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冯玉祥授予钱振标少将军衔

    冯玉祥是握有重兵的一方诸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参加滦州起义；1921年7月任陕西督军；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将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5年春，冯玉祥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赴察哈尔张家口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西北军)；这年8月，兼任甘肃军务督办。在这一时期，冯玉祥接受李大钊、刘伯坚等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顾问的影响，积极参与和支持北伐，并做出向苏联派遣一批年轻军官留学的决定，在部队建立各种军事学校，公开允许国民党左派力量和中共在军中开展各种活动。1926年1月，冯玉祥在奉、直系军阀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赴苏联考察；5月，冯玉祥参加国民党。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经李大钊三次电请，冯玉祥回国，慨然接受李大钊建议的“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率西北军出潼关参加北伐。

    钱振标前往张家口报到的第二天，便投入了工作。他与先期到达的共产党员宣侠父一起，遵照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利用刚成立不久的军中俱乐部这块阵地，开办图书室，开办训练班，分批组织冯玉祥总司令部卫队旅的官兵演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大张旗鼓地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对广大官兵进行启蒙教育，使国民革命军的官兵深受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的教育，增强了爱国思想和革命热情。钱振标和宣侠父还活跃在部队的基层，与官兵一起开展教唱革命歌曲活动，开展打篮球等文体活动，使国民军的精神面貌和士气大为改变，“革命军队”的形象在张家口树立起来。钱振标和宣侠父，利用冯玉祥对共产党人在军内活动的“不限制”，广泛接触国民军中上层军官，与他们一起参加冯玉祥开办的营以上军官轮训班，先后结识了孙良诚、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等高级将领，不同程度地影响和转变了他们的革命立场。吉鸿昌后来成为著名爱国将领、民族英雄被载入中国革命史册，应该与这一时期接受共产党人的引领教育密不可分。

    受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委派，前往张家口国民军总部工作的同志有七八个。在这个秘密的团队中，宣侠父和钱振标是实际上的负责人。他们在国民军总部的出色工作，得到了冯玉祥的赞赏和李大钊  的充分肯定。宣侠父、钱振标的活动，开创了共产党在国民军中政治工作的新局面。李大钊勉励他们，要进一步利用国共合作有利形势，进一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左派力量，充分发挥中共在国民革命活动中的先进积极作用，推动和发展革命运动广泛深入的开展。钱振标和宣侠父再次聆听了中共北方党组织最高领导的教导和指示，倍感鼓舞。他们向李大钊表示，一定要做好党交给的工作，更加出色地完成好任务。

    1925年8月，冯玉祥接受李大钊的建议，委派钱振标、宣侠父、贾宗周、邱纪明、李印平等共产党人前往包头，加入即将西征甘肃的以刘郁芬为师长的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开展政治宣传工作。临行前，李大钊还特别要求他们在西北地区筹划建立党的组织。

    冯玉祥指令刘郁芬的这次“西征”，刘郁芬率师从包头出发，过五原、往磴口、走银川，一路辗转向兰州，这就是甘肃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引发国民军入甘的起因，是甘肃政坛发生的巨变——1925年3月，原任甘肃督军陆洪涛中风偏瘫，7月，陆向北洋政府提出辞呈。为解除后顾之忧，北洋政府施出一石二鸟之计，将屯军张家口一带的冯玉祥部引开，任命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办，以达到既名正言顺地引走冯玉祥、又在甘肃为冯玉祥预先制造矛盾的目的。因为当时甘肃省有八大镇守使，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出任甘肃督办，谁知花落冯手，自然心存怨恨。1925年9月，冯玉祥任命刘郁芬为国民军入甘总指挥，代行甘肃军务督办职务，开启了千里大远征之旅。中共北方地区负责人李大钊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做出了派遣上述党内同志到刘郁芬部开展工作和伺机在西北建立党组织的重大决定。

