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27日，中革军委下令组建了援西军，即“增援西路军的部队” 。援西军的领导班子是：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真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刘晓（后宋任穷）。

    援西军以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二军、红二十八军和骑兵团组成。其中，红四军、红三十一军也是红四方面军的队伍。

    1937年3月5日，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日夜兼程向西挺进。3月10日左右，部队到达甘肃东部的镇原县（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已率部先期到达）。

    3月13日，刘伯承突然接到了一份党中央的电报。他一看电报内容——西路军业已失败，不敢耽搁，立即下了两道命令：一是“停止前进”，二是“团以上领导集合”。

    在援西军团以上领导的会议上，刘伯承司令员手持电报稿，强忍悲痛地传达并通报有关情况：“……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二点一万人，从甘肃靖远县虎豹口西渡黄河，击溃了马步青骑兵第五师马禄旅的河防部队，节节向前推进……西路军将士英勇进击，连克古浪、永昌、山丹、临泽等城镇，到1937年1月，已打到高台县境。但孤军远征，消耗难以补充，又正逢冬季，给养、被装更为困难，一路上损失颇大……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给敌以重大杀伤，然而自己也损失惨重。1937年1月底，全军仅剩八九千人，退守到祁连山区倪家营子……部队连续苦战，终因弹尽粮绝，于3月中旬失败。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明，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方面军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等高级干部均壮烈牺牲……”

    刘伯承边读边落泪。围坐在四周的近百名团以上军官先是目瞪口呆，随即都嚎啕大哭，悲声四起。

    碧血黄沙，西路悲歌。西路军的故事，是红军历史上的一道伤痕。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及红四方面军总部，奉中央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寻求打通接受苏联援助的国际联络线。后因时局变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终止。

    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计划集中红军主力北上。张国焘为了实现其向大西北退却的计划，轻率地沿河西走廊继续西进。

    11月10日，中革军委基于既成事实,遂决定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正式命名并任命了陈昌浩、徐向前等主要领导干部。

    西路军在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和胡宗南的优势兵力夹击下，虽经全体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但由于环境恶劣，众寡悬殊，给养困难，惨遭大败，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6000多人……

    援西军按照中央总的部署，抽出大批侦察人员，化装身份分赴陇东至河西地区进行搜救。一天，红四军参谋长耿飚带了三个骑兵，在王洼子一带侦察，突然发现了一个穿长袍的“商人”，腋下夹了一把伞，正在向当地老乡问路；走近一看，原来是西路军的总指挥徐向前。他见到骑马的军人，立即向小巷子躲去，耿飚赶紧大喊：“徐总指挥！徐总指挥！”

    徐向前认出了耿飚，叫了声“耿飚”眼泪就下来了……

    援西军的首长和干部们，看到徐向前同志的情景，都心痛得热泪滚流……

    徐向前在援西军司令部经过休息、换装后，被护送回党中央。

    5月下旬，国民党兰州集中营，要将所俘的西路军官兵押送到西安。当时被俘的西路军人员编为两队，一个叫士兵队，约有1200多人，一个叫军官队，约有130多人。由国民党九十八师派了一个营500多人押送。从兰州走了十多天，到了平凉又移交给敌四十三师派一个营押送。他们在平凉途中，看见不少三三两两骑自行车的商人模样的人，来回奔跑在西（安）兰（州）公路上。当他们在路边小铺子小憩喝茶水时，这些人便推着自行车，车子后面绑着个提篮，向他们揽生意了：“喂，老总，买几个锅盔吃吃吧，走路肚子饿得快，很便宜，一角钱十个。”

    奇怪的是他们买锅盔时，你要一个他给两个，甚至还给三个呢。每当递给锅盔时，总是要使个眼色说：“好好看看这是两个……这是三个。”

    他们让每个同志都买了锅盔，才愉快地推着车子走了。被俘的同志偷偷掰开锅盔一看，中间夹着两块钱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落款写着“援西军侦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