣侠父还以刘郁芬总指挥的名义,向省立第五中学和第八师范学校捐赠了一批图书,帮助学校建立图书馆,让鲁迅、蒋光慈、钱杏邨、高语罕的作品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进入校园,在广大师生中传阅和散播。
(8)由于钱振标、宣侠父等大力开展政治宣传工作,使刘郁芬率领的西征大军一路上避免了与地方帮会、地方势力发生大的冲突和摩擦事件。大量细致的群众工作,为大部队行军就地筹粮、安营扎塞提供了便利,减少了扰民矛盾。1925年10月下旬,经过43天、3000多里的长途行军,钱振标、宣侠父与大部队一起抵达兰州。
(9)钱振标、宣侠父随刘郁芬师部进驻甘肃督署。他俩被安排在督署后花园的一处房内住宿。放下行装,钱振标、宣侠父与卫兵们一起打理督署环境,扫除封建时代官衙戒备森严的气象,收拾那些歌功颂德的匾额,收走各种刀矛剑戟,面貌焕然一新。
(10)1925年11月,刘郁芬委派宣侠父、钱振标和国民党左派延国符,负责师部和督办公署的政治宣传工作。他们利用冯玉祥、刘郁芬给予的合法身份和特殊平台,公开进行宣传教育活动,开设了军事、政治、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史等课程。在刘郁芬举办的军官教导团、学兵队、政治人员训练研究所等培训中,钱振标和宣侠父担任政治教员,宣讲《新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华史》《国民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宣传形势,讲解知识,提高思想觉悟。他们还帮助建立了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为国民军积极投身国民革命奠定思想基础,开创了甘肃国民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11)在驻甘督署这个平台上,钱振标、宣侠父还把工作渗透到帮助甘肃省府实行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政策措施中:如改组兰州福音堂为中华基督教会;驱逐洋员,收回甘肃盐务和邮政管理权;解散地主豪绅把持的省议会;提倡科学种植,发展农业生产;发展教育,举办社会福利事业;创办报刊,开展革命宣传教育,等等。
(12)1926年,以崑田山为代表人物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国民党甘肃省和兰州市党部内,培养亲信,培植党羽,企图篡夺省党部、兰州市党部的领导权;多次唆使何明远,在兰州教育界排挤、驱逐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明目张胆地破坏国共合作局面;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斗争白热化。钱振标、宣侠父和国民党左派延国符,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西北宣传特派员身份,整顿国民党甘肃省党务,团结和支持国民党左派,建立各级党的基层组织,举办政治人员训练所,宣传和组织群众,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
(13)针对甘肃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驶,钱振标、宣侠父在中共甘肃特支会议上提出,要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予以坚决反击”,挫败以田崑山为首的右派势力,决定由钱振标领导和组织一场与国民党右派分裂的斗争——1927年2月4日,甘肃省党部在“皖江会馆”召开“国民党联谊会”,前来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员,左、右阵线分明,剑拔弩张。钱振标和国民党左派延国符等同志,按事先谋划的步骤,向在场的田崑山等发起主动进攻,公开揭露田昆山“思想右倾、挑拨离间、勾结军阀”三大罪状,并严正要求田山崑等人交出省党部印信和党款。当几个国民党右派骨干分子跳将起来进行反扑争辩时,市一中教师、中共党员王陶和符延国等国民党左派毫不留情地进行反驳。几个左派国民党员围住欲逃离会场的田山崑,不让他脱身。钱振标见时机成熟,宣布召开党务工作会议,经过民主选举,改组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中共党员王陶、钱振标、李印平、邱纪民、韩先惠、阎可选,及国民党左派符延国、丁益三等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这场“夺权”斗争,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大多数进入省党部领导层,掌握了甘肃省党部的领导权,使国民党在甘肃的工作由秘密转为公开。