    钱振标、宣侠父等向刘郁芬报到工作后，即于9月中旬随师部行动。他们利用冯玉祥给予的在国民军的合法身份，在行军途中广泛接触各族各界人士，多方面了解到西北地区政治形势和民情习俗。每到一处驻地，钱振标、宣侠父就忙着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向当地军民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的主张，争取各族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在五原，钱振标、宣侠父了解到当地的“哥老会”势力较大，就有针对性地写了一份“告哥老会书”，印制成传单到街头上散发，并组织群众大会进行演讲。通过正面宣传，使五原“哥老会”解除了对国民军的戒备和敌对情绪，使五原的群众对国民军的态度由冷变热。部队到达平罗县城后，钱振标和宣侠父顾不得休整片刻，马上起草印发“告民众书”，向广大群众宣传鼓动，灌输新思想、新文化、新主义。就在钱振标等人正在大街上散发传单时，出现了一辆骡拉的轿车，车内坐着平罗县知事，车后紧跟着一群穿着奇异短褂、前后缀着“亲兵”字样的兵勇。钱振标听到了街上行人在嘲笑这群“复辟狂”，便趁机做起宣传工作。他站在显著的位置，大声说，“骡子拉的是一口棺材，里面装着一具腐臭的僵尸！”“父老乡亲们，封建皇帝的时代已经寿终正寝14年了，中华民国已经建立，民主共和新时代已经来到了！”这些新鲜的言辞，激起了在场听众的热烈反响。在宁夏府城（今银川），钱振标、宣侠父还以刘郁芬总指挥的名义，向省立第五中学和第八师范学校捐赠了一批图书，帮助学校建立图书馆，让鲁迅、蒋光慈、钱杏邨、高语罕的作品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进入校园，在广大师生中传阅和散播。

    由于钱振标、宣侠父等大力开展政治宣传工作，使刘郁芬率领的西征大军一路上避免了与地方帮会、地方势力发生大的冲突和摩擦事件。大量细致的群众工作，为大部队行军就地筹粮、安营扎塞提供了便利，减少了扰民矛盾。经过43天、3000多里的长途行军，1925年10月下旬，钱振标、宣侠父与大部队一起抵达兰州。

    钱振标、宣侠父随刘郁芬师部进驻甘肃督署。他俩被安排在督署后花园的一处房内住宿。屋后是城墙，上城墙能一览无余地眺望黄河北的风光。放下行装，钱振标和宣侠父便投入打理督署环境的工作。他们与卫兵们一起，扫除了大堂上封建时代官衙戒备森严的气象，收拾了歌功颂德的匾额，收走了各种刀矛剑戟。整整忙了十多天，终于把督署大堂收拾干净。从此，他们把这里作为大讲堂的地方，作为宣传形势、讲解知识的地方，开设了军事、政治、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史等课程。

    1925年11月，刘郁芬委派宣侠父、钱振标和国民党左派延国符，负责部队和督办公署的政治宣传工作。此后，他们凭借这个平台，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利用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兰州地区建立中共组织打下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钱振标在国民军的出色工作，得到冯玉祥高度赏识。1926年9月的一天，钱振标被冯玉祥授予国民联军少将军衔，指令赶赴陕西榆林，策动驻陕井岳秀部响应北伐革命。接受新的使命后，钱振标与朝夕相处的革命战友宣侠父道别。他俩漫步在城墙，望着奔流不息的黄河，心里头充满着依依不舍的情感。

    井岳秀是辛亥革命著名领导人井勿幕的兄长、辛亥革命志士、军阀、外号“榆林王”，早年与张作霖是拜把兄弟。1917年被黎元洪任命为陕西镇守使；1922年12月，在榆林冒险收容撤至陕北的靖国军杨虎城部，力拒北洋政府的通缉；1923年被吴佩学改编为陕西陆军第1师，任西北联军总司令。井岳秀驻防陕北20多年，积极主动与陕、晋、绥、宁、甘的邻军及伊盟王公搞好关系，很少与四邻发生过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避免了陕北人民遭受兵刃之祸。同时，井岳秀还尽其所能为陕北的现代教育、工商业的建立和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井岳秀一面声援孙中山的南方革命，一面同意就任陕北国民军总司令。随着北伐革命形势的发展，除了冯玉祥自身的军事战略和政治策略需要外，中共北方地委和李大钊也十分关注井岳秀这个特殊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此番冯玉祥特派少将衔的高级军官钱振标专赴榆林晋见井岳秀，足见这份使命的份量。

