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站在新时代倾听共和国花开的声音,回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太伟大的运动,我们会无力表现。不过这也无需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他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他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不做这一木一石呢?!”
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人民共和国的基石,离不开很多默默无闻的革命先辈一木一石累积起来。很巧的是,有一位红色女特工就叫“何妨”的同志,她的革命人生就是“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的真实写照。
14岁参加革命的小女孩
红色特工何妨同志(1923.5.23-2009.6.25)遗像,享年87岁
何妨同志原名何送金,福建省福清县人,越南归侨,1923年5月18日出生,1937年初,参加我党领导的“厦门儿童救亡剧团”,从1942年起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十余年。2005年获得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09年6月25日去世,今年恰好是何妨同志去世十周年。
九十年前,也就是1929年,年仅6岁的何妨同志随父母逃荒到厦门,靠父亲拉黄包车、母亲到大财主家当佣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当时“五口通商”灯红酒绿的厦门,公园、体育场馆、影剧院等公共场所的大门口都悬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小小的何妨同志想不通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不准中国人自由进出?尤其是看到洋鬼子坐父亲拉的黄包车不仅不给钱还常常打骂父亲,她幼小的心里慢慢憎恨起外国列强和财主恶霸,开始种下了“反抗”和“斗争”的种子。
1935年,因能歌善舞,何妨同志开始参加中共厦门工委领导的外围社团——鸽翼剧社,初步接触到张兆汉等共产党人,慢慢知晓了一些革命道理,初步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金门沦陷,她毅然参加由中共厦门工委领导的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的第九工作队(“第九工作队”对外称为“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简称“厦儿团”),担任主要演员之一,随团宣传抗日、募捐义演。
在邓颖超妈妈的怀抱中
1938年广州,中共南分局妇女委员会书记邓颖超接见厦儿团,邓颖超抱着的就是何妨
1938年在广州,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女委员会书记邓颖超同志接见了即将赴南洋一带为中国抗日将士募捐的“厦儿团”的全体孩子们和带队老师,鼓励他们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贡献,邓颖超同志称赞说:“你们小小年纪,就这么热心爱国,真是我们的国宝”。合影留念时,邓颖超同志怀抱的正好是何妨同志。
在“厦儿团”党支部书记张兆汉和党员队长陈轻絮、领队林云涛等同志的悉心培养下,不少团员都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就有林平风同志、沈永时同志、许岱君同志等团员被批准入党。何妨同志因年龄才14岁未获得批准。但“厦儿团”党支部决定对何妨同志“按照党员来使用”。
为了给中国的抗日将士募捐,“厦儿团”先后到了香港、柬埔寨、越南等地区和国家,这批平均年龄才15岁的孩子们,上演了百场演出,深得华侨的支持,募捐到港币15000元、越币150000元和5大卡车的药品、衣物、棉被等等。
1939年,因为中国抗日将士急需药品,“厦儿团”听从党的指示改变了募捐巡演计划提前回国。因为为中国的抗日将士做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厦儿团”的领队老师和全体团员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表彰。
严守纪律的红色女特工
何妨同志在复旦大学先修班结业照,摄于1942年
1940年何妨被“厦儿团”党支部送到复旦大学读“先修班”。毕业后,由于“皖南事变”的缘故,“厦儿团”被迫解散。
何妨同志于1942年参加“陈昌特工组”,于1945年与陈昌结婚,鉴于纪律不许拍婚纱照。此合影是为了陈昌何妨二老合葬墓碑而PS的婚纱照
1942年在广西桂林,18岁的何妨同志参加了“陈昌特工组”,成为中共谍报战线的一名新兵。1945年她与陈昌同志结为革命伴侣。此后,她作为陈昌的夫人和助手,跟随陈昌同志战斗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潜伏在敌人的心脏,以“太太”“夫人”“老板娘”“老师”等多种身份,默默地为党奉献着青春年华。
陈昌同志是个党性很强的共产党员(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入党、1931年参加中央特科),他要求何妨同志:“需要你知道的,我会和你说;不需要你知道的,你不必多问。这是党的地下工作纪律。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守党的机密。”为了保守党的机密,何妨同志断绝了所有的亲情,隐姓埋名地为党工作,她的父母、妹妹都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即使被亲人、甚至“厦儿团”的老战友误解为贪图享乐、背叛革命等,她都从未表明身份。解放后,她也对自己的特工经历守口如瓶,家人问起,她也什么都不说。