(14)1926年9月,冯玉祥授予钱振标国民联军少将军衔,指令他赶赴陕西榆林,说服“榆林王”井岳秀拥护北伐革命。井岳秀是辛亥革命著名领导人井勿幕的兄长,早年与张作霖是拜把兄弟。1917年被黎元洪任命为陕西镇守使;1922年12月,在榆林冒险收容撤至陕北的靖国军杨虎城部,力拒北洋政府的通缉;1923年被吴佩学改编为陕西陆军第1师,任西北联军总司令。井岳秀驻防陕北20多年,积极主动与陕、晋、绥、宁、甘的邻军及伊盟王公搞好关系,很少与四邻发生过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避免了陕北人民遭受兵刃之祸。同时,井岳秀还尽其所能为陕北的现代教育、工商业的建立和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井岳秀声援孙中山的南方革命,同意就任陕北国民军总司令。
井岳秀这个特殊人物,是中共北方地委和李大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对象。随着北伐革命形势的发展,策动井岳秀积极响应冯玉祥“五原誓师”后实施“固甘援陕、联晋图”的战略方针,成为党的重点工作。可以推断,此番钱振标挂少将军衔赴榆林晋见井岳秀,应该是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和冯玉祥的共同决定,足见这份使命的份量。
钱振标到榆林晋见井岳秀,不卑不亢、恭敬有加,申明大义、言辞恳切,使井岳秀大为感动,表示愿意顺应革命大势,拥戴冯玉祥国民联军。正是李大钊、冯玉祥的谋略和钱振标的推动,在国民联军马鸿逵部由甘东进、方振武部由绥远五原西进、于右任部由榆林南下,会师咸阳大败“镇嵩军”、解杨虎城西安之围,进而占领潼关将刘镇华赶出陕西,冯玉祥国民联军总司令部进入西安等稳定西北局势的军事对决中,“榆林王”井岳秀起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1927年1月,井岳秀被任命为整编后的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九路军总司令,率部参加了北伐战争。(1933年,井岳秀应杨虎城和省主席邵力子的邀请到西安,杨虎城在欢迎大会上说:“没有井师长的全力支援,就没有十七路军的今天。”1935年冬,杨虎城、张学良赴榆林与井岳秀商讨抗日大计,并定于1936年正月十五再次密谈,不料,井岳秀将军在正月初八突然去世。)
(15)甘肃(兰州)国民党右派不甘心“皖江事件”失败。田山崑的右派言论和反革命活动,不是孤立的,他的上线,可以连缀到国民党中央及其部门。田崑山竭力歪曲“皖江事件”真相,掩盖反动右派事实,一面利用他的上层关系向冯玉祥施压;一面借助兰州军警秘密逮捕了钱振标和符延国,并被“押解西安”。
综上所述,钱振标不愧为李大钊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忠实践行者:第一,对冯玉祥国民军开展统战工作,是中共北方区委做出的重大决策。第二,中共上海区委派出“赴北支部”,是中央采纳李大钊建议后的重大部署。第三,挑选钱振标进入国民军西征兰州,是李大钊亲自点将。第四,冯玉祥指派钱振标、宣侠父担负国民军刘郁芬师政治宣传之职。第五,钱振标在兰州等地壮大了国民党左派力量,发展了国民革命形势。第六,钱振标挂少将衔赴榆林,成功说服“榆林王”井岳秀响应北伐。第七,钱振标、宣侠父开创了探索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先河,为中共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建立工农武装进行了有益探索。
钱振标,1924年7月在上海由毛泽东、胡汉民介绍,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的中国国民党。1925年4月在丹阳由恽代英、侯绍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钱振标受中共江苏省委选派参加“赴北支部”到北京工作。1925年10月,受中共北方执行委员会负责人李大钊指派,进入冯玉祥国民军刘郁芬师担任部队政治工作,远征甘肃。1926年冬,兰州国民党右派田崑山指控钱振标制造“皖江事件”,抓捕钱振标并押解西安,后由中共西北党的负责人刘伯坚营救获释。1927年“4·12”事件后,钱振标接受党组织的指令撤离西安。
钱振标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结束为期3年的国民革命工作后回到江苏;又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踏上了土地革命新阶段的新征程。
1927年10月,钱振标接受江苏省委的指示组建中共江阴县委并担任县委书记。1928年担任江苏省委候补委员、京沪特委军委书记、江阴农民军司令,在王若飞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沪宁线14个县的武装斗争;不幸被捕后于11月25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枪杀于江阴,时年34岁。全国解放后,钱振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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