    井岳秀虽然称雄一方，但对冯玉祥派来的“特使”钱振标，他还是奉为上宾的。钱振标到榆林晋见井岳秀，事先已经对他的情况作了一些了解。钱振标不卑不亢、恭敬有加、申明大义、言辞恳切，使井岳秀听后大为感动，表示愿意顺应革命大势，积极响应北伐。由于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加上钱振标的工作做到了家，井岳秀终于在北伐胜利进军形势的推动下，派兵解围西安后，于1927年1月被任命为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九路军总司令。（1933年，井岳秀应杨虎城和省主席邵力子的邀请到西安，杨虎城在欢迎大会上说:“没有井师长的全力支援，就没有十七路军的今天。”）

    钱振标领少将衔，赴榆林圆满完成促成井岳秀响应北伐的重大使命，在返程兰州途经宁夏时，还收获了李大钊交给的一项更特殊的政治任务——成功建立宁夏中共党组织。

    五、中共北方区委指示钱振标在甘肃宁夏建党

    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关于“在西北地区建党”的指示，是在选派钱振标、宣侠父等骨干，随冯玉祥的国民军刘郁芬部西征时，同时下达的。

    1925年10月，钱振标、宣侠父随军到达西北重镇兰州。他们利用国民党特派员和负责甘肃督署、刘郁芬部宣传工作的有利条件、有利时机，很快与先期回到兰州的共产党员张一悟接上组织关系。张一悟是陕西榆中人，1918年在北平与李大钊相识；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后经李大钊推荐到武汉高等师范继续求学，与恽代英结识；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随后回兰州从事革命活动。张一悟只身回到兰州后，苦于缺少党的影响，党的组织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国共合作以来，如何推动和跟进兰州乃至整个甘肃地区国民革命的形势，发展壮大共产党的力量、扩大在甘肃人民群众中的影响，等等，张一悟急盼着上级党组织的具体指示。

    钱振标、宣侠父与张一悟见面后，向他传达了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指示精神，传达了此次受党组织的指派到国民军冯玉祥、刘郁芬部工作的重大使命。张一悟终于盼来了上级党组织的消息，终于盼到了在甘肃建党的指令，他感到十分的兴奋和激动。他向钱振标、宣侠父介绍了兰州和甘肃地区的政情、军情、民情，一起分折了在甘肃（兰州）建党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最后他们一致决定，必须坚决执行上级党的指示，必须尽快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必须主动策应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提出的路线、方针，必须积极参与国民革命，把甘肃的民众鼓动起来，形成一支新的革命力量。他们还商定和明确了分头分工开始组建党组织的各项准备工作。

    1925年12月的一天，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诞生。在3人支部中，张一悟任书记，钱振标、宣侠父为委员。中共甘肃特支成立后，把位于道升巷69号的“中外大药房”作为活动据点。这爿大药房，是汉口药店钟繁堂老板委派伙计杜酋康、秦仪贞夫妇到西北兰州开设的分店，租用“兴文社”三间铺面，出售只有大城市才能买到的各种中外西药。在一次宣传活动中，钱振标、宣侠父以江浙老乡关系结识了秦仪贞夫妇，在他俩的启发教育和培养下，秦仪贞很快提高了思想觉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秘密活动据点，秦仪贞以“中外大药房”老板娘——杜太太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帮助特支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张一悟、钱振标、宣侠父等特支领导人经常在她家接头、开会，她承担并出色地完成了人员联络、警戒放哨、信息传递、后勤保障等任务。

