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6日，肩负重任的汪锋离开了红军总部，红军战士把他送出根据地。汪锋化装成商人在“向导”的引领下跋山涉水。过了泾河的政平渡口，一进入长武县就遇上麻烦，遇到了当地的便衣队，便衣队把他们当作走私烟土的客商，想捞些外快，搜出了三封信，竟然是共匪领袖毛泽东写给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主任的信，便衣们顿时傻了眼。汪锋机智地摆出一副国民党大员的神气，大声斥问：“你们是谁派来的？怎么这样乱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没有好结果！”

    便衣们慌了神，忙说：“我们是长武县政府派来的，就在附近的镇公所供职。”汪锋从和便衣队的对话中，了解了长武县的情况，知道了长武县县长叫党伯弧。他们虽然不曾谋面，但知道他是合阳人，上海交大毕业，是十七路军的人才，其父党晴楚是杨虎城的好友，他们父子都是杨将军的人。汪锋心中有数了，理直气壮地告诉便衣们：“我是十七路军的高级情报人员，是杨将军派来搜集情报的。”他唬住了便衣们迫使他们还给了那三封信，为了安全他打定主意去会一会那位国民党的长武县县长。就这样汪锋在便衣们的“帮助”下，由党县长出城迎接进入县城，躲过了长武县国民党士兵的检查，他顺理成章地被党县长安全地用汽车护送到西安。

    1935年12月20日，汪锋有惊无险地来到西安，他被杨虎城以客人的身份，安排到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的看守所“软禁”。这期间，杨虎城与汪锋进行了三次秘密谈话。第一次是礼节性的，他把三封信交给杨将军并传达了毛主席的问候；第二次是实质性的会谈；第三次杨告诉汪锋，因时局敏感他自己不能再与汪锋多谈，指定他的机要秘书共产党员王菊人继续与汪锋详谈。杨说，事情谈完之后，有一位老朋友请汪锋带回陕北。

    汪锋初到时，杨虎城还不清楚他的真正身份，甚至担心是国民党特务的欺诈或试探。为此，他派人前往天津寻找南汉宸，证实了汪锋是毛泽东派来的人，才一步步相信了汪锋。在第二次与汪锋的会谈中，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三个问题，这些都是他在多年与红军交往过程中遇到的难以释怀的问题，如：为什么红四方军与他签订互不侵犯的协议后，还要在汉中伏击他的警备旅？红二十五军为什么要杀他的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这些看似尖锐的问题，其实早已在周副主席与汪锋的预料之中。所以，汪锋的解释和回答都是胸有成竹的。汪锋的坦诚和共产党的主张一步步打消了杨将军的顾虑，使误会终于得到了消除。

    汪锋三次与杨虎城的谈话都在西安新城的止园杨公馆内，在这里，他还秘密会见了杜斌丞先生。他与杨虎城就双方联合抗日的问题达成了几条意向性的协议，为后来的谈判铺平了道路。汪锋作为毛泽东的密使，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1936年2月中旬汪锋回到了苏区。同时，他带回的杨虎城的朋友，竟然也是自己的战友，我党北方局军委的负责人王世英。

    十个月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十年的内战终于结束了，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顺利地形成。汪锋作为毛泽东的密使为“西安事变”拉开了前奏。

    “今朝策马过秦岭，明日挥戈战汉川”，“纵横千里中州地，奔走十天西豫山”。汪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解放后，汪锋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书记、甘肃省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毛泽东、周恩来、刘志丹、习仲勋、汪锋、杨虎城、杜斌丞这一时期的历史伟人，已经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永远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宝库中熠熠生辉。他们为我们耸立起一座魅力永存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