何妨同志始终牢记陈昌同志说过的话:“干我们这一行,不当叛徒,坚定地活下去靠什么?依我的经验,当叛徒不是在受酷刑期间,往往是在受刑之前。敌人会先让你看残暴的刑具,看人受刑的惨状,甚至让你陪同他人被假枪毙,就是让你产生恐惧,打掉你心中的信仰,这时你就可能叛党投敌。其实,当你真的被酷刑折磨时,昏死过去就没事了;而且醒后反而会更恨敌人而绝不投降,这样就活下去了,活着就有胜利的希望!”何妨同志后来不幸被捕坐牢,当时还怀着身孕,就是用这种方法战胜恐惧守住党的秘密的。
1946年转到重庆做地下工作时,何妨同志再次要求入党,但因“陈昌特工组”直属中央首长的单线领导,不能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的关系”,陈昌同志这时又与中央军委只有工作关系、无党的关系,所以她根本无法入党。特由张黎群同志批准,跟随陈昌同志到川东一带开展地下工作。
1949年重庆解放后,何妨同志在重庆市公安局任“精字20号小组”的特工,以“老板娘”等身份,和陈昌同志一起为破获蒋介石潜伏在重庆的敌特组织和匪特,一举消灭蒋匪地下武装“中国平民革命党”和“中国反共救国军”作出重要贡献,获得重庆市公安局领导好评。
历尽坎坷、初心不改
1952年,因受丈夫陈昌同志冤案的株连,何妨同志被重庆市公安局无辜除名。失去工作的她,身怀即将分娩的孩子,只好去给人家洗衣服,还让大女儿陈世英到街上捡破烂,才勉强为生。但孩子出生不久后就患病故去。祸不单行,她的父亲也病故了,何妨同志甚至无钱回老家为父亲奔丧。
何妨同志通过护士集训班的毕业照,摄于四川重庆,1953年
1953年,何妨同志以归国华侨的身份参加了3个月的“护士集训班”。从此,开始在共和国的白衣战线上默默地工作。1960年,其夫陈昌同志含冤去世。谢世前陈昌叮嘱何妨:“我的‘问题’一定能搞清楚!我走后你不要埋怨党,你年轻漂亮最好改嫁吧,但一定要把我们的孩子养大,把他们培养成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
陈伟光和外婆何黄氏留下的唯一全家福
何妨同志始终坚信自己的丈夫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一直为丈夫伸冤奔波了22年。她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爱情,绝不改嫁,克服各种困难,独自抚养大三个孩子(陈世英、陈伟光、陈龙狮)。“文革”期间,何妨被关进“牛棚”,无人看管的两个儿子悄悄到大渡河边玩耍,二儿子陈伟光不幸淹死在大渡河里。何妨一夜间满头黑发变成花白,这时她才44岁!
何妨同志率领孩孙们参加“陈昌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摄于四川乐山,1981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陈昌同志的平反昭雪,何妨同志也平反了。此时,何妨同志已到退休年龄,但她依然要求在工作第一线的门诊部大厅义务为患者服务,获得许多患者的好评。晚年的何妨同志常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鼓励自己:“命运曾经要摧毁我,使我掉队。但是,我说绝不投降,继续前进,必须得胜。正因为我周围有党给予我温暖的抚爱,我正兴高采烈地迎接生活---迎接这重新归队的生活。所以,我愿意把我的一切、甚至生命都献给党,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要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
1983年,何妨同志看到小儿子陈龙狮攻读“刊授党校”。一直期盼入党的她,渴望上党校,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她说:“我虽然不能在组织上入党,但我可以实现‘理论上入党’”。60花甲的她报名参加了党校的函授学习。这一年的国庆节时,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追求一生的组织上入党的夙愿。何妨同志曾说;这是她最幸福的一年!
何妨同志14岁参加革命,19岁成为“陈昌特工组”成员,解放后蒙冤30载,从37岁起寡居近50年。她和陈昌共生育了五个孩子,但为革命事业失去了三位骨肉,60花甲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本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历经坎坷从无怨言。她经常教育子女说:“解放前,我和你们的父亲是提着脑袋闹革命的。我们是蒙受了不少委屈,也让你们受到了株连,吃了不少苦,我和你爸爸对不起你们。但是,这些苦难与牺牲的老战友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我们中国革命是跨越式发展,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难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革命者不去解决、不去承担这些问题带来的痛苦,谁去解决、谁去承担?!”
陈昌和何妨二位忠诚的老党员的骨灰盒上双双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二老长眠在党的怀抱里继续她俩革命爱情
儿媳刘若琴、孙女陈彦宏为陈昌何妨刻墓碑
2009年7月1日阴阳相隔50年的陈昌和何妨,这对患难革命伉俪终于团聚在九泉之下
陈昌何妨合葬前与儿子陈龙狮女儿陈世英的最后一张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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