    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甘肃特支把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建立广泛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发展作为党的中心任务。钱振标、宣侠父则利用国共两党政治上合作的有利条件和冯玉祥、刘郁芬给予的在国民军中的合法身份和特殊地位，公开进行宣传教育活动，帮助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为国民军积极投身革命奠定思想基础。为了提高国民军的政治思想素质，钱振标和宣侠父亲自担任官兵政治教育的主要教员，在刘郁芬举办的军官教导团、学兵队、政治人员训练研究所等机构中，宣讲新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华史、国民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正是在钱振标、宣侠父等中共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开创了甘肃国民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中共甘肃特支在张一悟、钱振标、宣侠父的领导下，还把党的工作渗透到帮助驻甘督署和甘肃省府实行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政策措施中：如改组兰州福音堂为中华基督教会；驱逐洋员，收回甘肃盐务和邮政管理权；解散地主豪绅把持的省议会；提倡科学种植，发展农业生产；发展教育，举办社会福利事业；创办报刊，开展革命宣传教育，等等。钱振标与宣侠父还认真执行党的决定，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一同发起组织了“藏民文化促进会”，全力支持甘南拉卜楞寺藏族群众反对军阀马麒的正义斗争并取得胜利。

    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和国民军政治部的安排，钱振标、宣侠父以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兰州帮助整理甘肃党务。1926年的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由于内部成份十分复杂，各种力量争斗激烈，以田昆山为代表人物的国民党右派势力抬头，组织涣散落后。这些人都是政治投机分子或反动政客，他们趁机混入国民党内，培养亲信，培植党羽，企图篡夺省党部、兰州市党部的领导权。因此，以共产党员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与以田昆山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钱振标、宣侠父到兰州后，履行帮助国民党整顿和发展党员的使命，建立各级党的基层组织，举办政治人员训练所，在宣传和组织群众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从而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头面人物田昆山及其一伙人的恐慌和不安。                   

    1926年夏秋期间，田昆山多次唆使何明远，在兰州教育界排挤、驱逐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明目张胆地破坏国共合作局面。面对这种倒行逆驶的政情，中共甘肃特支把进一步团结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作为1926年下半年开展革命斗争的重点工作之一。在秘密召开的特支会议上，钱振标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挫败以田昆山为首的右派势力。于是，特支作出决定，由钱振标领导和组织一场“予以坚决反击”国民党右派分裂的斗争——

    1927年2月4日，尽管冰天雪地、寒气十足，但由于国民军入甘带来的气象一新，以及塞外高原特有的春节况味，兰州城厢竟然呈现历史上少有的祥和景象。然而，在“皖江会馆”，却是“窗外寒流滚滚，室内剑拔弩张”：今天，以甘肃省党部名义召开的“国民党联谊会”即将召开，前来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员们，左、中、右阵线分明，谁都怀揣着一种别样的心绪，似乎在等待一场暴风雨的降临，而不是作揖抱拳握手的“联谊”。

    会议在简短的寒喧后，钱振标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符延国等同志，按事先谋划的步骤，向在场的田昆山等辈发起主动进攻，面对面地公开揭露以田昆山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面目，列举了其“思想右倾、挑拨离间、勾结军阀”的三大罪状，并严正要求田昆山等人交出省党部印信和党款。此时，整个会场人声鼎沸，有几个国民党右派骨干分子跳将起来进行反扑争辩。市一中教师、中共党员王陶和符延国等几个国民党左派言正词严，毫不留情地进行反驳。坐在显赫位置的田昆山，被这一阵连番轰炸，搞得手无足措，只见他阴沉的脸一阵煞白一阵黑红。他坐不住了，起身欲离开会场，结果被几个左派国民党围住无法走脱，双方甚至发展到肢体动作。钱振标等见时机成熟，宣布召开党务工作会议，经过民主选举，改组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中共党员王陶、钱振标、李印平、邱纪民、韩先惠、阎可选，及左派国民党符延国、丁益三等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田昆山等终于在一片声讨声中灰溜溜地离开了会馆。这场“夺权”斗争，以共产党员和左派国民党人士占大多数进入省党部领导层，掌握了甘肃省党部的领导权。

    这场被当局和舆论称之为甘肃政坛的“皖江事件”发生后，甘肃兰州的政治生态出现了颇具戏剧性的情形：就在距离甘肃督署“衙门”不远，百来米长的街面上挂着两块“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招牌；而原本位于中街子117号的、以田昆山为首的“旧省党部”，除了少数几个国民党右派死硬分子垂头丧气地进出外，几乎没落到被兰州政坛“唾弃”的地步；而改组后产生的“新省党部”，却门庭若市，呈现一派勃勃生机。

    然而，甘肃（兰州）的国民党右派是不甘心失败的。随着“皖江事件”的人为发酵，中共甘肃特支，特别是钱振标、符延国等骨干分子将面临一场厄难。田昆山的右派言论和反革命活动，不是孤立的，他的上线，可以连缀到国民党中央及其部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新一轮“左右之争”很快显现，明里暗地的一股股逆流正在纠集。田昆山借机竭力歪曲“皖江事件”真相，信口雌黄掩盖反动右派事实，一面利用他的上层关系，向冯玉祥诬告钱振标；一面借助兰州军警秘密逮捕了钱振标和符延国——

    就在“皖江事件”发生不久后，一天晚上，钱振标等几个党内同志正在秦仪贞家中秘商工作。秦仪贞隐蔽在已经关好大门的药店堂层，警惕地瞭望屋外的动静。突然，大街上冲过来一队军警，先把药店围住，又撞门而入直扑内室，逮住钱振标就扬长而去。面对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秦仪贞马上采取特殊方法通报给特支负责人张一悟；紧接着又迅速探明了钱振标被关押的地点。

    钱振标被兰州市反动军警拘押期间，秦仪贞想方设法，借助家住延寿巷的江苏藉妇女张氏及其女儿，每天为钱振标送饭；秦仪贞则机智地利用送饭之机传递特支的指示和狱中信息。

    钱振标被突然拘捕，甘肃督署长官刘郁芬“获悉”后，采取了十分暧昧的姿态。而中共甘肃特支书记张一悟则采取了积极的营救措施；当得知冯玉祥电令甘肃督办刘郁芬将人犯钱振“标押解西安”的信息后，中共甘肃特支启用了应急预案。

    钱振标此去凶吉未卜？

    钱振标在远征大西北的革命生涯中，还亲自策划和组织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成立。那是在1926年9月，钱振标奉冯玉祥之命，领少将军衔赴陕北榆林，游说一方诸侯井岳秀参与国民革命，任务完成由陕返甘，途经宁夏时发生的事件。

    1926年的宁夏，行政区划管辖属于甘肃省，时为朔方道。这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率国民联军入甘援陕，在联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共产党员随先遣部队宣传队进驻宁夏府城（银川）。此时，钱振标正从榆林率领几十名由陕北特委选调去兰州参加政治培训的30多名党员骨干和进步青年路过府城。

    这是钱振标第二次来到府城了。一年前，钱振标、宣侠父随刘郁芬部西征时，曾在府城停留3天；在这几天里，钱振标、宣侠义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向府城民众和各界人士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宣传国民革命军入甘的意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
府城是900年前西夏王赵元昊的首都。此刻，夕阳斜照在城楼，铺上一层壮丽的色彩，高矗的城廓，便凸现出中世纪神秘的伟大和庄严。钱振标带领一队人马到达府城后，即与驻地国民联军政治部衔接了工作联系，设法安顿好大家的食宿。钱振标又通过秘密渠道与国民联军宣传队的中共党员马云堃、《中山日报》社记者编辑贾一中等接上关系，向他们传达了中共北方区委关于组建宁夏党组织的指示，并指导他们一起展开筹建的准备工作。

    9月16日，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正式成立。宁夏特支的组织机构产生了，当时有中共党员6名，由钱振标从陕北带来、欲去兰州参加培训、后报经组织同意留驻城符的中共党员李临铭任特支书记，马云堃负责常务工作。为了便于公开活动，钱振标还参与帮助建立了国民党宁夏县党部，李临铭兼任常务主任。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和国民党宁夏县党部一同在府城鼓楼上办公。鼓楼东北角的房间为李临铭的宿舍，对面的一间房间用麦秸打成地铺，作为过往革命同志的“招待所”。李临铭曾风趣地说：“咱们这儿是挂国民党的牌子，干共产党的正事。”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成立后，在驻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的配合下，做了大量的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建立了工会、农会、商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组织；发动群众利用节日、纪念日集会游行、演讲，宣传国民革命意义，号召群众支援和参加国民革命……为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力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理之火，划破了宁夏的沉沉夜幕，它使灾难深重的宁夏人民在帝国主义势力欺压和封建军阀统治的黑暗中，真正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钱振标在宁夏建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他是中共宁夏第一个党组织的主要策划者和缔造者。

    在临别府城的前夕，钱振标又一次瞻仰了余公馆。这座在府城除了马福祥的将军府以外的第一幢大厦，一年前曾作为西征大军刘郁芬师部的行辕。钱振标迈步走进公馆，来到第二进，驻足在一间房屋前，回想着与宣侠父、随军丁牧师及师部便衣随员一同住宿、生活、工作过的难忘的日子；回想着到后第二天与宣侠父共同起草一份传单，两人因为有一句词句发生疑义，各执己见激起剧烈争辩，两不相让，让随员们恐怕闹翻起架纷纷劝解的情景……，想到这儿，钱振标“扑哧”笑了一下，心里说：你们哪里知晓我与侠父之间的革命友谊呀！在千里行军中，我俩每每为一个问题而发生长时间的争执和辨论，乃至唾沫横飞的丑态和尖刻无比的语调，使旁人惴惴然，惟恐我俩所有的友谊归于决裂。然而，到了辩论终止的时候，我俩似乎都忘却了争辩这事了，总是那么亲密地战斗在一起。我们这种行为，旁人是永远不会深切了解的！

    六、刘伯坚营救钱振标西安获释

    以田昆山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遭到中共甘肃特支、特别是钱振标组织的皖江会馆斗争的沉重打击后，一刻也没有停止他们的阴谋活动。他们一直在伺机反扑：一方面制造反革命舆论，破坏甘肃（兰州）的国民革命局面；一方面指使亲信赶赴河南郑州，向冯玉祥告状，诬蔑钱振标、符延国等“搞乱”甘肃政局。

    冯玉祥接到这些诬告材料后，先是十分“吃惊”，接着非常“恼火”。他电令甘肃督办刘郁芬，撤销了钱振标的职务，责令将钱振标“押解赴陕”，并请令国民党西北政治分会派大员前往兰州，调查甘肃省党部的问题。

    其实，冯玉祥对政治问题的处理，是个极为精细的人物。宣侠父、钱振标等“中共分子” 受李大钊委派到国民军做政治宣传工作，是他首肯的。因为，1925年的民国政治生态十分诡谲，冯玉祥凭他数十年“政治踏浪”的经验，选择了“利大于弊”的指向，做出了迎请共产党员在国民军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追捧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拥护北伐的多种积极姿态，为他的“政治形象”大大加了分。有人评介冯玉祥，是个“吕布式”的人物。但实事求是讲，1926年的冯玉祥，在北伐革命大势推动下，他的五原誓师、易帜换徽，是让国人刮目相看的。眼下到了1927年初，冯玉祥又会如何处理像“钱振标被拘押”这类同样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棘手问题呢？冯玉祥有自己的“冯氏处置法”。

    纵观冯玉祥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段的表演，可以讲与中共关系是时好时差，乃至在1927年“4·12”后国共分裂，被迫向右转，还促成“宁汉合流”。不过，冯玉祥还是守住底线的，他并没有假借“清党”而残杀共产党，而是在腥风血雨的大屠场里保住一小块干净之处。又恰恰，钱振标在兰州出事的时间节点，是在1927年的2月，所以他得悉钱振标“犯上作乱”时，即敏锐地判断又是田昆山这个党根在揽事，而且案情早已上报到国民党右派高层那儿了。于是冯玉祥着实费了一番心思来判断：“哼，钱振标是你冯玉祥派往甘肃的得力干将，案情如此重大，看你怎么处置？”其实，冯玉祥对付田昆山这类政治小丑还是游刃有余的，他很快作出了“撤销钱振标在刘郁芬师及甘肃督署担任的职务，押解来陕”的决定。

    正值冯玉祥沉思之际，他的“高参”刘伯坚来到了办公室。冯玉祥一见刘伯坚到来，招呼就坐，指着桌上的一份材料说了声，“怎么办”？

    刘伯坚何许人？刘伯坚1922年与周恩来、赵世炎共同组建“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共青团），随即转为共产党员；1923年被推选为中共旅莫（莫斯科）支部书记达3年之久。1926年1月，冯玉祥在奉、直军阀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赴苏“考察”；刘伯坚在莫斯科参与接待了这位“落魄”英雄。是年9月，因国内革命形势所需，冯玉祥决计东山再起，特别邀请于右任、刘伯坚、史可轩等一并启程回国。冯玉祥表示要学习苏军的政治工作经验，邀请刘伯坚一起回国，担任他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此刻，冯玉祥询问“怎么办？”刘伯坚莞尔一笑：“想必冯司令已有决断了吧！”

    “不让人省心！”冯玉祥愠怒地说，“看来不严加查办还不行呢！”冯玉祥忽地忧心忡忡起来。“看来，再待在甘肃是不可能了。”冯玉祥自言自语。

    “冯司令，把他调来吧，免得成为别人的眼中钉。”刘伯坚说。

    “撤职查办，押解赴陕。”冯玉祥下了这样的决心。

    冯玉祥在电令甘肃督办刘郁芬撤消钱振标职务和押解西安的同时，还发出了要求国民党西北政治分会派专员前往郑州调查甘肃省党部的问题的指令。

    刘伯坚迅即与中共陕甘区委取得联系，决定趁机派出党员胡廷珍、马凌山、保至善、王孝锡，以帮助整理甘肃党务的公开身份前往甘肃。接着，刘伯坚因势利导，向冯玉祥提出了这个方案，得到冯玉祥的首肯。刘伯坚和中共陕甘区委的这只棋着很高妙：由于宣侠父已于1926年11月被冯玉祥调离甘肃，此次钱振标又“撤职查办押解西安”，中共甘肃特支的领导力量严重受损。几乎是钱振标被“押解离甘”的同时，胡廷珍等4人就以“西北政治委员会特派甘肃省党部党务委员”的公开身份来到了兰州。胡廷珍等肩负中共陕甘区委交付的重大使命，一到兰州，就立即整顿省党部，很快让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重新掌控了领导权。不久后的3月，胡廷珍针对因宣侠父、钱振标缺位，组织不健全，张一悟暴露身份、遭到反动派追捕，党的工作受挫等特殊情况，遵照中共陕甘区委的指令，改组了中共甘肃特支，由胡廷珍任书记，王孝锡任组织委员，马凌山任宣传委员。重建后的中共甘肃特支，很快恢复了活动，并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开展着顽强的斗争。

    钱振标被“押解”到西安后不久，冯玉祥就释放了他。钱振标的“获释”，虽然是他“远征大西北、宣传国民军、尽职合作事、助推革命潮、折服冯玉祥”的必然，更为重要的是刘伯坚在冯玉祥这架“政治天平”上的特殊份量，以及中共陕甘区委乃至中共更高层对钱振标这位特殊人才的器重和刻意营救。

    获释后的钱振标，工作又如何安排呢？刘伯坚和中共陕甘区委已经有了充分的考虑——1927年2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式成立；在中共陕甘区委的帮助下，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冯玉祥国民联军总司令部联合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学院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实际上则完全由中共党员领导，院长刘含初的公开身份是省党部常委，与赵葆华共同主持省党部工作，实际上他和副院长李子洲、教育长徐梦周等都是中共党员。刘伯坚向中山学校负责同志介绍了钱振标，特别得到了教育长徐梦周的赏识。

    当刘伯坚告知钱振标，组织上决定派他到中山学院担任教员时，钱振标紧紧握住了刘伯坚的手！（钱振标与刘伯坚在西安建立的革命友谊，还延续到不久后在江苏开展的革命斗争中。）

    由于“4、12”反革命政变，钱振标参与了学院组织召开的万人大会，声讨国民党新军阀的罪行等重大活动。又由于局势变化，1927年6月中山学院被封闭，钱振标等一大批中共党员被冯玉祥“礼送出境”。

    从此，钱振标结束了两年多的西征革命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